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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克曾对全球经济活动的变迁发表过评论。他看到，以中国为主要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掌控了世界上大部分的制造工作，而西方国家变成了“知识经济”，他们出产想法而不是商品。然而很多时候，知识经济几乎都没有空间可以容纳像富兰克林给自己制作阅读灯时所获得的那类知识。它更崇尚吸引眼球的想法而不是物理的过程，更看重概念性的重大突破而不是增长的进程。同样，世界上的科技知识也变得越来越专业化，某个领域的专家会发现很难与自己领域外的人进行交流，或者如泰尔所说，很难将自己的微观知识和工作环境中的以及世界上的宏观需求整合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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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00年以前，大卫·休谟就意识到一个经济体需要思想者和实干家的平衡发展，这样才会让他们相得益彰。他这样写道：“在某一个年代里，若涌现出了大量的哲学家和诗人，则通常也会同时出现技艺精湛的纺织工和造船者。很难想象，一件羊毛纺织物能在一个忽视天文学或者道德沦丧的国度里被完美地制造出来。”同样，我们也无法期待伟大的想法能在一个忽视工艺细节的社会或公司里得以衍生。象征性分析师中的大师之一史蒂夫·乔布斯同样也是一名制造者。以下是他曾说过的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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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知道吗？我离开苹果公司之后一，公司遭遇的最不利的件事就是约翰·斯卡利（John Sculley）患上了一种很严重的疾病。这种疾病就是认为如果得到了一个很出色的想法，就可以完成90%的工作。如果你这样告诉团队里的其他所有人“这就是我的好想法”，当然接下来他们就能将其实现。可是这样做的问题就在于，在好想法和好产品之间存在着不计其数的技术细节……设计一个产品要在脑子里同时装下5 000件事情，然后将它们融会贯通到一种全新的、与众不同的方式里，以实现你想要的东西一。每天的新发现可能是一个新问题，也可能是一个新机会，这些都会使情况变得有一点不同，而正是这个过程创造了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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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布斯才真正配得上现在被滥用的一个头衔——“梦想家”，而且他同样也因专注于细节而闻名。在苹果产品的专利申请中，有323项都标有他的名字，因为他是发明者之一（其中包括在苹果零售店里使用的玻璃台阶）。他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气质并不矛盾，事实上它们是共存的。乔布斯之所以会对个人电脑的未来有不一样的理解，其前提是他花时间去“捣鼓”和研究了施乐公司帕罗奥托研究中心所研发的一款个人电脑The Alto，而它也正是苹果个人电脑Mac的前身。乔布斯称得上一位“思想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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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为世界贡献出最伟大想法的人往往也是对细节的狂热追求者。第一次打开《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一书，你会发现它并不是之前你想象中的那种很难读懂的书，也不会意识到它正在宣示着一场知识革命的到来。你所看到的只是一页又一页的有关狗和马的育种问题。达尔文这一改变世界的观点完全产生于实验性的观察之上。与之类似的，如果你读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会发现，在任何有关市场“看不见的手”的内容之前，都是对他近距离观察一个图钉工厂运行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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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在朴茨茅斯港做的实验失败了。他及他的实验团队在观察船周边的水面平复情况时发现，油膜对于白色浪花的高度和强度几乎不起任何作用，海浪会冲着船的方向形成浪峰并在海岸线上消散。但这并不会使富兰克林感到气馁。他会仔细记录下实验中的各个细节，哪怕是那些未成功的情况，因为它们可能会为将来的尝试提供修订的线索。事实上，富兰克林的油膜静水实验一直产生着影响力。《生物物理学期刊》（Biophysical Journal）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证实，他们激发了后来的科学家的灵感，去研究水面上只有一个分子厚度的薄膜（单分子层）的活动，并最终更好地理解了细胞膜的属性——一种包裹着组成所有生命体的基本组件的半渗透性薄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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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所生活的世界与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时代有着千差万别，科学技术远比那个时代复杂，这也导致我们的世界与之相比更为抽象。我们大部分人甚至不知道从何处开始去理解一辆现代汽车的引擎是如何运转的，或者一部智能手机是如何工作的。数字革命正是建立在抽象性这个原理上——整个世界被转换成了“0”和“1”的组合。互联网让我们可以对所有信息的标题栏进行浏览和跳跃，选出其中的要点而不需要深入了解细节。除非我们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思想工匠”——在有总体规划的同时，刻苦钻研每个细节，既关注过程也关注结果，既看重细节也富有远见，否则我们将永远无法再次体会富兰克林时代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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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你的茶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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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寒冷的星期天早上，我站在伦敦东区[12]一个很长的队伍里。