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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辱会剥夺人的自尊，把人贬低为脆弱的动物，而不是有意义的世界中的重要人物。索马里有句谚语这么说：“屈辱比死亡更糟糕，在战争时期，言语羞辱比子弹伤害更大。”子弹杀伤你的身体，而羞辱则会破坏那些使你超越死亡的人生意义和自尊，而人生意义和自尊就像是盾牌一样保护着你，让你不会因为生命短暂而过度恐慌。人类历史上充满了为修复受伤的自尊而爆发的报复性战争。特洛伊战争（在《伊利亚特》中有具体的描述）就是因为斯巴达国王墨涅拉俄斯的妻子海伦被特洛伊王子帕里斯诱拐而发生的。墨涅拉俄斯因此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为了雪耻，他和盟友的军队围攻特洛伊城长达十年之久，城破之后烧毁了大部分建筑，杀光了所有的男人，强奸或奴役了所有的妇女和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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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我们的历史中仍然不缺少努力报仇雪恨的故事，但是大多以悲剧收场。20世纪上半叶，希特勒因为向国民承诺“洗刷《凡尔赛条约》的耻辱”而当选德国总理。在二战中，日本神风特攻队的飞行员们宁愿牺牲自己，也要减轻战败的羞辱，这种自杀式行动随着日本在战争中的损失不断增大而越来越频繁。1965年，美国国防部的备忘录中指出：当时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主要战略目的是“避免可耻的失败”。21世纪，在访问了基地组织的支持者和美国右翼基督教民兵组织成员之后，社会学家马克·尤尔根斯迈耶（Mark Juergensmeyer）说：“几乎每个支持或参与宗教暴力的人都会说，他们曾经感到过巨大的挫折感和羞辱感。”虽然这些事例相互之间差别很大，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但是它们都涉及了强烈的羞辱感，而且羞辱感都导致了过激的暴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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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引起致命暴力行为的羞辱往往源于过去很久以来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的冲突。这就会让人们产生受迫害感，并需要英雄行为进行救赎。例如，20世纪90年代在科索沃和波斯尼亚地区发生的血腥冲突，部分原因就是为了替塞尔维亚人在1389年科索沃战役中的失利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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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羞辱的人常常试图通过指责和消灭侮辱他们的人来恢复自己的骄傲和尊严。“当受到羞辱的心灵反省自己的毁灭时，”伊夫琳·林德博士（Evelin Lindner）写道，“它可能会相信只有给侮辱者施加更大的痛苦，才能洗刷自己的耻辱。这样就开始了一个恶性循环：一方施加暴力侮辱，而另一方则以暴力反抗，双方都认为必须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下去。没有任何一方可以打破这个循环，因为第一个宣布退出的将会受到进一步的羞辱，所以施加侮辱的一方与被侮辱的一方都被困在一个相互迫害与谋杀的恶性循环中永远不可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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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死：人类行为的驱动力 2001年9月11日：攻击与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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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袭击了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和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这些恐怖袭击和随后的事件尖锐地说明了：死亡恐惧挑起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仇恨和暴力复仇的恶性循环，让人们以为自己在“英勇”地与邪恶的“他者”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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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奥萨马·本·拉登的目标主要还是政治上的。他先是要把苏联军队从阿富汗赶走，随后又要把美国军队从沙特阿拉伯境内穆罕默德的“圣地”驱逐出去。然而，本·拉登在1998年加入了激进的伊斯兰教神职人员团体，并宣布对美国发动“圣战”。他这一举动的部分原因是为了报复11世纪欧洲基督教徒对中东伊斯兰教徒发动的“十字军东征”，以及1918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解体给伊斯兰教徒带来的耻辱。以下是他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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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美国人占据着伊斯兰教最神圣的地方——阿拉伯半岛。他们掠夺财富，控制国家统治者，羞辱当地人民，还恐吓邻近国家。美国已经把它在阿拉伯半岛上的基地变成一个攻击邻近穆斯林国家的矛头。因此，我们呼吁每一个希望得到真主奖赏的穆斯林，遵从真主的命令，去杀死美国人，并掠夺他们的钱财。