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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鲁并不是想表达亚历山大在这个对话中显得没有礼貌，而是想指出用自己的疑问来打断某个权威人士的做法，体现了一种自信的好奇心和对自我价值的认可。这种行为大概只会出现在中产阶级家庭里长大的孩子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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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鲁说，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能利用他们更优异的语言能力去定制任何自己所在的场景。在之后的人生道路中，无论是求学的过程还是进入社会开始工作，这都会使他们获益匪浅。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成年人善于将抓住的机会最大化利用起来，并且他们获得的机会本身就比工薪阶层的人多。他们有着将形势引导为如自己所愿的技能。而来自工薪阶层家庭的成年人往往就像丹·罗斯坦在马萨诸塞州所调研的那些人一样，不懂得主动向那些能够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的机构寻求帮助，还老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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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威廉姆斯家庭生活时还有另外一个小故事。有一次，亚历山大和他的妈妈在厨房餐桌上讨论一项家庭作业，而他的爸爸在一旁洗碗。当爸爸开玩笑说他应该从书里复制一些答案时，他故意虚张声势，吓唬他爸爸说真会采纳这个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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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的爸爸连忙反对，妈妈也对他说：“有一个词形容这种行为，你知道吗？剽窃！”亚历山大明确地说他知道这个词，并在他们的谈话中引出了“版权”这个概念。然后一家人便开始就版权的定义展开讨论（他们三个都立刻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这种类型的对话往往是中产阶级家庭里的家常便饭，它潜移默化地培养了孩子的好奇心以及追求这种好奇心所需要的表达上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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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工薪阶层家庭的孩子不是天生就不够好奇。事实上，拉鲁曾在一封发给我的电邮里说过，工薪阶层家庭的孩子可能有更多的机会来表现出发自内心的好奇，因为他们不像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那样被放在温室里，每天的生活都被安排得满满的，因此他们就能有更多的时间去追寻一时燃起的兴趣。拉鲁告诉我，当这些孩子真的找到了自己热爱的东西时，他们更有可能去掌握它。她说：“在极少的情况下，如果一些工薪阶层的孩子能够报名参加一些有组织的活动，那他们就会在整个过程中表现得非常积极主动，会比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更能充满由衷的兴趣和热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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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产阶级家庭的父母更擅长给他们的孩子循序渐进地灌输提问的习惯。他们会经常测试孩子，也会让孩子来自测。拉鲁说，通过这样的方法，他们就能训练孩子保持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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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我们在孩提时代有着问问题的好习惯，成年后也很容易丢失或者在关键时刻忽略了这样做。经济学教授罗伯特·米特尔施泰特（Robert Mittelstaedt）在他的著作《关键决策：阻止错误链摧毁你的组织》（Will Your Next Mistake Be Fatal?）里提到，不及时提出疑问经常是导致灾难的根本原因。他引用了史上最著名的一个灾难为例——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当它开始了首次航行后，便收到了来自附近关于冰山的报告。“泰坦尼克号收到了很多冰山警告的信息，但是却没有作出回应，来寻求更新的情况或者更多的信息。要是有人好奇地问一下自己区域里的其他船只，结局会怎样呢？”在灾难发生之后，多名泰坦尼克号的筹划者和设计师都承认他们曾经对安全性有过疑问，但却没有对同事提起，只因怕所提的问题显得很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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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可以把好奇心武装成为一个改善行为方式的工具。《问对问题，做对事》（Leading With Questions）一书的作者迈克尔·马奎特（Michael Marquardt）引用了陶氏化学公司（Dow Chemical）前首席执行官麦克·帕克（Mike Parker）的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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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糟糕的领导与管理都源于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提问题。我见过一些智商在我之上的很有天赋的人才无法胜任领导的职务。他们很有学问，能旁征博引、侃侃而谈，但却不太擅长问问题。所以尽管他们的知识水平在一个很高的层次，却不知道自己管理系统的底层正在发生什么。