队伍绕过远处的转角看不到头。这个地方挤满了住在伦敦最时髦地区的年轻人，他们通常不会在星期天一大早就起床。他们将自己包裹在厚厚的大衣里面，戴上附有耳罩的羊毛帽子，用带着手套的手指在智能手机的屏幕上滑动。队伍几乎没有移动，我无意中听到有人在说：“我们都不能抱怨，不是吗？这就是‘无聊大会’（the Boring conference）[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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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我们还是得以进入一个透着风的维多利亚风格的建筑里。这栋建筑被称为约克大厅，从前是著名的拳击比赛的场地。面向舞台有500个座位整齐地排列着。舞台上有一个演讲台，还有一个大屏幕，屏幕上循环播放着一些无聊的郊区街道照片，照片上以无趣的字体显示着一条信息：“欢迎来到2012无聊大会。今年的会议不会比去年更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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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显然无视这样的警告，在大厅里激动地交谈着，时不时能听到一阵欢呼声。在某个角落里正进行着一场比赛，看谁能够坐在一把办公椅里被推一下之后自转得最久。坐在我后排的人讨论着最有效的技术：“一旦你快要进入旋转的状态，应该收起双脚并张开双臂，这是动量守恒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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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聊大会”的主要推动者詹姆斯·沃德（James Ward）首先走上台，说了一些简短的欢迎辞，尽管大部分内容是在道歉。接着，他介绍了自己今年的会议主题——超市自助结账机的历史，演示题目是“装袋区的不明物体”。[14]在他之后，一位工作多年的邮递员讲了有关信箱的话题，并提到了被忽视的“鬃毛保护刷”（protective bristles）[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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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之后，一位名叫莱拉·约翰斯顿（Leila Johnston）的穿着颇具个性的年轻女子走上台并告诉观众，她对于IBM生产的现金出纳机非常着迷，就像星巴克或者其他零售连锁店所使用的那种。她坚定地认为IBM的机器要优于夏普或东芝等其他同类品牌。她在现场展示了购物时所拍下的不同型号的IBM机器的照片（“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款很特殊的型号：白色EPOS5600，是我的‘白鲸’”），同时附有的一张谷歌地图标注了商店的位置。一位穿着紧身衬衣的男子谈论了有关如何在家制作出完美的可与酒店制作的相媲美的棕色吐司。他在一开始便解释说，总体上他更赞成将吐司的长边放入面包机，“尽管很显然，这还要取决于吐司的长宽比”。大厅里面尽管气温很低，但气氛却非常热闹，观众对于各个演示都乐在其中。中场休息的时候，会场刻意准备了非常无聊的食物（黄瓜三明治），之后一位音乐记者上台谈论了有关双黄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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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德在白天是一名市场营销经理，他同时也是“文具俱乐部”（Stationery Club）的创始人之一，这个俱乐部召集会员一起讨论笔、纸、回形针等文具用品。2010年，他注意到一个叫“趣味（Interesting）”的会议被取消了，于是他在Twitter上半开玩笑地提议到，应该有个“无聊”的会议来替代它。出乎他意料的是，这迅速在Twitter上掀起了一股热潮，他得到了很多人的回复，其中包括想要提供赞助的、提出想法和建议的以及表示乐意协助的等。于是他让一些人自己选一个无聊的话题来准备一个简短的演示，并预定了一个集会场地，心里默默希望能有足够多的人愿意买票参会以填补会议支出。结果前50张票在7分钟内就售完了，剩下的也随即售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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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聊大会”的开幕仪式是在伦敦某个剧院楼上的一个房间里举行的。这个剧院长期上演一部由皇后乐团的歌曲改编的音乐剧（于是那一年的大会口号是“We Will Not Rock You[16]）。沃德从讨论他收集的领带开始了第一次会议，并通过PPT表格的形式来展示（比如他提到，单色领带在他的收藏中所占的比例在当年6月到12月之间从45.5%下降到1.5%）。沃德这一条奇思妙想的推文竟然成了现实生活中一个真正的活动，还获得了英国国内外媒体的报道，连《华尔街日报》都刊登了一篇文章，将沃德美誉为“无聊事物之使节”（envoy of enn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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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之后，这个会议几乎每年都会举办，并随即转移到了更大的集会场地。会议的主旨是关注那些“世俗的、普通的以及被忽视的”对象。多年以来，会上的话题涵盖了电动烘手器、色卡、打喷嚏（讲述这个话题的人写了三年的日记来记录自己打喷嚏的情况）、车库屋顶及公共汽车路线等。