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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11”事件之前，布什总统在任期间的表现往往被看作“没有什么能力”和“十分平庸”，甚至许多共和党支持者也这么认为。然而，“9·11”事件几周之后，布什总统的支持率却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布什如此受欢迎，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这次恐怖袭击突然引起了美国人对死亡的恐惧，并让他们感到生命的脆弱。这种现象已经被我们在2002年和2003年的实验所证实。当美国人想到自己的死亡之后，他们会更加支持布什总统和他在伊拉克的政策。作为现任总统，布什自信地向全美民众发布着具有感召力的消息：“上帝赋予我们神圣的责任，去战胜邪恶力量。”这样一来，布什就满足了美国人对“恐惧管理”的需求，因此在2004年的总统选举时，他的支持率比他的竞争对手参议员约翰·克里（John Kerry）要高得多。在我们的实验中，我们先让一些实验参与者想到了剧烈的疼痛。在这种条件下，参与实验的美国人对克里参议员的评价比对布什的评价高得多。但是，我们又让一些美国人想到自己的死亡，结果他们对布什的评价比对克里的评价更好。在2004年大选的前六周，想到疼痛的实验参与者们选择克里参议员和选择布什总统的人数比例达到4∶1。但是，在想到死亡的那组参与者中间，选择布什和克里的人数比例几乎是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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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的“恐惧管理”价值很可能会因为他2001年在阿富汗和2003年在伊拉克发动的军事行动而得到提升。萨达姆·侯赛因在很短时间内就被干掉了，而塔利班也及时受到了重大的打击。这些事件为基督教传教士涌入这两个国家铺平了道路，这些传教士觉得自己有责任去“纠正”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国内那些宗教和政治信仰“受到误导”的人。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前往伊拉克和阿富汗建造教堂、分发《圣经》，谩骂伊斯兰教，丝毫不顾当地穆斯林的强烈反对。这些传教士偶尔也会遇到暴力抵抗，但他们认为即使被打死，也会死得其所。“我们的活动可能会导致一些人死亡，”基督教传教组织“殉道者之声”的媒体主任托德·内特尔顿（Todd Nettleton）说，“但是死后上天堂永远与上帝在一起，比永远待在地狱里要好得多。”与此同时，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美国“传教士”们也承担起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规定的使命，前往伊拉克和阿富汗“把自由的好处扩展到全球各地”，并宣扬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才是“国家能够成功的唯一可持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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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刚刚过去不久，大多数穆斯林都对此事件迅速表示谴责，他们把袭击者称为歪曲伊斯兰教教义的宗教狂热分子。然而，此后不久，穆斯林却遭到了美国人的侮辱和诋毁。首先是一些美国人对伊斯兰世界总体的笼统谴责，然后是有人试图强迫他们在宗教和政治上转变信仰，最后布什总统也宣布进行一次新的“十字军东征”，来铲除世界上的“邪恶势力”，紧随其后的是美军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美军在中东地区开展的“震慑战略”（shock and awe）中，成千上万的无辜受害者在美军袭击中丧生，而美国则仅仅把这称为对平民的“附带性损害”。对巴格达的洗劫和屈辱的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让全世界的穆斯林想到了真实和象征性的死亡，激起了他们的死亡恐惧，就像“9·11”事件对美国人造成的心灵创伤一样，挥之不去的死亡恐惧可能会加剧他们的狂热，让他们产生贬低、非人化、妖魔化、同化和摧毁他人的欲望。在美国，一些倍感屈辱的伊斯兰教徒利用广播和互联网进行反美宣传，发泄他们对美国人的恐惧和愤怒。在穆斯林群体中间开展的民意调查也显示：他们对西方的敌意正在日益增长，这真是一个人令人心寒的故事。几乎1/3的土耳其受访者，1/2的巴基斯坦受访者，3/4的摩洛哥和约旦受访者都表示：他们认为针对以色列人、美国人和在伊拉克的欧洲人进行的自杀式爆炸袭击是“理所应当”的。许多穆斯林儿童都渴望成为“圣战烈士”。在加沙地区的贾巴利亚难民营（Jabalia refugee camp），一个8岁的男孩给记者看了一张“他全家的照片”，照片里他握着一把AK-47步枪。他还告诉记者说，他的哥哥是一个烈士，然后他摇了摇头，又承认说他哥哥还活着，不是烈士，他哥哥也从来没有做过那么“伟大”的事情。在约旦河西岸的杰宁难民营（Jenin camp），一个13岁的女孩说，尽管她的父亲希望她成为一名医生，但是她喜欢研究核物理，这样她就可以炸掉整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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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美国对伊斯兰世界的攻击还引起了致命的反击。2002年1月，《华尔街日报》的美籍犹太裔记者丹尼尔·珀尔（Daniel Pearl）在巴基斯坦被绑架，随后被砍头。恐怖分子把砍头时的可怕景象录了下来，并广泛传播到世界各地。2002年10月，一枚汽车炸弹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一家颇受欢迎的旅游夜总会门外爆炸，造成200多名平民死亡，100多人受伤。2004年3月11日，一系列的蓄谋已久的爆炸案发生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通勤列车上，造成将近200人死亡，将近2000人受伤。