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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实验参与者对迈克尔的形象进行了评价。当他们想到跟死亡无关的中性话题时，白人学生们更喜欢勤奋好学的迈克尔（虽然这个形象违背了白人对黑人的刻板印象），而不喜欢“打架”的迈克尔。然而，那些想到死亡的白人学生则更喜欢的是“黑帮”迈克尔，而不是“穿戴整齐”的非裔美国人。因此，当生存恐惧被唤醒的时候，要巩固我们自己的文化世界观，就必须让那些与我们文化不同的人来符合我们社会认可的千篇一律的刻板印象和固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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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死：人类行为的驱动力 妖魔化与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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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贬低、同化和吸收别人的文化信仰体系都不足以让我们自己获得心理上的宁静与安全时，我们心理上的不安就会变成身体上的行动。这样一来，“强力”就变成了“正义”，我们就会依靠自己的暴力消除威胁到自己心理安全的其他文化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对死亡的象征性解决方案永远不会让我们获得心理上的安宁与满足。文化世界观体现在强大的信仰、象征性的符号和标志中，比如各种旗帜和十字架等。然而，死亡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生理问题，人们心中总有挥之不去的死亡焦虑，而我们总是把这种焦虑投射到其他文化群体的人们身上，并且把我们认为是“邪恶”的东西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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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人们经常把自己的死亡焦虑具体化到某些动物的身上。例如，在古代希伯来人的“赎罪日”，人们会抽签选择两只山羊。第一只山羊被称为“主的山羊”，作为鲜血的祭奠奉献给上帝，以换取上帝对以色列人罪孽的宽恕。第二只山羊被称为“阿撒泻勒”（Azazel）或“替罪羊”，身上承载着人们的罪孽，被驱逐到旷野中。在古希腊，“替罪羊”不是动物，而是一个人。当某一个地区传染病或饥荒肆虐的时候，“法耳玛科斯”（pharmakos），即当“替罪羊”的人会遭到全村里人的鄙视和谩骂。法耳玛科斯通常是身份卑微的人，可能是罪犯、奴隶或跛子。他有时还会被殴打或被人用石头砸，直到最后被赶出城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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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整个人类历史，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群体，都曾经被当作死亡焦虑的“心理避雷针”，被别人当作发泄死亡焦虑的替罪羊。通常，只有那些“罪大恶极”的人才会被所有人都毫无疑问地认为是“邪恶”的。匈奴王阿提拉和阿道夫·希特勒在每个人心中都能排到“史上最邪恶人物”中的前十名。然而，有时候“邪恶”与否往往取决于观察者的立场。巴拉克·奥巴马和沃尔玛都受到其反对者的诋毁，但同时也受到其支持者的赞誉。即使那些表面上与世无争的群体，如素食主义者、乡村音乐爱好者和“纽约扬基棒球队”的球迷们，在一些人的眼里也可能成为“邪恶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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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荒、瘟疫、经济动荡、政局不稳、教育缺陷、停电、文盲、青春期叛逆等，只要你能说出来的问题，就都是“他们”的错。“我们”自己是好人、是纯洁的、是正确的，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出来的，我们的脸上闪耀着神的光辉。“他们”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我们对付“他们”的解决方案也很清楚：我们可以贬低他们，把他们非人化和妖魔化，并且最终把他们毁灭。我们必须“铲除所有恶人”“净化整个世界”“证明上帝站在我们这边”“让地上的生命像天堂里一样纯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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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里还有一点会令人感到十分不安。因为我们需要一些具体的、潜在可控的原因和目标来发泄自己残余的死亡焦虑，我们就会“寻找”或“创造”一些不同于我们的“他者”去服务于这个目的。人们就会这样想：“如果我们能除掉那些（恐怖分子或者其他什么人群），然后我们的所有问题就都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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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发现和迫害“邪恶他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消除残存死亡焦虑的办法，但是这种策略通常会适得其反，只能增加“他者”对我们的实际威胁。如果我们试图铲除这些“邪恶”的“他者”，就会点燃我们与他们之间冲突的火焰，让那些我们认为是“邪恶他者”的群体产生死亡焦虑，因为我们的行为不仅直接威胁到他们的生存，而且也会对他们造成心理上的羞辱，让他们感到被轻视和被非人化对待。如果别人的国土被我们占领，我们强迫他们放弃传统信仰而采用外来的生活方式，那么他们怎么可能会认为这个世界是有意义的，而且自己是这个世界的重要贡献者呢？当亲眼目睹自己宝贵的文化传统和珍贵文物被主流文化贬低并吞并时，当发现自己的文化变成了一种可笑的漫画时，当自己的种族被视为动物时，人们怎么可能会不受到死亡焦虑的威胁呢？如果我们这样对待文化世界观体系跟我们不同的人，怎能不跟他们发生冲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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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辱会剥夺人的自尊，把人贬低为脆弱的动物，而不是有意义的世界中的重要人物。索马里有句谚语这么说：“屈辱比死亡更糟糕，在战争时期，言语羞辱比子弹伤害更大。”子弹杀伤你的身体，而羞辱则会破坏那些使你超越死亡的人生意义和自尊，而人生意义和自尊就像是盾牌一样保护着你，让你不会因为生命短暂而过度恐慌。人类历史上充满了为修复受伤的自尊而爆发的报复性战争。特洛伊战争（在《伊利亚特》中有具体的描述）就是因为斯巴达国王墨涅拉俄斯的妻子海伦被特洛伊王子帕里斯诱拐而发生的。墨涅拉俄斯因此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为了雪耻，他和盟友的军队围攻特洛伊城长达十年之久，城破之后烧毁了大部分建筑，杀光了所有的男人，强奸或奴役了所有的妇女和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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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我们的历史中仍然不缺少努力报仇雪恨的故事，但是大多以悲剧收场。20世纪上半叶，希特勒因为向国民承诺“洗刷《凡尔赛条约》的耻辱”而当选德国总理。在二战中，日本神风特攻队的飞行员们宁愿牺牲自己，也要减轻战败的羞辱，这种自杀式行动随着日本在战争中的损失不断增大而越来越频繁。1965年，美国国防部的备忘录中指出：当时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主要战略目的是“避免可耻的失败”。21世纪，在访问了基地组织的支持者和美国右翼基督教民兵组织成员之后，社会学家马克·尤尔根斯迈耶（Mark Juergensmeyer）说：“几乎每个支持或参与宗教暴力的人都会说，他们曾经感到过巨大的挫折感和羞辱感。”