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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天生都具有提问的能力，然而这一能力的高低却因人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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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知识的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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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心理学家多罗西娅·麦卡锡（Dorothea McCarthy）在明尼阿波里斯市研究了140名年纪在18到54个月的儿童。她记录下了每个孩子对研究者说出的前50句话，结果她发现，上层社会家庭的孩子比底层社会家庭的孩子会提更多的问题。这种阶层带来的差异从孩子2岁就开始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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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研究者芭芭拉·蒂泽德（Barbara Tizard）和马丁·休斯（Martin Hughes）在1984年所做的一项实验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们记录了许多4岁女孩在家与母亲之间的对话，同样发现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在谈话内容中问问题的比例高于工薪阶层家庭的孩子。并且，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尤其喜欢问由好奇心引发的问题，例如关于 “如何”和“为什么”的问题。他们还更有可能让自己的母亲参与到被研究者命名为“知识搜索的通路”的实验当中，实验者会问一系列有关联的问题，每个问题都是由另一个问题推导而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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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泽德和休斯记录下了一些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与父母之间具有独到严谨性的对话。4岁小女孩罗茜与她妈妈就为什么要付钱给窗户清洁工的问题进行了很长的交谈。妈妈回答说：“窗户清洁工需要钱，不是吗？”“为什么？”罗茜问道，她明显不满意这样的答案。“为了给他的孩子们买衣服和食物。”妈妈回答道。接着罗茜似乎挺在理地指出：“不是所有的窗户清洁工都有孩子。”这样的交谈在如今服从意识逐渐减弱的社会习俗下并不少见。科学家和教育学家内森·艾萨克斯（Nathan Isaacs）在1930年曾写道，一个4岁左右的小女孩问她的妈妈：“我们为什么不挤猪的奶呢？”妈妈回答道：“因为它们需要喂养自己的孩子。”同样，这个小女孩也不满意妈妈的回答，它接着说：“那牛也有小牛要喂养啊。”蒂泽德和休斯回应说：“小孩子能够以敏锐的、无休止的逻辑来探求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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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更有可能用问题来探寻他们的好奇心呢？不一定是因为他们能够得到更多的回答，因为蒂泽德和休斯发现，工薪阶层的母亲同样也会回答她们子女提出的问题。原因是这些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们被问了更多的问题。母亲对孩子提的问题越多，孩子相应地也能回问更多的问题。提问是具有传染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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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美国的一项研究提出了更多的证据来支持这一发现。研究者研究了40个孩子在家里与父母的谈话互动情况。他们发现在不同的家庭里，父母问孩子问题的数目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问问题数目较多的情况往往是发生在父母与孩子以你来我往的对话形式进行交流时，父母会回应孩子提的问题，进而扩展开来一起讨论。而问问题较少的父母则更经常发出禁止的命令，比如“停”或“别那样做”等。若父母将语言作为工具来进行认知探寻而不是发号施令的话，那孩子往往会在耳濡目染中也做出同样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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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心的差异不仅存在于各个家庭之间，也存在于不同的文化当中。2011年的一项研究记录了一群3岁和5岁儿童的日常会话。他们来自四个不同的洲：伯利兹城（拉丁美洲）、肯尼亚（非洲）、尼泊尔（亚洲）和萨摩亚（南太平洋群岛），但他们都居住在农村或是乡村小镇上。他们的家庭都很贫穷，父母都是农民或者低收入的劳动者。寻求信息的问题大概占据了他们会话中1/10的比例，这和美国儿童会话中的相关比例结果近似。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儿童所提出的寻求信息的问题有1/4都是以“如何”或“为什么”开头的，这在非西方社会非常少见。事实上，大概只有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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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成果的拥有者之一、人类学家罗伯特·芒罗（Robert Munroe）指出，在他们所观察的那些社会中，母亲往往向她们的孩子传递的信息是服从和恭敬。若认定孩子说错话或是做错事，她们几乎会毫不犹豫地严厉责骂甚至动手。与孩子的对话仿佛也只使用功能性的语句表示指令和安排，而不是交换信息和想法或者开玩笑。在这四个国家中，萨摩亚孩子寻求信息的问题所占比例最大，肯尼亚孩子寻求信息的问题比例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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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哈里斯（Paul Harris）推测这种差异可能源于那些国家的教育水平。萨摩亚的父母更有可能在小时候上过学，因此在其成长的过程中伴随着用于信息交换的对话模式。“当他们最终成为父母时，就有可能重启这种模式，并将它作为自己培养孩子的一种指导。”这项研究同时也指出，人们在满足了温饱之后才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那些无拘无束的耗费脑力的问题。如果说生活在富足经济条件下的中产阶级家庭成员更具好奇心，那大部分原因就是他们能够承担得起这额外的“支出”。在衣食无忧且安全有保障这些基本需求被满足后，他们能将一部分认知资源用于追逐自己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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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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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上面所看到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比工薪阶层家庭的孩子更有可能学习到这样一种语言使用习惯，即将语言作为一种工具来满足和推动好奇心。