有时候他们惧怕问问题，不曾意识到哪怕最傻的问题都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因为这样的问题可以打破交流的屏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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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2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召开新闻发布会，讨论美国施加给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巨大压力。会间，拉姆斯菲尔德被问及是否有任何有力的证据证明伊拉克政府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支援恐怖组织。他的回答包含了一个日后成为其经典名言的复杂的系统性阐述：“据我们所知，有已知的已知，也就是说有些事情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我们也知道，有已知的未知，也就是说有些事情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但也存在未知的未知——那些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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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这段陈述遭到大家的讥笑，被认为是拉姆斯菲尔德脑子糊涂才说出的绕口令。尽管大多数人认为这标志着拉姆斯菲尔德领导的对伊拉克行动的失败，但后来这一阐述却被多次地重新审视。语言学家杰弗里·普勒姆（Geoffrey Pullum）将它描述为“在语法、语义、逻辑及修辞上都是无可挑剔的”。拉姆斯菲尔德也曾谈及美国情报机构的权限问题，他同样提到如何思考我们的知识缺口问题。美国对伊拉克的占领行动所遭遇和制造的灾难性问题都被完整记录在案。布什政府严重低估了维持伊拉克秩序所需要的军队数量，也高估了当地政府及机构在战争后还能正常运转的可能性。美国记者詹姆斯·法罗斯（James Fallows）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发表了一篇经详尽调查后写下的文章。文章里提到布什内阁并不是没有收到关于这些问题的警告，而是故意地忽略掉，尽管有些警告还是来自内阁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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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院里一批有经验的伊拉克及中东问题专家曾提交了许多篇幅很长的报告，预先指出美国在入侵后可能将要面对的问题，包括萨达姆武装力量转向游击战役的撤离、伊拉克基础设施的大面积毁坏，以及那些能保持国家运转的人同样也是萨达姆政党成员这一事实。然而，这些报告及其报告者们都未被予以理会。布什、拉姆斯菲尔德及切尼在制订计划之后便想要坚决地执行下去，这就使他们完全不会对任何质疑这个计划的声音感到好奇。他们没有去问那些应该问的问题，因为他们不想知道自己的信息缺口所在。拉姆斯菲尔德所号召的要考虑“未知的未知”并不荒唐，事实上非常明智。但是可悲的是，他并没有按照自己的建议去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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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在商业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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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很多小公司在成长为大型企业之后，他们的创造力及前进的动力就渐渐降低了，对企业的生存环境的感知也变得迟钝了。他们往往会基于不完整的信息做出不佳的决策，还常常使自己陷入与同行或客户的误解之中。他们的视野几乎被缩小成隧道般狭窄。导致这种局面产生的一个原因是在官僚主义形成之后，高级管理人员经常会受到一种无形的“鼓励”，从而让他们停止问问题。弗朗西斯·培根爵士的至理名言被颠覆了，变为“无知就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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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前法国兴业银行交易员热罗姆·凯维埃尔（Jérôme Kerviel）被判入狱5年。在这之前的两年中，他所完成的一系列交易导致银行承受了将近70亿美元的损失。在这一事件曝光后，兴业银行的高层们就发表声明称凯维埃尔完全是暗箱操作，他们对于他的行为毫不知情，更不可能授权。但凯维埃尔却坚持声称，一直以来他的经理们都知道这些情况，只要他还在盈利，他们便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的经理们当然对此予以否认，并且也无从证明他们知道。在2011年和2012年间发生的新闻国际公司（News International）窃听丑闻也带来了类似的争议。以詹姆斯·默多克和他的父亲鲁伯特·默多克为首的高官们都纷纷强烈表示全然不知道自己的员工的所作所为，不惜将自己置于仿佛与这个公司完全脱节的难堪境地。在法国兴业银行和新闻国际公司里，知道什么事情不该知道这本身就是一种必备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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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Essex）的社会学家林赛·麦乔伊（Linsey McGoey）一直在研究 “策略性忽视”（strategic ignorance），也就是在某些情况下，保持无视比积累知识更有利。保持无视是一个故意而为的选择，可以被用来强化先入为主的偏见和歧视。麦乔伊以美国司法部在1986年所作的一个裁决为例。当时正处于艾滋病的高度恐慌期，这一裁决规定雇主可以合法开除患有艾滋病的雇员，只要能够声明并不知道艾滋病对工作场所没有构成威胁这一既定医学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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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忽视的策略经常被那些希望守住自己权力的人所采纳。