2005年7月7日，伦敦的列车和公共汽车上也发生了类似的袭击，共有52名平民丧生，另有4名自杀式爆炸袭击者死亡，700多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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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由沙特阿拉伯资助的穆斯林传教组织开始在欧洲和亚洲更加活跃，他们信奉瓦哈比派的教义，试图在欧洲和亚洲寻找新的皈依者，使更多人信奉他们的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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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9·11”事件已经过去了10年多，美国与一些伊斯兰教极端分子的攻击和反击仍然在继续，双方都在相互诋毁、相互羞辱、相互妖魔化，并且都试图摧毁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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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伊斯兰国家，反美和反以色列的情绪仍然高涨。在美国和欧洲，针对伊斯兰世界的仇恨和暴力也仍然存在。很多美国人十分反对在他们自己住宅附近修建清真寺，在想到死亡的问题之后，他们的反对意见将会变得更加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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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死：人类行为的驱动力 实验室里的“奇爱博士”（核武器科学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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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曾经说过：“当死亡天使吹响号角时，人类各种虚伪的文明都会像帽子一样被一阵风吹到泥里。”不幸的是，当人类生存的螺丝稍微轻轻扭动一下，就足以让人们这样做了。对死亡的恐惧点燃了我们对不同信仰人群的暴力和仇恨，尤其是那些被我们认为“邪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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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明人类的这种倾向，我们根据1995年的“辣酱攻击事件”做了一个实验。1995年2月，新罕布什尔州利巴嫩地区“丹尼快餐厅”的一个早餐厨子想和两名来自佛蒙特州的州警开个小玩笑。这两名警察是专门去吃早餐的，而这个厨师却十分不喜欢警察。于是，厨师在警察的早餐里面放了大量的辣椒酱，结果警察们很不高兴，就说早餐里的鸡蛋烫到了他们的嘴，还让其中一名警察胃疼。利巴嫩地区的警督肯·拉里（Ken Lary）说：“竟敢对我们的食物胡闹，实在是受够了。”几周之后，这名厨师以“袭击他人”的罪名被警察逮捕，等待他的是2年的监禁和2000美元的罚款。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十几岁的青少年在打闹时也会把辣椒酱倒进别人的喉咙里，而有些父母也曾经因为强迫孩子喝辣椒酱而被以“虐待儿童”的罪名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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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上述事例的启发，我们分别邀请了一些政治上比较保守的学生和政治上比较自由的学生进入我们的实验室，参加一项“性格与食物偏好测试”。我们让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做我们的标准问卷，思考死亡问题，而另外一部分人思考即将到来的下次考试。然后，他们要写下自己的背景、兴趣、食物喜好。我们假意告诉他们：他们写的这些资料要跟旁边小隔间的实验参与者进行互换；在食物偏好实验中，他们会跟隔壁小隔间的一名参与者成为相互合作的伙伴；一对伙伴两人在政治上可能都是自由主义者，或者都是保守主义者，也可能是自由主义者跟保守主义者的混合搭配。（实际上，交换给实验参与者的“资料”都是我们伪造的，他们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合作伙伴”。）我们虚构的“合作伙伴”资料上都写着这样的句子“自由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最好还是不要让我看见”。“自由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是这个国家很多问题的根源，这可不是开玩笑的”。然后，我们把这些伪造的“资料”随机分发给实验参与者，作为他们“合作伙伴”的资料。我们伪造的“资料”上还写明：他们的“合作伙伴”非常不喜欢辣味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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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让实验参与者往杯子里面倒一些非常辣的萨尔萨辣酱，并且告诉他们：“你隔壁的合作伙伴在对食物做出评价之前，必须首先喝完这杯辣酱。”那么，当他们知道自己的合作伙伴不喜欢辣椒，但是必须喝完这些辣酱的时候，他们会往杯子里面倒多少辣酱呢？结果我们发现：那些在实验开始之前考虑自己下次考试的学生并不在乎他们“合作伙伴”的政治信仰。无论是自由还是保守，他们都给虚构的“合作伙伴”倒了一点点辣酱，让对方去喝。至于那些想到自己死亡的学生，当他们虚构的“合作伙伴”与他们的政治立场一致时，他们也同样倒了一点点辣酱让“合作伙伴”去喝，是，当我们伪造的“资料”上显示“合作伙伴”的政治信仰与想到死亡的实验参与者的政治信仰不一致时，这些实验参与者给他们的“伙伴”倾倒了平均两倍多的辣酱（还经常倒满满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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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获得的第一份直接证据，可以证明：死亡恐惧会放大我们对那些信仰不同者的仇恨，让我们试图在肉体上伤害那些挑战和侮辱我们信仰的人。但是，这并不是最后一份实验证据。在2006年的一次实验中，我们发现，当美国的一些保守主义者想到自己的死亡或者“9·11”事件之后，他们更加支持对那些直接威胁美国安全的国家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武器和化学武器打击。他们还认为，为了抓住或杀死本·拉登，即使杀伤成千上万的无辜人也是值得的。另外一项实验还表明：当美国人想到自己的死亡之后，他们更愿意接受美国情报机构对外国嫌疑犯采取野蛮和侮辱性的审讯和折磨手段。在以色列进行的类似实验也证明：死亡的念头会让那些在政治上比较保守的以色列人认为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行为是正当的。