我们也呼吁穆斯林宗教领袖、政府领导人、青年和士兵，对魔鬼撒旦领导下的美军和这些魔鬼的同盟者进行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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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拉登一开始的具体政治目标（将外国军队赶出阿拉伯半岛）后来已经演变成了由屈辱感推动的神圣宗教职责——消灭魔鬼的使者。如果要给美国和中东伊斯兰国家之间的矛盾煽风点火、赋予它重大的意义，并且吸引信徒们甘愿为之牺牲，那么有什么方式比发动一场反美圣战更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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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让美国人经历了一次强大的死亡威胁的打击。第一，他们目睹了恐怖的死亡景象。亲眼看到纽约“世贸双塔”轰然倒塌，令数百万人感到惊恐不已。更加令他们震惊的是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也被飞机碰撞起火，而另一架飞机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境内。第二，除了给美国民众造成了巨大的伤亡之外，这次袭击还对美国文化体系中的三个最重要的象征性标志构成了威胁和破坏，因此令美国人感到十分耻辱。“世贸双塔”象征着美国的金融和商业繁荣，它现在完全被摧毁了；五角大楼象征着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全球军事力量，它受到严重损坏。第三个破坏目标，也许是白宫或国会，因为它们标志着美国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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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11”事件刚刚发生后，美国人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同情和效率。来自全国各地的警察和消防队员大批涌入纽约市。血库和粮库立即充溢起来。人们纷纷行动起来，为这场灾难尽自己的一份力，美利坚民族似乎恢复了自己的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为了应对存在危机，人们重新肯定了自己的价值观和祖国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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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挥之不去的死亡恐惧也加剧了美国人去贬损、非人化、妖魔化、同化和毁灭“邪恶他者”的冲动。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帮办威廉·博伊金（William Boykin）中将把美国与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冲突描绘成跟“魔鬼”进行的斗争：“我们的敌人是精神上的敌人。他叫‘黑暗之主’，也可以叫作撒旦。”美国前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说：“你必须杀一些这种人，即使他们并没有直接参与，但是他们需要被我们打击，才能老老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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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领导人也参与到这些贬损“邪恶他者”的行动和言论之中，来满足灾难之中的美国人对“英雄”的需要。2001年9月17日，美国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W.Bush）发表讲话说：“这是一种新的邪恶。我们理解，美国人民也开始明白：这个斗争将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将会替整个世界清除那些作恶多端的人。”副总统迪克·切尼说，凡是不愿意加入这场“新十字军东征”的国家将会面临美国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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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11”事件之前，布什总统在任期间的表现往往被看作“没有什么能力”和“十分平庸”，甚至许多共和党支持者也这么认为。然而，“9·11”事件几周之后，布什总统的支持率却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布什如此受欢迎，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这次恐怖袭击突然引起了美国人对死亡的恐惧，并让他们感到生命的脆弱。这种现象已经被我们在2002年和2003年的实验所证实。当美国人想到自己的死亡之后，他们会更加支持布什总统和他在伊拉克的政策。作为现任总统，布什自信地向全美民众发布着具有感召力的消息：“上帝赋予我们神圣的责任，去战胜邪恶力量。”这样一来，布什就满足了美国人对“恐惧管理”的需求，因此在2004年的总统选举时，他的支持率比他的竞争对手参议员约翰·克里（John Kerry）要高得多。在我们的实验中，我们先让一些实验参与者想到了剧烈的疼痛。在这种条件下，参与实验的美国人对克里参议员的评价比对布什的评价高得多。但是，我们又让一些美国人想到自己的死亡，结果他们对布什的评价比对克里的评价更好。在2004年大选的前六周，想到疼痛的实验参与者们选择克里参议员和选择布什总统的人数比例达到4∶1。但是，在想到死亡的那组参与者中间，选择布什和克里的人数比例几乎是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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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的“恐惧管理”价值很可能会因为他2001年在阿富汗和2003年在伊拉克发动的军事行动而得到提升。萨达姆·侯赛因在很短时间内就被干掉了，而塔利班也及时受到了重大的打击。