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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曾经说过：“当死亡天使吹响号角时，人类各种虚伪的文明都会像帽子一样被一阵风吹到泥里。”不幸的是，当人类生存的螺丝稍微轻轻扭动一下，就足以让人们这样做了。对死亡的恐惧点燃了我们对不同信仰人群的暴力和仇恨，尤其是那些被我们认为“邪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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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明人类的这种倾向，我们根据1995年的“辣酱攻击事件”做了一个实验。1995年2月，新罕布什尔州利巴嫩地区“丹尼快餐厅”的一个早餐厨子想和两名来自佛蒙特州的州警开个小玩笑。这两名警察是专门去吃早餐的，而这个厨师却十分不喜欢警察。于是，厨师在警察的早餐里面放了大量的辣椒酱，结果警察们很不高兴，就说早餐里的鸡蛋烫到了他们的嘴，还让其中一名警察胃疼。利巴嫩地区的警督肯·拉里（Ken Lary）说：“竟敢对我们的食物胡闹，实在是受够了。”几周之后，这名厨师以“袭击他人”的罪名被警察逮捕，等待他的是2年的监禁和2000美元的罚款。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十几岁的青少年在打闹时也会把辣椒酱倒进别人的喉咙里，而有些父母也曾经因为强迫孩子喝辣椒酱而被以“虐待儿童”的罪名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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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上述事例的启发，我们分别邀请了一些政治上比较保守的学生和政治上比较自由的学生进入我们的实验室，参加一项“性格与食物偏好测试”。我们让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做我们的标准问卷，思考死亡问题，而另外一部分人思考即将到来的下次考试。然后，他们要写下自己的背景、兴趣、食物喜好。我们假意告诉他们：他们写的这些资料要跟旁边小隔间的实验参与者进行互换；在食物偏好实验中，他们会跟隔壁小隔间的一名参与者成为相互合作的伙伴；一对伙伴两人在政治上可能都是自由主义者，或者都是保守主义者，也可能是自由主义者跟保守主义者的混合搭配。（实际上，交换给实验参与者的“资料”都是我们伪造的，他们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合作伙伴”。）我们虚构的“合作伙伴”资料上都写着这样的句子“自由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最好还是不要让我看见”。“自由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是这个国家很多问题的根源，这可不是开玩笑的”。然后，我们把这些伪造的“资料”随机分发给实验参与者，作为他们“合作伙伴”的资料。我们伪造的“资料”上还写明：他们的“合作伙伴”非常不喜欢辣味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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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让实验参与者往杯子里面倒一些非常辣的萨尔萨辣酱，并且告诉他们：“你隔壁的合作伙伴在对食物做出评价之前，必须首先喝完这杯辣酱。”那么，当他们知道自己的合作伙伴不喜欢辣椒，但是必须喝完这些辣酱的时候，他们会往杯子里面倒多少辣酱呢？结果我们发现：那些在实验开始之前考虑自己下次考试的学生并不在乎他们“合作伙伴”的政治信仰。无论是自由还是保守，他们都给虚构的“合作伙伴”倒了一点点辣酱，让对方去喝。至于那些想到自己死亡的学生，当他们虚构的“合作伙伴”与他们的政治立场一致时，他们也同样倒了一点点辣酱让“合作伙伴”去喝，是，当我们伪造的“资料”上显示“合作伙伴”的政治信仰与想到死亡的实验参与者的政治信仰不一致时，这些实验参与者给他们的“伙伴”倾倒了平均两倍多的辣酱（还经常倒满满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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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获得的第一份直接证据，可以证明：死亡恐惧会放大我们对那些信仰不同者的仇恨，让我们试图在肉体上伤害那些挑战和侮辱我们信仰的人。但是，这并不是最后一份实验证据。在2006年的一次实验中，我们发现，当美国的一些保守主义者想到自己的死亡或者“9·11”事件之后，他们更加支持对那些直接威胁美国安全的国家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武器和化学武器打击。他们还认为，为了抓住或杀死本·拉登，即使杀伤成千上万的无辜人也是值得的。另外一项实验还表明：当美国人想到自己的死亡之后，他们更愿意接受美国情报机构对外国嫌疑犯采取野蛮和侮辱性的审讯和折磨手段。在以色列进行的类似实验也证明：死亡的念头会让那些在政治上比较保守的以色列人认为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行为是正当的。他们也会更加支持对伊朗采取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在另外一项实验中，伊朗的大学生们在想到死亡的问题之后，更加支持对美国进行自杀式袭击，他们也更愿意亲自充当自杀式爆炸袭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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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一项特别可怕的实验中，杰夫·施梅尔（Jeff Schimel）和他在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University of Alberta）的同事们让一些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分别读了两篇文章。