在枯燥的讽刺及自嘲式幽默的表面之下，会议隐含着一个重要的目的——向世人展示世上所有的事物都可以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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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一些小事物是能让我们领略到烦恼散去而无限快乐的伟大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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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约翰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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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德博客的名字是借用了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一则谚语：“我喜欢无聊的事物。”沃霍尔让无数的人重新认识了一个他能想到的最无聊且无处不在的事物——汤罐头。沃德说，当他提到某个东西很无聊的时候，是认为它仅仅是表面上看起来无聊，因为我们并没有去关注它。他引用了另一位先锋艺术家、作曲人约翰·凯奇（John Cage）的一句名言：“如果2分钟后，你仍然觉得某个东西很无聊，试试4分钟。如果依然无聊，就8分钟、16分钟、32分钟，直到发现原来它一点都不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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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德将这个称为“注意力的转化力量”。他说，你可以以任何事物为例，比如车库的屋顶、烘手器、牛奶等，然后关注它，发现其所隐藏的趣味、意义和魅力。莱拉·约翰斯顿告诉约克大厅的人们，她是如何在苏格兰一个靠近IBM工厂的小镇里度过童年时光的。这个工厂是小镇的支柱产业，连火车站都被命名为IBM站。所有人的父母都在那里工作，孩子们曾经把一袋一袋的IBM部件当玩具玩。约翰斯顿解释道，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不仅让她一辈子爱好电子产品，也使得她对这个“蓝色巨人（Big Blue）”[17]情有独钟。观众听得很入迷。一个乏味的话题就此被转换成了一个关于我们怎样珍惜童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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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德非常崇拜法国作家乔治·佩雷克（Georges Perec）。佩雷克很关注那些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但因太常见而不被注意的事物，他称它们为“过于平凡”（infra-ordinary），也就是“非同寻常”（extraordinary）的反义词。我们的餐具或习惯性的措辞是如此显而易见及稀松平常，以至于我们从不会想要去发现其内在的精妙所在。在一篇名为《穷尽巴黎一隅的尝试》（Attempt at Exhausting a Place in Paris）的随笔里，佩雷克写道，他在巴黎一家咖啡店靠窗的座位坐下，然后开始描述他能看到的所有事物。第二天他又回到那里做了同样的事情，接着第三天、第四天也一样。他想要知道“若什么事情都不发生会怎么样”。佩雷克鼓励他的读者们去“质疑你的茶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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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詹姆斯曾被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责难，认为他为艺术牺牲了生活。他回应说：“我活着，并且是充满热情地活着。生活为我提供了养分，无论我的价值观是怎样的，都是我对于生活的自我表达。艺术点燃了生命，带来了乐趣，创造了重要的价值。”当我们对某个事物感兴趣或是觉得它无聊时，往往会称赞或怪罪于那个事物本身。但是，这个世界上有一部分人就是能够比其他人更擅长发现乐趣。这是一种天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艺术。亨利·詹姆斯所经历的生活本身大概并不比我们大部分人的生活更有趣，事实上按照威尔斯的说法，这种生活相对来说是很无聊的。但是他在公园散步时会观察周围的事物，在晚餐会上时会不经意偷听闲话，会将这些看似没有什么价值的未加工素材转化为生动的、有想象力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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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没有想要追逐不同体验的需求，他更愿意去发现已有经历中的有趣之事。为他编写传记的作家黑兹尔·哈钦森（Hazel Hutchinson）告诉我，詹姆斯大部分小说的灵感来源于从朋友那里听到的趣事：“他吸收后反复咀嚼，仔细思考事件里的人为什么会有那样的行为方式。”他对于年轻作家的建议是：“试着成为毫不起眼的那一类人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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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拉·麦金纳尼（Laura McInerney）从前是一名教师，现在拿着富布赖特奖学金（Fulbright scholarship）攻读教育学的博士学位。她在念大学时曾在麦当劳工作。在每天早餐的工作时间段，她会经手400多个鸡蛋，“敲碎、打散、煎熟、取出，然后再不断重复！”这是一项极其枯燥的工作，或者至少与她的能力相比是一件很无趣的事情。渐渐地，她开始对鸡蛋感兴趣，经常思考它们是如何因为凝固而变熟——蛋白质持续受热不再溶解而变为固体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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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金纳尼忽然觉得眼前的每个鸡蛋都变为了一个微缩战场，蛋白质在里面与“热量勇士”们激烈奋战。于是她开始仔细观察每个鸡蛋，看什么位置上的蛋白质最先“战败”，中间的或是边上的。在其他日子里，这些鸡蛋有时会让她想起曾经在历史课上了解到的魏玛时期的德国，一个鸡蛋的价格从1/4德国马克变为40亿德国马克。有时，她又会从鸡蛋联想到道德问题，思考从鸡那里偷走鸡蛋是否道德。对于麦金纳尼来说，现在对鸡蛋的认识已远超过从前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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