虽然这些事例相互之间差别很大，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但是它们都涉及了强烈的羞辱感，而且羞辱感都导致了过激的暴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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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引起致命暴力行为的羞辱往往源于过去很久以来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的冲突。这就会让人们产生受迫害感，并需要英雄行为进行救赎。例如，20世纪90年代在科索沃和波斯尼亚地区发生的血腥冲突，部分原因就是为了替塞尔维亚人在1389年科索沃战役中的失利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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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羞辱的人常常试图通过指责和消灭侮辱他们的人来恢复自己的骄傲和尊严。“当受到羞辱的心灵反省自己的毁灭时，”伊夫琳·林德博士（Evelin Lindner）写道，“它可能会相信只有给侮辱者施加更大的痛苦，才能洗刷自己的耻辱。这样就开始了一个恶性循环：一方施加暴力侮辱，而另一方则以暴力反抗，双方都认为必须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下去。没有任何一方可以打破这个循环，因为第一个宣布退出的将会受到进一步的羞辱，所以施加侮辱的一方与被侮辱的一方都被困在一个相互迫害与谋杀的恶性循环中永远不可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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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死：人类行为的驱动力 2001年9月11日：攻击与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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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袭击了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和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这些恐怖袭击和随后的事件尖锐地说明了：死亡恐惧挑起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仇恨和暴力复仇的恶性循环，让人们以为自己在“英勇”地与邪恶的“他者”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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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奥萨马·本·拉登的目标主要还是政治上的。他先是要把苏联军队从阿富汗赶走，随后又要把美国军队从沙特阿拉伯境内穆罕默德的“圣地”驱逐出去。然而，本·拉登在1998年加入了激进的伊斯兰教神职人员团体，并宣布对美国发动“圣战”。他这一举动的部分原因是为了报复11世纪欧洲基督教徒对中东伊斯兰教徒发动的“十字军东征”，以及1918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解体给伊斯兰教徒带来的耻辱。以下是他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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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美国人占据着伊斯兰教最神圣的地方——阿拉伯半岛。他们掠夺财富，控制国家统治者，羞辱当地人民，还恐吓邻近国家。美国已经把它在阿拉伯半岛上的基地变成一个攻击邻近穆斯林国家的矛头。因此，我们呼吁每一个希望得到真主奖赏的穆斯林，遵从真主的命令，去杀死美国人，并掠夺他们的钱财。我们也呼吁穆斯林宗教领袖、政府领导人、青年和士兵，对魔鬼撒旦领导下的美军和这些魔鬼的同盟者进行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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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拉登一开始的具体政治目标（将外国军队赶出阿拉伯半岛）后来已经演变成了由屈辱感推动的神圣宗教职责——消灭魔鬼的使者。如果要给美国和中东伊斯兰国家之间的矛盾煽风点火、赋予它重大的意义，并且吸引信徒们甘愿为之牺牲，那么有什么方式比发动一场反美圣战更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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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让美国人经历了一次强大的死亡威胁的打击。第一，他们目睹了恐怖的死亡景象。亲眼看到纽约“世贸双塔”轰然倒塌，令数百万人感到惊恐不已。更加令他们震惊的是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也被飞机碰撞起火，而另一架飞机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境内。第二，除了给美国民众造成了巨大的伤亡之外，这次袭击还对美国文化体系中的三个最重要的象征性标志构成了威胁和破坏，因此令美国人感到十分耻辱。“世贸双塔”象征着美国的金融和商业繁荣，它现在完全被摧毁了；五角大楼象征着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全球军事力量，它受到严重损坏。第三个破坏目标，也许是白宫或国会，因为它们标志着美国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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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11”事件刚刚发生后，美国人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同情和效率。来自全国各地的警察和消防队员大批涌入纽约市。血库和粮库立即充溢起来。人们纷纷行动起来，为这场灾难尽自己的一份力，美利坚民族似乎恢复了自己的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为了应对存在危机，人们重新肯定了自己的价值观和祖国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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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挥之不去的死亡恐惧也加剧了美国人去贬损、非人化、妖魔化、同化和毁灭“邪恶他者”的冲动。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帮办威廉·博伊金（William Boykin）中将把美国与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冲突描绘成跟“魔鬼”进行的斗争：“我们的敌人是精神上的敌人。他叫‘黑暗之主’，也可以叫作撒旦。”美国前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说：“你必须杀一些这种人，即使他们并没有直接参与，但是他们需要被我们打击，才能老老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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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领导人也参与到这些贬损“邪恶他者”的行动和言论之中，来满足灾难之中的美国人对“英雄”的需要。2001年9月17日，美国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W.Bush）发表讲话说：“这是一种新的邪恶。我们理解，美国人民也开始明白：这个斗争将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将会替整个世界清除那些作恶多端的人。”副总统迪克·切尼说，凡是不愿意加入这场“新十字军东征”的国家将会面临美国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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