其中一些人读的是关于北极光的文章，而另外一些人读的则是一篇有关伊斯兰教徒占据耶稣故乡的文章。后一篇文章是根据真实新闻报道改编的，目的是对这些基督徒造成心理上的威胁。文章是这样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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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稣的诞生地——古城拿撒勒，当地的主要伊斯兰教政党“伊斯兰运动党”（Islamic Movement）的领袖们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在大街上，而成千上万的居民则在一旁围观。虽然这次游行被称为一次“庆祝活动”，但是其中充满了火药味儿。这似乎更像一次“力量展示”，而不是“街头派对”。穆斯林教徒们身穿军装，敲锣打鼓，挥舞着他们党派的绿色旗帜，同时还有一个人用扩音器不断高喊“安拉至大！安拉至大”。数百名该党的活动分子在街上昂首阔步，高喊口号：“伊斯兰教是唯一的真理！”“伊斯兰教统治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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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半的实验参与者还要额外阅读一篇文章，描写的是一次坠机事件：“据新闻报道，117名虔诚的穆斯林教徒今天在前往拿撒勒参加宰牲节的路上不幸遭遇坠机事件，据称没有发现生还者。”然后，每个参与实验的人还要参加一个“词根组词”练习，来检测他们是否会很轻易地想到死亡。在这个练习中，实验参与者要把一些字母片段补充完整，以组成完整的单词，但是这些片段既可以组成与死亡无关的中性词语，也可以组成跟死亡相关的词语。实验参与者组成跟死亡有关的词语越多，就说明他们越容易想到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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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悬念，读了关于伊斯兰教徒占据耶稣故乡的基督徒比那些读了关于北极光文章的基督徒更容易想到死亡。这表明伊斯兰教徒占据基督教圣地会在基督徒心中造成死亡的阴影。然而，还有更可怕的地方：那些读了关于伊斯兰教徒占据耶稣故乡之后，又读了关于穆斯林空难丧生文章的基督徒想到死亡的概率跟那些看了北极光文章的基督徒一样低。这是因为：他们把占据基督教圣地的伊斯兰教徒视为“作恶者”，而“作恶者”的死亡会减少他们的死亡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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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死：人类行为的驱动力 太阳底下没有什么新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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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已经明白了：人们之所以会对别人进行“非人虐待”，往往是因为他们不能包容具有不同文化世界观的其他人，而且人们常常还会对具有不同文化的“他人”进行侮辱。更糟糕的是，为了消除自己身上残存的死亡焦虑，人们还要把“罪恶”的恶名强加到“他人”身上。当然，关于领土的争端和对稀缺物资的争夺也是人类不合的主要原因。但是这些实际利益的争端也包含着象征性的心理因素。当一个族群宣布自己拥有某种上帝赋予的权力时，另外一个族群却把他们的这种做法看成一种侮辱和不公；当一个族群认为自己在正义地抵抗着侮辱和不公时，在另一个族群看来，他们却在进行着贪婪的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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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冲突的双方都想占领道德的高地，而且都在宣扬对方给己方造成的耻辱，那么双方之间的暴力冲突不仅是“理所应当”的，而且似乎是“势在必行”的了。其他族群“奇特”的信仰、价值观、风俗习惯，甚至外表都有可能会让我们认为他们是“错误”的，而且是“心怀恶意”的。物质上的争夺很快就上升到了“正义与邪恶”之战的高度——当然，“正义”的一方永远是“我们”，而邪恶的一方永远是“他们”。这样一来，人们似乎不是为了获得通商道路或水源而战，而是为了“罗马帝国的荣耀”，为了“把异教徒从圣地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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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世界上很大一部分的邪恶事件都是因为人们想要“消灭邪恶”而发生的。正如欧内斯特·贝克尔所说的那样：“我们都具有天生的、不可抑制的冲动，想要否认死亡，并树立自己的英雄形象。但是，这恰恰是人类邪恶的根本原因。”2500年前，古希腊伟大的历史学家修西得底斯也得出了十分相似的结论。他仔细研究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过程，目的是“根据人类的本性，考察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以及将来还要发生的事情，并且发现其中隐藏着的真理”。