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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死：人类行为的驱动力 死亡和自尊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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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议员爱德华·泰德·肯尼迪并没有他的三位哥哥优秀，在四兄弟中，他是最平凡的一个。三位哥哥全都殉难，成了英雄或烈士。小约瑟夫·肯尼迪，海军飞行员，于1944年8月12日在欧洲阵亡，年仅29岁。约翰·肯尼迪，泰德的良师益友，美国总统，于1963年11月22日在达拉斯遇刺身亡，年仅46岁。罗伯特·肯尼迪，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于1968年6月6日在洛杉矶被暗杀，年仅4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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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去世一年后，1969年7月19日的早晨，泰德驾车时转错了方向，直接将车子开进了马萨诸塞州查帕奎迪克岛附近的海洋水声信道。车上乘客玛丽·乔·科佩奇尼溺亡，事故之后逃逸的肯尼迪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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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死亡，他有太多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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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泰德·肯尼迪决定以民主党候选人的身份与吉米·卡特竞争，他比三位兄弟都长寿，做好了接受他们衣钵的准备。然而，查帕奎迪克岛的丑闻彻底粉碎了他在竞选中获胜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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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近50岁的肯尼迪，身受多项罪名指控，准备为自己打下一片天地，为弱势群体而奋斗。这只“参议院的雄狮”不知疲倦地为贫困人口、没有享受保险的人口、老人、儿童、移民、难民以及其他所有被美国社会“遗弃”的人而战。直到生命走到尽头，他依然在为弱势群体挥舞着利爪，咆哮着，事实证明，也正因为这一点，他一生为弱势群体所做的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位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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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肯尼迪被诊断出患致命脑瘤，在那之后，直到2009年8月去世，他一直致力于医疗改革。2008年，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说，“这是我一生的事业，为了历史，我必须拿起这份权利”。果然，参议员肯尼迪在生命最后的15个月里，依然在为推动国会确保全体美国人都能享受到支付得起的医疗保险而不懈努力。泰德·肯尼迪对人的生命的核心原则做出了最好的诠释——我们靠寻求意义而与终将到来的死亡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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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面对死亡终至这一事实时，我们会寻求更强的自尊感。想到自己终会死亡的以色列士兵操作模拟器时速度会更快，因为他们将自尊和驾驶能力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其他领域也是如此，将自尊和体力联系在一起的人，一想到自己终将死亡，往往会表现出更大的力量；将自尊和健康联系在一起的人，则会增加锻炼的强度；而将自尊和美丽联系在一起的人，则会更加关注自己的外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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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人们在健身房健身或在镜子前面整理头发的时候，不一定会想到自己的这种行为是在追求个人价值感。他们会想到健身器材或自己的发型，但是，对于自尊的需要一直在起作用，让我们在意识的表层之下不断维护着这一保护层，防止自己受到与生俱来的恐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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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蝙蝠、蠕虫一样，面对肉体死亡时，我们也会拼命反抗，但是我们人类的反抗远远超出了其他动物。哪怕只是和死亡相关的轻微暗示都足以刺激我们更加努力地在世界上留下痕迹。我们拼命证明自己的价值，再小的层面都不放过。老板的认可、朋友的夸奖甚至路过的陌生人一个赞许的点头动作都可以增强我们的价值感，而不满、批评、被忽视，瞬间就会让我们被焦虑席卷。用诗人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的话来说，这种不屈不挠、拼命想要证实自己价值的做法，就是人类“怒斥光明消逝”[1]的众多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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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摘自诗歌《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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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死：人类行为的驱动力 自尊心不足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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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于自尊是（人类）主要动机这一说法有任何质疑……只有一种确凿的方法可以将质疑驱逐，”欧内斯特·贝克尔如是说，“那就是让人们看到，没有自尊，他们就无法做出行为，他们的世界就会崩塌。”获得并维系自尊为什么如此之难？缺乏自尊又会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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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掉自尊有两种主要方式：第一，个体或群体对其文化世界观失去信仰。经济震荡、技术和科学革新、环境灾难、战争、瘟疫或外来文化的强势入侵等都会引发这种幻灭。例如，在第一批欧洲人到达之前，阿拉斯加的尤皮克人就有着灿烂的文化，他们有自己根深蒂固的习俗、传统以及精神信仰。部落和个人的行为准则就是“Yuuyaraq”，即“按照人的标准行事”，为每位部落成员提供了适用于一切情境的行为方式。