他们也会更加支持对伊朗采取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在另外一项实验中，伊朗的大学生们在想到死亡的问题之后，更加支持对美国进行自杀式袭击，他们也更愿意亲自充当自杀式爆炸袭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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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一项特别可怕的实验中，杰夫·施梅尔（Jeff Schimel）和他在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University of Alberta）的同事们让一些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分别读了两篇文章。其中一些人读的是关于北极光的文章，而另外一些人读的则是一篇有关伊斯兰教徒占据耶稣故乡的文章。后一篇文章是根据真实新闻报道改编的，目的是对这些基督徒造成心理上的威胁。文章是这样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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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稣的诞生地——古城拿撒勒，当地的主要伊斯兰教政党“伊斯兰运动党”（Islamic Movement）的领袖们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在大街上，而成千上万的居民则在一旁围观。虽然这次游行被称为一次“庆祝活动”，但是其中充满了火药味儿。这似乎更像一次“力量展示”，而不是“街头派对”。穆斯林教徒们身穿军装，敲锣打鼓，挥舞着他们党派的绿色旗帜，同时还有一个人用扩音器不断高喊“安拉至大！安拉至大”。数百名该党的活动分子在街上昂首阔步，高喊口号：“伊斯兰教是唯一的真理！”“伊斯兰教统治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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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半的实验参与者还要额外阅读一篇文章，描写的是一次坠机事件：“据新闻报道，117名虔诚的穆斯林教徒今天在前往拿撒勒参加宰牲节的路上不幸遭遇坠机事件，据称没有发现生还者。”然后，每个参与实验的人还要参加一个“词根组词”练习，来检测他们是否会很轻易地想到死亡。在这个练习中，实验参与者要把一些字母片段补充完整，以组成完整的单词，但是这些片段既可以组成与死亡无关的中性词语，也可以组成跟死亡相关的词语。实验参与者组成跟死亡有关的词语越多，就说明他们越容易想到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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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悬念，读了关于伊斯兰教徒占据耶稣故乡的基督徒比那些读了关于北极光文章的基督徒更容易想到死亡。这表明伊斯兰教徒占据基督教圣地会在基督徒心中造成死亡的阴影。然而，还有更可怕的地方：那些读了关于伊斯兰教徒占据耶稣故乡之后，又读了关于穆斯林空难丧生文章的基督徒想到死亡的概率跟那些看了北极光文章的基督徒一样低。这是因为：他们把占据基督教圣地的伊斯兰教徒视为“作恶者”，而“作恶者”的死亡会减少他们的死亡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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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死：人类行为的驱动力 太阳底下没有什么新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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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已经明白了：人们之所以会对别人进行“非人虐待”，往往是因为他们不能包容具有不同文化世界观的其他人，而且人们常常还会对具有不同文化的“他人”进行侮辱。更糟糕的是，为了消除自己身上残存的死亡焦虑，人们还要把“罪恶”的恶名强加到“他人”身上。当然，关于领土的争端和对稀缺物资的争夺也是人类不合的主要原因。但是这些实际利益的争端也包含着象征性的心理因素。当一个族群宣布自己拥有某种上帝赋予的权力时，另外一个族群却把他们的这种做法看成一种侮辱和不公；当一个族群认为自己在正义地抵抗着侮辱和不公时，在另一个族群看来，他们却在进行着贪婪的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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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冲突的双方都想占领道德的高地，而且都在宣扬对方给己方造成的耻辱，那么双方之间的暴力冲突不仅是“理所应当”的，而且似乎是“势在必行”的了。其他族群“奇特”的信仰、价值观、风俗习惯，甚至外表都有可能会让我们认为他们是“错误”的，而且是“心怀恶意”的。物质上的争夺很快就上升到了“正义与邪恶”之战的高度——当然，“正义”的一方永远是“我们”，而邪恶的一方永远是“他们”。这样一来，人们似乎不是为了获得通商道路或水源而战，而是为了“罗马帝国的荣耀”，为了“把异教徒从圣地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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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世界上很大一部分的邪恶事件都是因为人们想要“消灭邪恶”而发生的。正如欧内斯特·贝克尔所说的那样：“我们都具有天生的、不可抑制的冲动，想要否认死亡，并树立自己的英雄形象。但是，这恰恰是人类邪恶的根本原因。”2500年前，古希腊伟大的历史学家修西得底斯也得出了十分相似的结论。他仔细研究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过程，目的是“根据人类的本性，考察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以及将来还要发生的事情，并且发现其中隐藏着的真理”。他发现：除了保卫自己的生命和财产之外，人们还会为保护自己的精神原则和意识形态而战。有些人会特别狂热地投身于某项事业，宁愿为之而死，但是他们通常是受到强烈的复仇愿望所驱使的，而且这样常常会导致不断升级的野蛮和残暴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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