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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兰和金格斯发现唯一可能打破僵局的是带有情感因素的象征性。巴勒斯坦强硬派会更愿意去考虑承认以色列生存的权利，如果以色列人愿意对1948年战争中驱赶巴勒斯坦人的行为做出正式的道歉。而以色列的参与者们回应说会考虑将边界线划回到1967年战争发生之前的大致区域，如果巴勒斯坦群体明确地承认以色列生存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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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调解者是在假设谈判双方都是理性行为者的原则上进行调节的，所以他们会对这种态度感到束手无策。政治家们有时候会谈论到用讲究实际的办法去解决那些矛盾或争端，和平会因为某些物质上的改观而自然而然地出现，例如增加就业或者享受电能供应。在这些方面的努力固然有所帮助，但也会使局面陷入价值观更为尖锐的信仰冲突之中，那些价值观扎根于他们内心对于身份和道德怀有的强烈信念。如果能找到解决争端的正确答案，那么它会深埋在“为什么”的问题里，而不是“什么”的问题里。而只有对对方的基本信仰和感受足够好奇的谈判者才能发现这一关键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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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威尔说，在北爱尔兰，“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对解除武装（解除爱尔兰共和军武力）的问题束手无策。情况演变为一种零和博弈。爱尔兰共和军表示如果他们在被邀请与统一党共同掌权之前放弃武装，那就意味着放弃了手中的王牌。而统一党说他们不会与拥有私有武装的人共事。双方的立场都有道理，但是结果却是一个僵局，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提问。“什么对你们来说是真正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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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我们发现，很显然，统一党并不是真的想要解除武装，毕竟爱尔兰共和军如果愿意总能获得新的武器。他们需要的是爱尔兰共和军能迈出这象征性的一步，向公众宣布永久性放弃暴力行为。而对于爱尔兰共和军，他们也根本没有再进行暴力行为的意图，但却不愿显得他们好像是被迫投降的。在这场冲突中，对于颜面、骄傲和尊重等无形资产的追求丝毫不少于对物质上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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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威尔和布莱尔需要找到一种既不用解除武装又能有足够象征性意义的方法。鲍威尔说：“武器备用站的概念来自科索沃和波斯尼亚。英国的陆军上将告诉我，因为他们无法让人们放弃武装，于是就让双方都能检查对方的武器。于是我去了西贝尔法斯特的一栋房子，见了盖瑞·亚当斯（Gerry Adams）并把这个提议告诉了他。他说：‘我们绝对不可能接受这个要求。’”结果一个月后，亚当斯再见鲍威尔时，说出了同样的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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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武器掩藏起来这具有象征性的一步打开了持久性的和平的局面。鲍威尔告诉我：“恐怖分子组织也不愿被视为罪犯，更愿被人们理解为发起合法的政治运动。”显然，这里的“合法性”就是指获得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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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具影响力的陆军上将之一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Stanley McChrystal）以博学和作战方式冷酷而闻名，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退休后接受的一次采访中，他总结了美国军队在入侵巴格达之后的几年里不断调整适应的艰难过程。这个过程最终持久性地减少了暴力行为，尽管来得有些迟。他说：“刚一开始，我们的问题是‘敌人在哪里’，这是一个有关情报的问题。当我们变得精明一些后，开始问‘敌人是谁’，并自以为非常聪明。接着我们意识到那并不是一个正确的问题，于是我们问‘敌人在做什么或者正要做什么’，又过了很久之后，我们才问‘为什么他们是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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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军队经常被认为只看重短期的结果而忽视了长期的目标。然而这不是只有军队里才有的问题。我们的文化总是倾向于自认为问了“什么”就能代替“为什么”。如果可以，我们会避免情绪和起因上那些是非不明的东西，而仅仅专注于那些可衡量的。大部分经济学家都会用到一套人类行为模式，这种模式将个体视为理性的行动者，会对激励诱因和抑制诱因作出反应，但不具备深层次的情感复杂性。投资者会根据公司的季度财报来对其进行估值，而不是评估其长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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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甚至连心理学家都不再关心为什么人类会有一些特定的行为，而只专注于行为本身。行为学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里主导着这方面的研究，他们认为试图去猜透人们内心的感受、想法或者渴望都是徒劳无益的，唯一正确的研究对象应该是行为与环境、刺激物及其所作反应之间的相互作用。