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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纳法官又回答了几个问题，然后和办事员聊了几分钟，接着就回到内庭，继续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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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纳和其他那些为卡罗尔·安·丹尼斯作保之前想到死亡终至的法官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没有完成调查问卷的控制组法官认为受审者应该交出50美元的保释金。然而，那些被提醒死亡终至的法官却坚持认为卡罗尔·安（顺便说一下，这个人并非真实存在）应支付多得多的惩罚性保释金——平均一下，结果为455美元，这是正常情况下同类案件保释金的9倍还多。因为想到死亡终至这一细节的出现，公正的天平已经倾斜，甚至是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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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应该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专家群体，他们对案件的判断基于事实。的确，法官坚持认为回答关于死亡的一些问题并不太可能影响他们的法律判决。然而，只是想到了死亡，他们的决定却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这是怎么回事？而且他们对此全然不知，这又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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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这一实验的时候，我们认为，法官一般都有强烈的是非观，而且我们认为卡罗尔·安·丹尼斯的行为会触犯法官们的道德情感。实验结果显示，那些想到死亡终至的法官会尽力遵从文化，做出正确的决定。因此，相对于那些没有被提醒死亡终至的同事，他们会更鲜明地举起法律的旗帜。他们为那位所谓的妓女设定了非常高的保释金标准，坚信她出庭受审时，要因道德犯罪得到应有的惩罚，而不仅仅是走个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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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提醒死亡终至的人不仅对于辜负了我们人生价值的人做出了消极反应，对于坚定实现人生价值的人，他们还做出了积极反应。在一份研究中，有人向警方告发了一位非常危险的罪犯，人们提议应该给告发者一定的经济奖励，被提醒死亡终至的人则把奖励数额提高到了原来的3倍。因此，被提醒死亡终至的人不仅会关注我们认为不道德的或者高尚的行为，他们还表示，我们应该增强对于正确信仰的坚持，对于优秀文化的坚持。因此，被提醒死亡终至之后，对于任何强化我们所珍视的信仰的人和事，他们都会做出慷慨、积极的反应，而若有人质疑我们的信仰，他们则会义无反顾地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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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法官展开研究之后没多久，我们又进行了一个实验。我们让一群美国学生到了实验室，请控制组的被试简单描述一下中性色彩的事物，尤其是想到食品以及进食时有什么样的情感。实验组学生回答的问题和加纳法官回答的问题相同，都和死亡相关，令人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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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分钟之后，我们让两组被试看了两份采访，并告诉他们，采访摘自《政治学季刊》，其中一位是坚定拥护美国政治制度的教授，而另一位则对美国政治制度怨声连连。在采访中，拥护美国政治制度的教授承认美国有很多困难，他说，经济失调就是一个问题，而且政府在外交政策方面也有失误。可是，总体来说，他还是认为，“在这个国家，我所说的这些是否有价值，最终要由人民来评价，而非政府。也正因为这样，人们才可以在这个国家自由自在地生存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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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反对美国政治制度的教授先承认了美国的诸多优点，但最终话锋一转，直指权力精英的不良影响以及“受经济利益驱使，美国在国土之外的不道德行为”。他总结说，“道德和我们的对外政策完全没有关系。因此，认为美国是全世界民主和自由的推动者，简直荒唐。”他甚至认为，人们应该暴力推翻现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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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查中，所有学生都喜欢拥护美国政治体系的那位教授所说的话。他们认为，这位教授比另一位知识更为渊博，更为诚实。不过，和控制组相比，被提醒死亡终至的被试，对于拥护美国政治制度的教授有着更积极的评价，而对于另一位教授的评价则更为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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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开始这项研究以来，我们做了500多份调查，统计结果显示，文化世界观从多个方面保护着我们，让我们不因死亡的必然到来而恐惧，没有文化世界观，这种恐惧将无法摆脱。一旦被提醒死亡终至，我们总是会对那些反对或侵犯我们信仰的行为加以批评和惩罚，对拥护和坚持我们信仰的行为加以表扬和奖励。我们通过多种方式提醒参与我们调查研究的人死亡终至这一现实，除了回答关于死亡的问题，他们还可能观看残酷的事故影片，写一句关于死亡的话，或站在殡仪馆或墓地附近。有意思的是，他们拥护信仰的反应只和被提醒死亡终至有关，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提到其他诸如遭社会排斥、考试失败、剧痛或在交通事故中失去上肢或下肢等消极事件，都不会让他们有同样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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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会努力克服对于死亡终至的恐惧，在本书中，我们将向读者呈现，这种努力是如何影响人类的。