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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沃尔特·迪士尼去世，之后公司开始走下坡路了。它失去了创新的灵魂，未创造出任何新的可以媲美米老鼠的作品，也没有利用好新的技术，如电脑动画制作技术。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新一代领导的强势管理之下，公司才又开始盈利。但是，尽管迪士尼公司在当时保持着巨额盈利，并且仍然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品牌之一，但却没再重新燃起像最初那样令其成为世界瞩目的领跑者的创新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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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06年，苹果公司的史蒂夫·乔布斯加入了迪士尼董事会，之后迪士尼同意收购皮克斯公司。皮克斯是一家电脑动画制作公司，乔布斯任其CEO，并且是最大的股东。在1995年发布了动画《玩具总动员》之后的15年间，皮克斯的状态犹如20世纪30年代的迪士尼，在创造力和商业上都有着突飞猛进的发展。在此期间，迪士尼公司发行了多部皮克斯的电影，同时又垂涎其取得的成功和受欢迎的程度。迪士尼的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埃斯纳（Michael Eisner）与乔布斯之间一直进行着激烈的明争暗斗，直到埃斯纳离开了迪士尼才肯承认，他们的确不可能击败皮克斯，收购是唯一的可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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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沃尔特·迪士尼一样，乔布斯也是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车库里建立了他日后改变世界的商业帝国。这一次，不是叔叔家的车库而是父母的，也正是在那里，他结交了一个技术天才斯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在那之后，两个人一路披荆斩棘，创造出一种全新概念的电脑，便携、简洁、漂亮，非常适合个人使用。到了1983年，苹果跻身世界财富500强公司。两年后，乔布斯被排挤出亲手组建的公司，之后开始着迷于新的数字动画技术。这项技术是由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的电影制作公司的一个小部门卢卡斯影业（Lucasfilm）开发的。卢卡斯同意将这个部门卖给乔布斯，而这就是之后的皮克斯。在那之后的很多年，乔布斯都不知道皮克斯该怎么发展，他只是清楚自己对这个领域很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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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夫·乔布斯只能算是一个不错的“工匠”，尽管他非常聪明，但还不是一个惊世骇俗的原创思想者。使得他如此杰出的原因在于，他对成功的极度渴望以及天生对认识性好奇的感知。他对世上一切事物都很感兴趣，比如包豪斯运动、垮掉派诗歌、东方哲学、商业的运转方式、鲍勃·迪伦（Bob Dylan）的歌词、消化系统的生物学原理等。一位大学讲师后来回忆道：“他有着强烈的求知欲……他拒绝全盘接收传递给他的信息，想要自己去一一验明。”[1]乔布斯在大学期间上了一门介绍字体的课程，不为了别的，仅仅出于自己感兴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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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布斯的好奇心对他的创新能力、自我颠覆能力以及事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相对于大部分科技公司的领导者来说，他有着更为超凡的认识广度。当互联网开始打破行业划分时，他处在最有利的形势下，抓住了这前所未有的机会。在苹果公司内部，他把至少四种完全不同的文化融汇到一起，自己也深深地融于其中，包括20世纪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美国企业家文化、设计文化以及电脑极客的文化。[3]当MP3音频压缩格式的出现使数字音乐的传播成为必然趋势时，正是乔布斯对音乐的执着爱好，促使他发布了世界上第一款成功的MP3播放器，并建立起了第一个合法的音乐下载服务。这不仅帮助他抓住了一个商机，还使得他能够与该领域的管理者们进行良好沟通交流，之后还成功说服波诺（Bono）等摇滚歌星帮助他出售自己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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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布斯对各种知识的着迷以及他富有创造力的实现过程使他一直坚守着皮克斯，即使在亏损的情况下，他也没有放弃。在他的一生中，他始终保持着如沃尔特·迪士尼年轻时在堪萨斯城广告公司工作的状态，并一直对新想法和新技术充满浓厚兴趣。迪士尼公司未能再创其早期的辉煌，部分原因就是未能让创始人以好奇心作为驱动力的这一宝贵精神传承下来。相反，它仅仅专注于在已有投资上的盈利。乔布斯对迈克尔·埃斯纳无法学习皮克斯的经验并不感到意外，他说：“在迪士尼遭遇了一连串失败的同时，皮克斯出品了一部又一部优秀的电影，成功地为公司业务带来了彻底的改观。你大概会觉得迪士尼的CEO会好奇皮克斯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可事实上，在与皮克斯公司打交道的20年中，他只在皮克斯待过总共两个半小时左右……他从不好奇。我非常惊讶，因为拥有好奇心是多么地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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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任何一个组织，特别是那些需要与科技变革保持同步的组织来说，最重要和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把好奇的精神灌输给高管和其他员工，以创建和保持一个具有探索精神的环境。