他发现：除了保卫自己的生命和财产之外，人们还会为保护自己的精神原则和意识形态而战。有些人会特别狂热地投身于某项事业，宁愿为之而死，但是他们通常是受到强烈的复仇愿望所驱使的，而且这样常常会导致不断升级的野蛮和残暴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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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愿意为信仰而死的人非常相信自己的信仰是绝对正确的，所以任何威胁到他们信仰的暴力行为和挑衅必须得到惩罚和报复。确实，根据修西得底斯的说法：“如果一个人能够为自己受到的屈辱和不公向敌人复仇，那么他就会比那些从来没有遭受过屈辱和不公的人要强得多。”但是，如果为了羞辱而报复比从来没有受过羞辱更好，那么人们就不再是仅仅为土地、自我保护或者真正的公平和正义而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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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他们到底为何而战呢？修西得底斯认为：人们试图通过战争反抗“自己必死的结局”。政治科学家彼得·阿仁斯多夫（Peter Ahrensdorf）也写道：“通过在战争中保卫自己的城市、获得荣耀或者进入来世等，人们希望自己可以在死后继续‘生存’下去；人们还可以在战争中获得众神的青睐，通过在战斗中表现自己的高贵、虔诚或者正义的品质等。”因此，人们就会英勇作战，愿意甚至期望为某项事业战死，以获得本国人民赋予的荣耀，或得到众神的青睐，以追求“象征性”或“真实性”的“永生”。一旦战争打响，人们就会很容易想到死亡。死亡的念头会让他们更加热切地激烈作战，以获得“永恒的光荣”。同时，人们对“永生”的追求将会永不停歇，因为这种追求永远达不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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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死：人类行为的驱动力 人类处于危险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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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生物学家史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写道，“像是一丛枝繁叶茂的灌木，时常受到物种灭绝的威胁，它的发展演化史并不是像阶梯一样可以预见的过程。”除了人类之外，所有生物都要屈服于环境变化，或者其他物种竞争的影响，而我们人类却是唯一可以从“生命之树”上把自己给“裁剪”下来的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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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人类的智力高度发达，拥有了象征化的思维方式，产生了自我意识，并且有能力把我们的想象转化成为现实。这对我们人类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也使我们能够意识到自己生命的短暂和脆弱以及我们必然死亡的命运。然而，对一定文化世界观的信仰和对自我价值的信心可以帮助我们赶走对死亡的恐惧。但是，当某些“不同”的人挑战我们的核心信仰或者核心价值观的时候，我们就想要对他们进行贬损、非人化、同化、妖魔化、侮辱，直到最后将其毁灭。也许人类之所以能活到今天，唯一的原因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足够的技术手段来灭绝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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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已经发展到可以制造出难以估量的灾难，并杀死无数人。再配上像电子游戏一样简单的远程武器控制系统，人类之间的相互杀戮就变得前所未有地容易，而且不会让人产生面对面杀人时的内心愧疚。因为很多国家和民族都愿意使用任何武器和科技来保卫自己的世俗传统和宗教信条——无论是为了“让世界变得更加和平与民主”，还是要“替这个世界扫除邪恶”，都只能让人类的处境变得更加危险。也许，人类很可能真的会成为地球上第一个自我毁灭的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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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人类的历史上，我们曾经不断战胜过看似根本无法战胜的困难。只要我们能够发现背后的原因，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历史上的各种传染病曾经夺去了数百万人的生命，直到我们发现这些疾病是由细菌和病毒传播引起的，而不是因为“恶灵”作祟，传染病的问题才得到较好的解决。这直接导致了抗生素的发现和现代医学的诞生。也许，在将来的某一天，当我们完全理解了死亡恐惧在人生中的作用时，人类的聪明才智将会找到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来消除死亡恐惧给我们带来的破坏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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