其实，无论大事小事，都无法逃避死亡终至的忧虑所产生的影响。例如，午饭要吃什么，在沙滩日光浴的时候要涂多少防晒霜，在最近一次选举中你会把票投给谁，你对购物的态度，你的身心健康，你的所爱和所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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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恐惧并非与生俱来。襁褓中的婴孩除了吃饱穿暖再不会关注其他，可是，从童年开始，人类就会卷入一个充满意义和自我价值的符号世界中，并且极力守卫这种意义和自我价值。为什么？怎么会这样？死亡是何时进入我们心里的？它是怎么进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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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死：人类行为的驱动力 第2章 事物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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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的格式是指一套秩序……它是不言自明的真理，且会在完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被接受，这种接受是自然的、自发的。我们尽可能寻求事物最宏大的格式，不是为了设法获取真理，而是因为，格式越宏大，越能够击退恐惧。如果我们能在宇宙的大格式中让生命具有意义，我们就一定会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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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维里斯，《事物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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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刚刚开始时，我们只是会尿湿尿布、吸吮奶头的生物，可是，那段时间却不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我们知道自己的姓名，却记不得获取姓名的时刻。然而，到了五岁，或在其前后的一两年，记忆却那么鲜明、那么清晰——我们都记得最爱的宠物、玩具、老师、朋友，不情愿地被太热心的阿姨拥抱、射门得分、夏令营、万圣节“不给糖果就捣乱”的小把戏等。最终，我们会意识到自我，意识到我们不只是个体，还是更宏大的社会环境中的一部分，于是我们成了巴西人、尼日利亚人、墨西哥人、意大利人、黎巴嫩人、中国人、荷兰人、日本人或美国人，进入了一个更为宽广的意义和符号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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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夫·托尔斯泰说过，“从五岁的孩童到‘自我’只有一步之遥，而一个新生儿和五岁孩童之间的距离，却远得可怕。”我们是如何从一个呱呱啼哭、咿呀学语的新生儿变成拥有姓名和国籍、在各自的文化中寻求意义的成年人的？这种转变又是如何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安全地扮演各自的角色的？现在我们就来看看那段可怕的距离是如何被跨过的，对于死亡的忧虑又是如何影响这段旅程的，以及接下来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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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死：人类行为的驱动力 对于心理安全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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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对于心理安全的建立至关重要。如果童年不顺，通往成年的道路将会异常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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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看塞浦利安（Cyprian）的案例。1990年4月，这个名叫塞浦利安的健康可爱的男婴出生在罗马尼亚的卡普尼斯。男婴的生母阿林，丝毫不想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这是她的第四个孩子。然而，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统治下的罗马尼亚政府严令禁止节育和流产，阿林和她的一家只能靠着在小农场上养鸡，在杂乱无章的院子里种些蔬菜过活。生活极度贫困，阿林和她的丈夫觉得他们根本无法养活这个新出生的儿子。因此，塞浦利安刚出生，他们就把他丢到了一所州孤儿院，继续捉襟见肘的生活，为养活他们自己和其他三个孩子而忙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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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怕的动物园般的孤儿院中有17万名罗马尼亚婴儿，塞浦利安只是其中的一名。这些婴儿只是被喂食，偶尔换洗尿布，他们从来没有到户外呼吸新鲜空气的机会。他们居住的房间散发着阵阵尿骚和体臭。几十个婴儿却只有一两位保育员，因此，这群婴儿根本没有可能被大人抱在怀里，享受爱抚和呵护。他们没有玩具。因为经常被拴在脏兮兮的婴儿床上，他们连爬行和走路都没学过。他们不会说话，只会用头撞婴儿床的金属杆。1992年的夏天，塞浦利安的养父母将他收养的时候，他根本没有“茁壮成长”的迹象，也就是说，他的身体已经停止了成长发育。对于两岁的年龄来说，他的体型明显偏小，营养不良，心理状态就更糟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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