没有什么创造好奇文化的神奇药方，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些单一民族国家的历史里寻觅到一些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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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 700年以前，借用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的话说，中国一直都是“地球上最富饶、最强大、最有创造力的国家”。然而在之后的一个世纪里，西方在经济和科技开发上都赶超了中国，并将这个势头保持到了20世纪晚期，在这期间，中国失去了以往的活力。欧洲和美国的工业化发展都远比中国、印度等其他亚洲国家快速且更成功。原因有很多，比如法律框架、教育体系以及自然资源等。其中一个因素是西方国家释放了人类好奇心所带来的力量，然而东方却没有。那些大的东方帝国承受着另一位历史学家托比·胡弗（Toby Huff）所谓的“好奇心逆差”。他们的上层阶级对探索西方的知识和科技并不感兴趣，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现状非常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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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17世纪，天主教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掩盖伽利略的发现，但也不能说他们对知识不好奇。许多牧师都在关注最新的科学动向，有一些还是各自领域的实践者。在伽利略的著作《星际使者》（The Starry Messenger）出版之后，红衣主教圣罗伯特·贝拉明（Saint Robert Bellarmine）下令让天主教学院最好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去研究学习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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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也正是贝拉明在1616年主持了对伽利略的审判，这让我们看到了一些重要的信息。并不是教会对宇宙的真实本质不感兴趣，而是他们认为这样的知识应该只能属于可以掌控它的特权阶级，比如他们自己。伽利略惹怒了当权者不是因为他出版了《星际使者》，而是因为他采用了普罗大众通用的意大利语，而不是上层阶级专用的拉丁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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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正是耶稣会传教士把伽利略望远镜带去了中国和泰国，并把伽利略的著作翻译成了中文。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于1583年到达中国，他有着很深厚的学问，同那些迂腐自大的西方传教士截然不同。他精通中文的口语和书面语，并与一位杰出的中国学者，同时也是一名基督教徒的徐光启建立了长期密切的伙伴关系。他们一起合作，试图让中国统治者及知识分子燃起对欧洲那些惊人的最新发现的兴趣，但收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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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很早就开始了对太空的观测，对于太阳黑子的发现也早于欧洲。但是，他们对于天文学的理解是出自精神上和宗教上的信念，而不是由经验主义的观察结果得来。意识到这一现状后，利玛窦和徐光启便着手为中国学者提供专业的工具，如三角学、行星表和伽利略望远镜，让中国的天文学发展与西方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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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因精准地预测了日食而震惊了中国人，甚至与中国的天文学家们上演了数场竞赛来验证各自理论的准确性，当然他们总是会胜利的。其他传教士还给中国展示了先进的军事武器，而当时的大清政府对于欧洲传来的这些消息往往都摆出大帝国的姿态，表现得不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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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的掌权者们承认西方人有许多很好的想法和技术，但是基本上他们都不感兴趣。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繁荣昌盛的时代之一，其经济发达程度远超过欧洲。在既有着光辉灿烂的传统又有着繁荣经济的状况下，有什么理由去关心一夜暴富的欧洲在干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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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宁可不发展天文学也不需要西方人的帮忙。”中国17世纪著名的学者杨光先如此说道。他说，在中国历史上的辉煌朝代如汉朝，天文学家对太阳和月亮关系的认识甚至比他们现在更少，然而“汉朝依然保持了400年的尊严与繁荣”。最终，大清政府将基督徒们遣散回家，并让他们带走了那些望远镜和大炮。直到20世纪，中国才完全接受了西方科学的理论，现在才开始弥补过去在科技和经济上落下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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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在他的著作《西方将主宰多久》（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中讲到，中国相对于西方的落后在很大程度上与一个地理事实相关，即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宽度。大西洋沿岸长3 000英里，简直是最完美的。它足够广阔，从非洲、欧洲到美洲，可以让来自不同文化的各种商品在海岸线附近生产，然而又不是过于宽广，但足以让伊丽莎白一世的大帆船能够顺利横跨。