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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死亡的念头与恐惧症到底有怎样的关系？当恐惧症患者想到死亡的时候，他们的症状会加深吗？为了验证以上这些问题，我们在科罗拉多州的科泉市一份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广告，招募一组害怕蜘蛛的人作为实验考察对象，还有另一组不害怕蜘蛛的人作为实验对照组。我们向那些不害怕蜘蛛的对照组人员提问道：“请问你通常对蜘蛛感觉如何？”而他们最常见的回答是“它们不太令我感到讨厌”。（其中一个女人甚至说：“我很喜欢这些毛茸茸的小东西”。）但是，非常害怕蜘蛛的人的回答显然达到了“恐惧症”的临床诊断标准。当实验人员问他们同样的问题时，他们最普遍的回答是“我非常害怕它们”。还有人说：“我会尽量避免去公园，因为那里有蜘蛛。”或者还有人说：“如果我认为某个房间有蜘蛛的话，我就不会在那里面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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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答完这些问题之后，每个人还要填写一些个人调查问卷。其中一半的人要填写的问卷是关于死亡的，而另外的人填写的则是关于看电视的。然后是一项“认知处理任务”（cognitive processing task），实验参与者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速度来浏览鲜花和蜘蛛的图片。然后，我们会让他们向我们描述蜘蛛的危险程度和蜘蛛攻击靠近者的可能性。对于那些具有蜘蛛恐惧症的参与者来说，那些填写“死亡”相关问卷的人比填写“电视”相关问卷的人观察蜘蛛图片的时间更短，而且认为蜘蛛更危险、更具有攻击性。但是，对于那些不害怕蜘蛛的人来说，即使他们想到了与死亡相关的问题，也不会影响到他们对蜘蛛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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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实验发现支持我们的总体观点，即恐惧症往往是把一些对较大的、更加难以控制的东西的恐惧（比如说对死亡的恐惧）转化为对较小的、更容易控制的事物的恐惧（比如说对蜘蛛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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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症（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也是一种由焦虑导致的心理疾病。有的强迫症患者会一直洗手，害怕染上细菌；其他一些患者会贮藏食物、邮件或报纸。他们害怕如果扔掉这些东西，就会发生一些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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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是个35岁的妈妈，已经有了3个孩子。她总是觉得有人会偷她的车牌。安娜说：“当这种感觉发生的时候，我就会迫使自己去查看车牌，如果我不立即检查，就会一直担心，直到我下车查看为止。”其实，安娜主要的恐惧是害怕“有人”会拿走她的车牌，并指控她犯下了可怕的罪行。她害怕这个人会告诉警察说她把车牌去掉，是为了掩盖汽车的车牌号码。她说：“然后警察看到我的车没有车牌，就会认为这个消息是真的，警察会认为我是个危险的罪犯，然后会开枪杀了我。”如果安娜不检查她的车牌，她会遭受非常痛苦的心理折磨。有时她不得不半夜起床去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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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验证强迫症和死亡恐惧之间的关系，我们找到了一些强迫洗手症患者和没有被强迫症所困扰的人共同完成一组问卷调查实验。一半参与者做的是关于死亡问题的标准问卷，而其他人则被要求去回忆别人刻意回避自己的经历。然后，实验人员假装要测试他们神经系统的活动情况，用无菌的电极棒乳液轻触参与者的手指大约两分钟，然后再把电极棒连接在一台理疗图像机上（这种理疗图像机我们在第3章里曾经讨论过）。之后，实验人员移除电极棒，并告诉他们可以在实验室的水池里洗去手上的液体。实验人员却在旁边悄悄地记录下来他们洗手花费的时间。结果我们发现：那些强迫洗手症患者，当他们在实验中考虑过死亡的种种问题之后，往往花费非常漫长的时间去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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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似乎表明：与恐惧症患者一样，这些强迫症患者也试图把他们自身的死亡恐惧（这种恐惧是超出他们控制的）转化到一些他们可以避免或逃避的事物上，比如说细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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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会反对说：关于死亡的想法会加剧恐惧症和强迫症的症状，但是这并不十分奇怪，因为某些蜘蛛或者某种细菌真的可以致人死亡。