这些事件为基督教传教士涌入这两个国家铺平了道路，这些传教士觉得自己有责任去“纠正”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国内那些宗教和政治信仰“受到误导”的人。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前往伊拉克和阿富汗建造教堂、分发《圣经》，谩骂伊斯兰教，丝毫不顾当地穆斯林的强烈反对。这些传教士偶尔也会遇到暴力抵抗，但他们认为即使被打死，也会死得其所。“我们的活动可能会导致一些人死亡，”基督教传教组织“殉道者之声”的媒体主任托德·内特尔顿（Todd Nettleton）说，“但是死后上天堂永远与上帝在一起，比永远待在地狱里要好得多。”与此同时，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美国“传教士”们也承担起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规定的使命，前往伊拉克和阿富汗“把自由的好处扩展到全球各地”，并宣扬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才是“国家能够成功的唯一可持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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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刚刚过去不久，大多数穆斯林都对此事件迅速表示谴责，他们把袭击者称为歪曲伊斯兰教教义的宗教狂热分子。然而，此后不久，穆斯林却遭到了美国人的侮辱和诋毁。首先是一些美国人对伊斯兰世界总体的笼统谴责，然后是有人试图强迫他们在宗教和政治上转变信仰，最后布什总统也宣布进行一次新的“十字军东征”，来铲除世界上的“邪恶势力”，紧随其后的是美军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美军在中东地区开展的“震慑战略”（shock and awe）中，成千上万的无辜受害者在美军袭击中丧生，而美国则仅仅把这称为对平民的“附带性损害”。对巴格达的洗劫和屈辱的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让全世界的穆斯林想到了真实和象征性的死亡，激起了他们的死亡恐惧，就像“9·11”事件对美国人造成的心灵创伤一样，挥之不去的死亡恐惧可能会加剧他们的狂热，让他们产生贬低、非人化、妖魔化、同化和摧毁他人的欲望。在美国，一些倍感屈辱的伊斯兰教徒利用广播和互联网进行反美宣传，发泄他们对美国人的恐惧和愤怒。在穆斯林群体中间开展的民意调查也显示：他们对西方的敌意正在日益增长，这真是一个人令人心寒的故事。几乎1/3的土耳其受访者，1/2的巴基斯坦受访者，3/4的摩洛哥和约旦受访者都表示：他们认为针对以色列人、美国人和在伊拉克的欧洲人进行的自杀式爆炸袭击是“理所应当”的。许多穆斯林儿童都渴望成为“圣战烈士”。在加沙地区的贾巴利亚难民营（Jabalia refugee camp），一个8岁的男孩给记者看了一张“他全家的照片”，照片里他握着一把AK-47步枪。他还告诉记者说，他的哥哥是一个烈士，然后他摇了摇头，又承认说他哥哥还活着，不是烈士，他哥哥也从来没有做过那么“伟大”的事情。在约旦河西岸的杰宁难民营（Jenin camp），一个13岁的女孩说，尽管她的父亲希望她成为一名医生，但是她喜欢研究核物理，这样她就可以炸掉整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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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美国对伊斯兰世界的攻击还引起了致命的反击。2002年1月，《华尔街日报》的美籍犹太裔记者丹尼尔·珀尔（Daniel Pearl）在巴基斯坦被绑架，随后被砍头。恐怖分子把砍头时的可怕景象录了下来，并广泛传播到世界各地。2002年10月，一枚汽车炸弹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一家颇受欢迎的旅游夜总会门外爆炸，造成200多名平民死亡，100多人受伤。2004年3月11日，一系列的蓄谋已久的爆炸案发生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通勤列车上，造成将近200人死亡，将近2000人受伤。2005年7月7日，伦敦的列车和公共汽车上也发生了类似的袭击，共有52名平民丧生，另有4名自杀式爆炸袭击者死亡，700多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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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由沙特阿拉伯资助的穆斯林传教组织开始在欧洲和亚洲更加活跃，他们信奉瓦哈比派的教义，试图在欧洲和亚洲寻找新的皈依者，使更多人信奉他们的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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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9·11”事件已经过去了10年多，美国与一些伊斯兰教极端分子的攻击和反击仍然在继续，双方都在相互诋毁、相互羞辱、相互妖魔化，并且都试图摧毁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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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伊斯兰国家，反美和反以色列的情绪仍然高涨。在美国和欧洲，针对伊斯兰世界的仇恨和暴力也仍然存在。很多美国人十分反对在他们自己住宅附近修建清真寺，在想到死亡的问题之后，他们的反对意见将会变得更加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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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死：人类行为的驱动力 实验室里的“奇爱博士”（核武器科学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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