相比之下，太平洋就要大很多，无法实现沿海岸线的贸易往来，也降低了海上探险的可行性。中国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相隔8 000英里，恐怕再无所畏惧的中国人也难以在西方欧洲人之前发现并殖民美洲新大陆。相应地，中国也很安全，不易遭到侵略或袭击，但也意味着没有太多机会和动力去探索世界上的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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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好奇心匮乏现象是有根可寻的。17世纪，欧洲人在大西洋海岸附近建立了新的市场经济，于是那里汇集了欧洲最伟大的智慧来研究风力和潮汐的运动，进而引发了大规模的自然探秘，也就是科技革命。之后又出现了更大范围的知识与政治的变革，现在被称为启蒙运动。正是像欧洲人这样，既熟悉自己文化又了解其他文化，才能提出什么样的社会才是一个好社会的问题。而同期的中国却故步自封，沉浸在曾经其他国家都不可企及的辉煌历史中，对于传教士带来的新信息丝毫不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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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并不有利于好奇心发挥作用。就像17世纪的中国人那样，那些始终保持盈利的公司的管理者们往往都容易目光狭隘，不再对自己所处领域之外的想法感兴趣。在探索未知和利用已知之间，他们会越来越倾向于后者。尽管迪士尼公司缺乏震惊世界的新影视作品，但其仍在那些时期保持着良好的财政状况，高净收益率就好比太平洋一样对其形成了安全屏障。当对现有资源的应用足以带来巨额财富时，他们就不再有动力去探索新的道路，再续迪士尼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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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公司在乔布斯回归之后有了巨大突破，成功的势头持续了很长时间。公司之所以能够一直保持追求创新的精神，一部分原因是作为掌舵者的乔布斯强烈的好奇心，另一部分原因是它在之前的十年间有过数次濒临倒闭的经历，因此它不会因过度自信而变得不思进取。如今乔布斯已经离开，苹果公司漂浮在财富的太平洋上，它是否能继续保持一颗好奇心现在还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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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也可以这样问，苹果或者其他任何公司如何能持续地将精力集中到自己的未知领域。伟大的物理学家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曾经说过：“彻底的有意识的无知，是取得所有真正进步的科学发展的前提。”有一些公司或管理者会主动去培养这种有意识的无知，比如对未知事物非常着迷甚至上瘾，因此他们最不可能因环境改变而措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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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布斯在30多岁时就已经开始思考，为什么人们到了他现在的年龄段或者更老一点就已形成定式习惯或思维。他说：“人们被束缚在这些固定轨道上，就好像留声机的钢针无法脱离唱片上的音轨。”乔布斯50岁时因身患癌症已快走到生命尽头。他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的讲话上谈到了加州反主流文化名人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这是一位对科技有着远见卓识的智者。乔布斯以布兰德的座右铭“求知若饥，虚心若愚”（Stay Hungry，Stay Foolish）结束了他的演讲。他说：“一直以来，我也希望自己能够保持这种状态。”然而，乔布斯并没有留下该如何将这种精神也灌输到整个企业的秘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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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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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大学后，我进入了智威汤逊（J. Walter Thompson）广告代理公司的伦敦分部。当时，所有新员工都会领到两本薄薄的书。这两本书的作者是同一个人，他是业内前辈詹姆斯·韦伯·扬（James Webb Young），已去世多年。第一本书的名字是《如何成为广告人》（How to Become an Advertising Man）。[4]尽管我们会窃笑书中一些过时的表达（如“推销是一门通过把自己的提议包装得极富魅力从而来影响各种人类行为的艺术”），但是我们都会从头到尾认真阅读。书里所给出的建议真诚且让人信服，至今依旧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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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曾经在纽约麦迪逊大道工作，刚好是电视剧《广告狂人》里所描绘的广告业全盛时期之前的年代。他比剧里的主角唐·德雷柏（Don Draper）早一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已经被公认为美国游说大师。当美国政府找到他并希望他可以设计出一个旨在抑制德国人士气的宣传方案时，扬在备忘录上写下，需要展现一种既大胆又非常有逻辑性、简洁直观的效果。他认为这次挑战就好比做一个肥皂粉品牌的营销。他在书里如此写道，政府需要的是“这样一个方案……当产品投放到市场后，它将帮助我们从中获得最大的利益。具体来说，它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确保最大程度地降低敌人的士气，并且在向定位的‘顾客’推广时受阻力最小……在我看来，这样的方案就如同在发出一个最后的通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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