但是，对于那些跟死亡没有直接生理关系的焦虑，比如说“社会焦虑症”又该如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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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姆第一次去心理诊所的时候，他认为自己的害羞和社会焦虑症都起源于童年时代。“我从能记事儿的时候开始，就已经受到焦虑的折磨，”他说，“甚至在学校的时候，我也因此学习不好，而且也不知道该跟别人说什么好。结婚之后，我的妻子主动承担起了家里的一切日常工作，而我也很高兴地听之任之。”他妻子替家里的孩子们向医生预约看病，去学校开家长会，处理一切社交活动，甚至还负责打电话订外卖，因为吉姆太害羞和胆怯了，甚至都不敢给其他人打电话。吉姆在一家音乐小商店里卖CD碟片，但是当他必须和顾客直接说话时，他常常会不知所措、目瞪口呆。“当我不得不打电话告诉顾客他们订的商品到货了的时候，”他说道，“我知道我的声音会变得虚弱，而且断断续续的，我甚至会说不出话来。我的声音会一直颤抖甚至噎住……然后我会突然快速地说出剩下的话，顾客也许都听不清我在说什么。有时我不得不反复说一句话，这令我感到十分尴尬。”吉姆觉得现在只要他一想到去上班，或者去参加什么社交活动，都会让他感到十分痛苦和筋疲力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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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像吉姆一样有着极其严重的社会焦虑症的人来说，这种情况就像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名言一样：“他人即是地狱。”因为社会焦虑症一般都和自尊心有关系，而且患者往往需要感到自己被别人尊重——正如我们发现的那样：关于死亡的念头会增加人们这种被人尊重的渴望——所以我们假设：关于死亡的想法会加剧我们的社会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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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想象一下：假设我们正在进行一项实验，目的是研究个人性格特征与社交人际互动之间的关系。假设你就是吉姆，你和其他实验参与者（这些参与者要么有很严重的社会焦虑症，要么根本就没有一点社会焦虑）每个人都被带到一个小隔间去填一些普通的调查问卷：一些人填写的是关于死亡的问题，另外一些人写的是关于极度疼痛的感觉。之后，我们要求你在隔间里写一些你喜欢的事情，时间不限，自己可以任意选择。然后，我们要求你进入大厅里，跟其他实验参与者交流你的爱好和一些事。实验组织者会向你解释：你可以跟任何人交流，直到时间结束。这里有一个时钟，你可以把握好时间。实际上，我们真正要考察的是：在进入大厅跟别人交流之前，你独自在小隔间里花了多少时间写东西？也就是说你愿意自己独处，而不跟其他人交往的时间有多久？当你想起死亡的时候，死亡的念头会如何影响你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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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实验结果表明：对于那些没有社会焦虑症的人来说，无论他们填写的问卷是关于“死亡”还是“疼痛”的，他们独自待在小隔间里的时间并没有什么差别。与那些没有社会焦虑症的人相比，那些描述自己疼痛感觉的社会焦虑症患者待在小隔间里的时间并不会更长。但是，对于像吉姆一样有社会焦虑症的人，如果他在实验中填写的问卷是关于死亡的，那么他们往往会在小隔间里面待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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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常见的焦虑现象和食物有关。因为美国文化认为苗条的身材对女孩和妇女都非常重要，所以就产生了关于饮食问题的精神紊乱现象。临床精神医生证实：那些有厌食症的人往往也受到死亡恐惧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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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食症患者往往会把“吃”看作一个“禽兽般的行为”，认为饮食行为与动物的身体相联系，而动物的身体是注定要死亡和腐烂的。艾美·刘（Aimee Liu）回忆起她的一次亲身经历，并用这次经历简洁明了地解释了“吃”和“死亡”之间的联系：吃完一顿奢侈的大餐之后，她打开了饭店送给她的“幸运饼干”，却发现饼干里的纸条上写着：“你吃，你死！”对女性来说，在饮食和死亡恐惧之间，有没有一种显而易见的联系呢？请想象一下：你是一名女大学生，还是校游泳队的成员。你每天消耗大量的卡路里，所以你身材苗条，却常常腹中饥饿。但是，你却仍然坚持吃健康的食物，偶尔才喝点啤酒。你的心理学老师邀请你参加一项研究，去“品尝和测试一些营养美味的零食”。这些“健康小吃”包括葡萄干和坚果的混合物、覆盖着酸奶的葡萄干、巧克力和太妃糖里面裹着花生仁等。实验组织者会告诉你：本次实验的目的是“为某国家级大型食品制造商进行市场调研”。每份小吃中包含10克美味的材料。实验组织者告诉你：“你有4分钟去品尝和评估这些食物，请尽可能地多吃。”他说完就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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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常情况下，你会狼吞虎咽地去吃覆盖着酸奶的葡萄干，因为那些是你最喜欢的零食。