欧洲人来了，他们带来了枪，带来了细菌和钢铁，杀死了大部分的尤皮克人，并把欧洲人的基督教世界观强加给他们，土著人因此失去了自己的身份。会法术的人生病了，死了，连同他们一起死掉的还有古老的爱斯基摩精神及“Yuuyaraq”的行为准则。尤皮克人信奉的一切都衰落了，他们的整个世界也因此崩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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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灾难性事件全世界都上演过，本土文化必然因殖民化而遭殃。不过，除了殖民化，对于文化体系的信仰在其他情况下也会受到侵蚀。随着经济的不确定性、宗教和体育丑闻、政治两极分化等现象的出现，甚至美国也免不了要面对文化体系信仰遭受侵蚀的现状。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70%的美国人都认为他们的国家走上了错误的轨道，80%的美国人不同意政府治理国家的方法。即便在宗教信仰普遍存在的美国，前往教会的人数也在稳步下滑。公立学校，尤其在城区，也是一片混乱。“我们弄丢了我们的神，”西新英格兰大学的劳拉·汉森（Laura Hansen）就对《大西洋月刊》的记者如是说，“我们对媒体失去了信任：记得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吗？在文化领域，我们失去了信任：你不能指着某位可能会对我们有所启发的电影明星，因为我们太了解他了。在政治领域也是如此，因为我们太了解政治家的生活了。我们丢了它，丢了对一切事物的基本信任和基本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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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旦丧失对核心信仰的自信心，幻想就会完全破灭，因为他们并不知道现实按照什么蓝图来运转。没有这幅蓝图，就无法判断哪些行为合适、妥当，就无法描绘通往自尊的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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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事物文化格式的信仰完好无缺还不够，一个人还需要感受到其价值。如果由于你被赋予的社会地位、你的弱点，或是由于不切实际的文化期望而没有充分感受到其价值，你依然会因自我价值而挣扎。1500多年前，印度人就认为，种姓制度中“可接触的”阶层来源于原始生物的不同部位：婆罗门——牧师和教师，来自原始生物的嘴巴；刹帝利——统治者和士兵，来自其臂膀；吠舍——商人和贸易者，来自其大腿；首陀罗——劳动者，来自原始生物的脚；而“贱民”或称“不可接触的人”，因其肮脏和不洁，遭到了原始生物的否定，他们在工作时不得不接触不洁事物，如血、粪便、死掉的动物及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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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可接触的人”的影子接触到了高一等级的人，他们就会遭到殴打。他们随身携带小桶，将痰吐在桶里，以免污染地面。他们身带响铃，用铃声提醒他人自己的到来。尽管现在有严格的法律规定，不许歧视“不可接触的人”，但对他们的偏见及虐待依然随处可见。2003年，吉尔达里·莫里（Girdharilal Maurya）想要行使合法权利，使用村里的水井，结果家里的农田被洗劫一空，房子被烧毁，妻子和女儿遭到了殴打。“动物都比我们地位高，”莫里如是说，“这太不人道了……为什么神要让我们出生在这样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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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自己的社会角色被文化主流所否定，一个人就很难感受到自尊。印度“不可接触的人”就是最好的例子，然而，在今天的美国，我们也有类似的被深深打上烙印的群体，在很多白种人的眼里，非裔美国人就是犯罪、懒惰的代名词。很多男性则把女性视作有情感的性交对象。“红州”和“蓝州”的人相互诋毁。似乎在所有文化中，都有一些指定的群体扮演着低等社会角色，毫无疑问，被轻视的群体往往会拼命争取，想要获得良好的自我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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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当普通公民无法获得文化追捧的价值标准时，自尊就会遭到严重破坏。我们可以看看当今美国社会众多不被高度认可的职业角色。如果你是西夫韦超市的面包师，你很清楚，自己并非美食频道著名的甜品厨师，全国像你一样的西夫韦超市面包师数以千计，大家都穿着同样的制服，使用同样的制作食谱。然而，如果你在17世纪的欧洲做一名乡村面包师，人们每天都得从你这里买面包，就会欣赏你的技术。如果你制作的面包尤其香甜，黄油面包卷尤其美味，那么城镇最佳面包师的美名就会传开，说不定还会传到邻近的城镇乡村，那么归属感和自豪感就会油然而生。然而，今天西夫韦超市的普通面包师根本不需要什么技术和创造力。他们的美国同胞也不会太多欣赏他们做出的面包多漂亮，顾客把专业的面包师当成了服务员。面包师拿到的薪水也没有体现出多少对其工作的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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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赋予巨大价值的特征和成就多数人都无法企及，美国社会尤其如此。由于商业化社会对于财富的过分追求，财富的文化价值及无法获得财富的耻辱感就成了数百万人焦虑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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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想一想20世纪90年代美国运通公司借助电视广告传递的信息。广告刻画了一位富有的商人在一个糟糕的雨夜准备赶回家观看女儿在学校的演出。航班取消后，他用美国运通公司的会员卡定了另一个航班的一等座，而除他之外的大量乘客却无可奈何，只能不安地滞留在机场。飞机着陆后，这个男人迅速从ATM机上取了一叠钞票，然后从公交车站一群乘客面前飞奔而过——因为急降的暴雨，这些等待的乘客显得狼狈不堪。男人跳进了一辆豪华轿车，赶到学校时表演刚刚开始。广告最后打出了“会员享有特权”以提醒观众。整则广告传递的信息很简单：如果你的收入可观，足够支配，就可以享有独特的价值，选择奢侈的交通方式，到达任何其他人都无法到达的地方。而要想实现这个目标，你必须拥有美国运通公司的会员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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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剧作家亚瑟·米勒（Arthur Miller）通过戏剧向我们展示了这种文化中的薄弱点的写照。在《推销员之死》中，戏剧主角威利·罗曼一生都在拼命奋斗，想要成为一名成功的旅行推销员。然而，因为年龄和疾病等原因，他的身份感逐渐消失。第一个雇主的儿子给了他一份解雇通知书。他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功课很差却擅长运动的儿子比夫身上，可是，比夫也是一个失败者。威利孤注一掷，想要获得自尊，想象着如果他自杀，自我价值以及家庭的福利就都会提升，儿子比夫也可以靠着政策规定，成为两万美元人寿保险的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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