这种现象在大型机构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管理者层级复杂，所以他们的首要目标不是创新或者提高效益，而是保住自己的职位。正如麦乔伊所指出的，“策略性忽视”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那些银行家们并不是没有看见灾难将要发生的警示，而是选择了无视。在那场金融危机中倒闭的银行，其董事会成员都是一些经验老道的执行官，他们知道公司有一部分高风险的投资，本来名义上是由他们负责，但他们却故意选择不予关注，以防影响到自己的权力和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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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能滋生故意忽视的行为。企业越壮大，就越容易无视困难的问题，这仿佛已经成为了一条商业规则。为什么要质疑那些（明显）可以运行的东西呢？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在其经典商业类著作《创新者的窘境》里阐述了一些最精明的公司是如何因为不再为改善而殚精竭虑，从而最终导致失败的。市场导向的公司会因为非常成功地迎合了客户需求、售出了自己最能盈利的产品或服务而忽略了对自己没有吸引力的低端市场的动向。规模小一些的竞争对手会向市场提供相对廉价的替代品，并通过不断探明客户需求的变化来驱动前进。这就使他们更具有创新性，并且能够生产出廉价但具有效果的产品，渐渐瓦解并最终推翻大公司的市场优势。不断提问是弱势一方抗衡强势一方最有力的武器，但这仅仅是因为强势一方单方面缴械了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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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马奎特总结了四个当我们应该提问却未提问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们会有自我保护的意图，不愿让自己看起来很傻。还记得有多少回当你和别人聊天时，心中有个很困扰的疑问却因为担心自己受到嘲笑而不敢问出来，但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有另一个人提了出来并引发了大家纷纷赞同的低语。更糟的情况是，这个疑问没有被任何人提起也就没有相应的解答，之后就真的演变为一个本可以避免的麻烦。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太忙碌了，而好的问题需要时间来孕育和成形。当我们被太多事情缠身时，就只能专注于完成任务，而不愿花时间和精力去思考和提问。第三个原因在于有些文化环境并不鼓励提问。在独裁国家里，因为内心的好奇而激发出的疑问是被压制的。在一些饱受“群体盲思”［groupthink，由心理学家艾尔芬·詹尼斯（Irving Janis）提出的概念］困扰的机构里，提出不合时宜问题的人会很快感受到被排挤。甚至在那些崇尚不同观点的文化背景下，也有一种不易察觉的禁锢力量在起作用。社会发展趋势研究专家丹尼尔·杨克洛维奇（Daniel Yankelovich）认为，美国的文化主张急于行动。他说，通常唯一能引起注意力的问题就是“我们打算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第四个原因是我们普遍缺乏提问所需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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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好的问题可以打开一个振奋人心的“已知的未知”的新世界，从而激发我们的求知欲望。加利福尼亚州一个六年级的学生对丹·罗斯坦说道：“当你认为自己知道了所有需要知道的东西时，如果再问另一个问题，你就会发现还有更多的知识需要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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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日学是基督教教会每周日早上在教堂或其他场所进行的一种宗教教育课。——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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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这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那些在安排紧凑、提倡超前教育的学校里，表现非常好的学生在离开了学校之后很难获得进步。为美国贫困区儿童提供教育的KIPP特许学校，以帮助那些无力完成大学预备课程的学生而著称。他们的策略是尽可能多地占据孩子的时间，所以他们每天有更多的课时数及更短的课间休息，并且还紧凑地安排了各项课后活动、精神辅导课程等。然而，KIPP的学生进入大学后会有高于平均值的辍学率。导致这样的结果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可能就是完成大学学业比完成高中课程需要更高的自主性，尤其对于那些一直掌控学生注意力的高中来说，尽管它们的初衷是很好的，事实证明也有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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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用来引出信息的。有时候甚至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我们会以问题作为掩护来委婉表达不愿直截了当说出来的陈述，例如用“你无法胜任这项工作吗”这样的问题来证明自己是多么地聪明或别人是多么地愚蠢。组织心理学家及管理咨询师罗杰·施瓦兹（Roger Schwarz）提醒我们：“只是提问是不够的，你需要有一颗真正的好奇心。”他建议他的客户使用一种名为 “你这个傻子”的小技巧。也就是在提问之前，先在脑子里面过一遍要问的问题，并在问题的末尾加上“你这个傻子”几个字。如果这个问题依然听起来挺自然的，就不要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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