直到20世纪50年代“认知革命”（cognitive revolution）的到来，才使询问动机再一次变得可以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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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从人们对大数据的热情能看出“为什么”的问题又回到了被不予关注的年代之前的程度。呈指数级增长的计算机处理速度以及无所不在的可访问互联网的数字设备都说明，有关人类活动的可用信息比史上任何时候都充足。商家从网络和手机的使用中获取数据并作出分析，以此判断消费者们下一步要买什么。社会学科学家、记者和活动家也用类似的技术来统筹及预测疾病、犯罪和饥荒的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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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失败国家指数（Failed State Index）就是一种用于衡量全世界范围内哪些国家面临崩溃的科学方法。这项指数以12个不同的指标去评估各个国家，每个指标代表这一年内，某个国家在该方面所承受的压力，包括难民潮、贫困及安全威胁等。数据是从超过13多个公开的信息来源里提取的。它的目标是为政策制定者和广大民众提供一个可能发生冲突的早期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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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线》杂志前编辑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特别支持这类技术。他说：“在所有人类行为学的理论里，从语言学到社会学，先排除分类学、本体论和心理学，谁能知道人们为什么要做出某个行为？问题在于只要他们做出了某个行为，我们就能够高度精确地进行追踪和衡量。只要有了足够多的数据，结果自然而然就呈现出来了。”安德森认为，当你在积累大数据时，就没有必要再关心为什么了。每个问题都应被视为一个谜题而不是一个奥秘。然而，这种分析并不适用于所有事情。失败国家指数就完全没有预测出中东及北非国家在2012年的那场运动。只有那些对相关国家的政策和历史有着深刻认识的人才有可能预测到这些事件发生，并能够分析其原因，想出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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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数据持有更中立意见的作者这样写道：“就算我们将其潜在用途发挥到极致，有些特殊的需求还是只有人类才能去完成，如直觉、常识和‘意外之得’。”尽管问了关于“什么”的问题对于做出正确决定和探索发现起着关键的作用，但是问“为什么”无论在任何时候也是非常重要的。毕竟这是人类独有的特质之一。若我们不再问为什么，就和坎吉没有太大差别，也就是像高智能的类人猿一样，可以监测环境、提出请求、遵照指示，但无视更深层次的真相，比如对方对自己的真正期望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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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思想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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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73年10月某个风雨交加的日子，本杰明·富兰克林带领一队人马来到英格兰南部沿海的朴茨茅斯港，分别登上两条船驶向大海。富兰克林所在的船在距离海岸线1/4英里处放下了锚，而另一条船在他的指示下驶出得更远一点，然后开始在这个距离内反复地横跨行驶。同时，在这条船上还有一个人将橄榄油从一个石制瓶子里倒在海浪上。石制瓶子有一个软木塞，中间有一个比鹅毛管稍大点的孔洞，橄榄油便是从那里倒出来的。这个考察队的队长富兰克林就坐在他的小船里兴致勃勃的观看这一切，随着船身上下起伏、左右倾斜，任由冰凉的海水飞溅到他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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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是在观察橄榄油是否会把海浪弄平。他曾在自己的探险记录中说，对于油能够明显地平复湍流的作用，他感兴趣已久，这可以追溯到16年前他作为美国殖民地使节去英格兰执行自己第一次外交任务的经历。途中当他站在船的甲板上时，他注意到自己所在船只的尾迹明显较舰队里的其他船只更为平滑。于是他便去询问船长可能的原因。船长略带不屑地回答他，那是因为厨师们刚把含油脂的废水通过甲板排水孔排到了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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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2年，在一次从英格兰到美国的航行中，富兰克林将油和一根灯芯放进一个盛有水的玻璃杯里，给自己做了一盏阅读灯挂在船舱的天花板上。他不自觉地将自己的注意力从书本转移到那个自制的吊灯上。他注意到当船身摇晃的时候，灯里的水会晃动得很厉害，但是水面上的油层却原地不动，而且到第二天早上油被燃烧得只剩薄薄一层的时候，水也变得不再晃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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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富兰克林便向船上另一位同行人员、一位退休的老船长询问他的想法。这位老人说，百慕大的人们经常用油来平复波涛汹涌的水域，他曾经就在里斯本见过类似的做法。富兰克林在船上询问的另一个人回忆说，地中海的潜水者会嘴里含着油下到水里，到了深水处吐出来以平复身体上面的水域，让更多的亮光可以透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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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岸之后，富兰克林向他的一些博学的朋友描述了他所观察到的现象。