这种习惯的欠缺不仅阻碍了贫穷家庭孩子的心智发展，还延续和加剧了他们一出生就身处的不利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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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在过去的20多年里记录和分析了美国贫穷或工薪阶层家庭的孩子与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有哪些差异。可以说，她在这方面所做的研究工作无人能及。这项研究的深度超越了事实与数据，直指社会阶层分化的现实。她的工作本身同时也是好奇心力量的又一次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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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鲁的研究核心是密切的观察，密切到如同小说里的故事情节般的程度。她和她的团队与被研究的家庭一起生活了数周，与家庭里的父母、孩子谈论有关每天的日常生活以及自己的期望和担忧，并记录下这些信息。然而，他们真正在做的是观察。这种观察时刻地进行着。当早上一家人为新的一天做准备时，他们就已经开始观察；当孩子放学回家或吃晚餐及看电视时，他们还在继续观察。他们陪同家庭成员去参加运动、学校活动及看医生，见证了他们的争执、哭泣、拥抱、交谈、嬉戏和应付各种家务琐事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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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们会记录下他们看到的所有情况。当对某个家庭的观察结束后，拉鲁便把他们的观察所得以及对此的思考整理成一个描述这个家庭日常生活真实情况的叙述性文本。同时，她还运用自己丰富经验及清晰的分析思路对这些材料抽丝剥茧，找出每个家庭成员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这些家庭与周边环境交互的方式有什么关键的相似和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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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于大量的近距离的观察研究工作之后，拉鲁的结论是工薪阶层家庭与中产阶级家庭采用了非常不同的育儿方式。这一差异最终微妙但却强有力地导致了社会不平等性的永久存在。中产阶级家庭的父母往往追求“协同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的观念。他们认为一定要坚持不懈地培养自己子女的才华，并会为之倾注大量的资源。他们会将家庭生活调整为以子女的需求为核心，为他们提供各式活动来最大限度地培养孩子各方面的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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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鲁曾住到威廉姆斯的家，并同时收集了许多材料。在此基础上，她写出了一本很具影响力的书籍《不平等的童年》（Unequal Childhoods）。威廉姆斯一家住在城市里，有一个布置得非常豪华的家。这个城市被拉鲁称为“美国东北部的一个大城市”。威廉姆斯夫妇都受过大学教育。儿子亚历山大·威廉姆斯在当时只有9岁，是一个快乐、阳光、活泼的小男孩。在一周里，亚历山大会去参加钢琴培训、合唱排练、主日学（Sunday school）[1]以及棒球、足球训练和其他运动的训练。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会读书给他听，现在则是鼓励他自主阅读。此外，父母还会帮助他完成学校的功课，在共进晚餐时让他参与一些锻炼脑力的对话，并且不停地鼓励他让他说出自己的想法、观点和感受。他们都各自从事着耗费精力的工作，但生活的重心依然是在他们的孩子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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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薪阶层家庭所追求的育儿方式更多的是拉鲁所谓的“自然成长”模式。尽管他们对子女的关爱并不比中产阶级父母的少，但却不会花很多时间、精力及费用去培养子女的才能，也较少让他们参与到有组织的活动当中去。这也可能是出于无奈，因为贫穷的父母需要努力去挣钱才能维持家庭生活。如果还能有剩余的金钱、时间和精力送孩子去学钢琴或给他们读书，那就算幸运的了。工薪阶层家庭里的孩子可能更多的时间是在自娱自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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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鲁并没有更赞同或不赞同哪一种育儿方式。在自然成长模式的家庭环境里长大的孩子通常都很快乐，他们的生活体现着一些我们对童年的完美构想：长时间地做着白日梦，其他什么都不用想，独自或者与朋友一起玩上好几个小时属于他们自己的游戏。而拉鲁的研究发现，中产阶级家庭里的孩子在无所事事时更容易有挫败感，而且他们的权利意识常会以令人不快的方式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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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鲁说，毫无疑问，在“协同培养”方式下长大的儿童能在将来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对成年人的要求。现代职场，甚至包括教育机构在内的公共部门都会给予那些果断、自信且有着强大语言和推理能力的个人更高的奖励。“协同培养”让孩子们学会的最基本的技能就是如何提出自己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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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威廉姆斯夫人带着亚历山大去做常规身体检查时，拉鲁也一同前往。在去的路上，威廉姆斯夫人对她的儿子说：“亚历山大，你应该想想一会儿要问医生一些什么问题。你可以问他任何问题。不用害羞，什么都可以问。”亚历山大琢磨了一下，然后说：“我在腋下涂了除臭剂之后长了一些小包。”“真的吗？”妈妈问道，“那你的确应该问问医生。”之后在检查室里，医生开始按照常规程序一一做检查。在量完身高后，他指出亚历山大的身高是在95%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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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打断医生问道：“我在什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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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回答说：“这就是说当你10岁时，在100个跟你同龄的小朋友中，你比95个小朋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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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接着说：“我不是1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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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回答说：“呃，他们按照10岁的生长曲线来给你做的比对。你现在9岁10个月，通常他们都是取最近的整岁来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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