他的朋友们都认为这个发现很有趣并答应会思考这个问题，但很快也都淡忘了。只有富兰克林没有忘记，他不会忘记任何他无法解释的事情。在一本关于他的传记中如此写道：“富兰克林每次喝茶的时候，一定会去思考为什么茶杯里沉底的茶叶会聚集成这种特定形态而不是其他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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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之后的一天，在伦敦南部的克拉芬公园里，富兰克林正蹲在大水池边上进行他的实验。这一天刮着大风，当他把一点油倒在从水池边上扩散开的波浪上时，他发现水面立刻平静了下来，如镜面般平滑，一直延展到近1/4的水池面。在此之后，富兰克林无论到哪儿，总是将一小瓶油放在他竹拐杖的凹孔里，这样他就能在沿路遇到的所有小溪、池塘或者湖里做类似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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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富兰克林开始好奇这种波浪静止的效应是否不仅对稳定被微风吹动的温和波浪有效，而且还对海面上起伏的激烈波浪同样有效？若果真如此，这是否会有助于船员们在汹涌的水浪中靠岸。富兰克林在伦敦绿园的池塘里将他的实验展示给了荷兰的本廷克伯爵（Count Bentinck）及他的儿子。本廷克的儿子既是一位海军上校，也是一位业余的发明家。本廷克上校立刻邀请富兰克林来到朴茨茅斯，之后在那里为他提供了他做实验所需的船只，还全程陪同其考察整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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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没有什么问题能够逃过富兰克林敏锐的好奇心。当他知道英格兰和美国之间的航程向西比向东要多花两周时间时，他便猜想是否与地球自转有关。但与一位楠塔基特岛捕鲸者聊完之后，他发现是一股暖水流降低了西向行驶的船速，提高了东向行驶的船速。富兰克林将其命名为墨西哥湾暖流（Gulf Stream），并在横渡大西洋时追踪海洋温度，最早在航线图中将其标志出来。在整个航行中，他每一天都会出现在甲板上，读取并记录水体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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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思考”（think）和“捣鼓”（tinker）合成动词“寻思捣鼓”（thinker）并无据可查。我是从在MoMA工作的保拉·安特那利那里知道的这个词，而她又是从2007年听的一场报告中知道的。报告的主讲人是硅谷的传奇人物约翰·西里·布朗（John Seely Brown），他在2000年之前一直担任闻名遐迩的施乐公司帕罗奥托研究中心（Xerox 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的主任。布朗和安特那利用这个词来描述一种需要社交和协作的工作方式。在这里，我用这个词来指代一种认知性调查研究的类型，这种调查研究既有具体的也有抽象的思考，时刻将细节与大局紧密连在一起，拉远了能看见整个树林，拉近了能清楚地检视到树皮。风险投资人及易趣创始人彼得·泰尔（Peter Thiel）曾为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做过一系列关于企业家精神的主题演讲，他说：“在商界或者在人生中，人们面对的最基本的挑战是整合微观事物和宏观事物，以便让一切都合理。主修人类学的人可能对这个世界非常了解，但并不能从自己的研究中真正学到职业技能。反过来说，主修工程学的人会学到大量的技术细节，但可能并没有学到在工作中为什么、如何以及在哪里去应用他们的技能。最好的学生、工作者及思想家会将这些问题整合到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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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尔所描述的这种方式正是我所指的“寻思捣鼓”。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是这类人的典型，我称之为“思想工匠（thinkerer）”。尽管他确实是个知识分子，但他并不符合大众心里哲学家的形象。大家所想的是奥古斯特·罗丹（Auguste Rodin）所雕刻出的那样一位从容的、独自静坐的沉思者，他完全不为外界任何纷扰所动。富兰克林是一个行动派，一位成果数量惊人的实干家，他能够为已有的东西建立美好的愿景，比如印刷机，还能够看到新事物的未来，比如消防系统和民主共和国。他很爱体育运动（他曾经在泰晤士河里从切尔西游到了威斯敏斯特），也积极社交，喜欢同朋友或新结识的人坐在一起喝咖啡、聊天，探讨如何能把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他既会在家里与人讨论一些空想的抽象概念，如自由或道德，也十分乐于与别人一起外出活动，事实上，他正是在那些活动中结交了可以共同思考和讨论问题的人。富兰克林对生活充满了热爱，他经常沉浸于无限的惊喜、奇思妙想及不确定性中。他的认识性好奇是通过不断做实验来得到满足的，比如他想知道当把油倒到池塘水面上之后会发生什么。18世纪，有很多人在捣鼓莱顿瓶（Leyden jars），但是却没有人像富兰克林那样去思考瓶里产生的爆裂与天空中的闪电有什么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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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家罗伯特·莱克（Robert Reich）创造了“象征性分析师”（symbolic analysts）一词，用来描述日益兴起的一种职业——采用科技来塑造、操作及出售有意义的东西，而不是生产或转移实物。象征性分析师包括那些在市场营销、软件开发和投资领域工作的人。他们是PPT行家，将相同的概念工具应用到人类所试图发展的各个领域。管理咨询服务机构对于一家制作电视节目的公司的认识可能与一家能挽救生命的医院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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