但是在你被邀请前去品尝这些小吃之前，你还要回答一些标准的问卷调查问题，主要是关于你对死亡的感想，而其他一些实验参与者要填写的问卷则是关于牙疼的问题。那么，填写了关于死亡的问卷之后，你还会吃多少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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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证明：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当他们想到牙齿的疼痛的时候，他们吃零食的数量几乎跟平时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如果他们填写的问卷是关于死亡的问题，那么女性实验参与者在品尝小吃的时候食量减少了40%，而男性吃零食的数量几乎跟平时一样。从这个结果可以看出：死亡意识会让女性更加热衷于追求流行文化对“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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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死：人类行为的驱动力 创伤后应激障碍：粉碎的盾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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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迈克·纳什弗（Mike Nashif）从美国胡德堡（Fort Hood）陆军基地出发，前往伊拉克执行任务。他的任务是在战斗最频繁的巴格达以南地区寻找敌方目标。迈克和他的小分队经常夜间执行任务，检查当地房屋，寻找武器和敌方战斗人员，或者乘坐布雷德利步兵战车和悍马吉普在该地区巡逻。在巡逻过程中，他们的车辆每周至少都要被路边炸弹袭击一次。有一次，正当他开车经过的时候，一个250磅[1]重的炸弹在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中爆炸。后来，迈克告诉记者说：“你可以感到爆炸，闻到它的气味，甚至尝到它的味道。这是对你身体的一次巨大打击，就像是有人从你身体两边猛烈抽打。你的脚趾头、胸部、脑袋、手指等全身都有剧痛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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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他的一个同伴被简易炸弹炸死了，甚至整个身体全都炸碎了。迈克花了4个小时才把他同伴的鲜血和碎肉从悍马车内的无线电装备上清理干净。很难想象，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悲惨、更可怕的工作。回到美国后，迈克频繁遭受头痛、噩梦、失忆、焦虑和过度紧张的折磨。他还变得越来越脱离家庭。他说：“那种感觉就像我站在房子外面，透过窗户看我的家人。”但是，当别人跟他斗嘴，或者不听他话的时候，他就会立即火冒三丈。当迈克的大儿子一直欺负小弟弟时，迈克抓住他的喉咙，把他推到墙上。另一次，他在客厅里用一个棒球拍把孩子的玩具卡车打成了碎片。最后，他的婚姻破裂了，只被允许每两周的周末看一次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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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其他“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患者一样，迈克经历了最直接、最基本的死亡恐惧。据美军内部心理工作者的估计：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回来的美军士兵中间有17%~25%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在其他情况下，地震、龙卷风、恐怖袭击、暴力犯罪（比如强奸和家庭暴力等）都可以引起这种精神疾病。无论这种疾病产生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具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往往受到了巨大灾难性事件的打击，他们现实观和世界观的核心被动摇了，就像老房子的屋顶在暴风雨中被刮走一样（在本书最后一章中，这个比喻被用来描述人们对死亡的“末端防御”）。这样一来，防御死亡焦虑的“盾牌”被彻底粉碎了，人们毫无保护地受到了噩梦、回忆、极度焦虑、恐慌以及各种不受控制想法的任意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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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感到自己“站在了自己的人生之外”，“透过窗户看自己”，其实这也是“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的重要特征之一。当面对灭顶之灾，却无力抵抗或逃避的时候，人们的头脑常常会一片空白。但是，事情发生的节奏似乎变得很慢。首先，他们感到自己的意识和肉体分离开了，就好像站在远处看着自己一样，似乎他们正处于一场电影或者一个梦中。他们会感到十分迷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在心理学中，这种状态被称为“解离”（dissociation），因为这个人试图在心理上把自己与正在发生的可怕遭遇分离开来。对于那些难以在身体上逃避灾难性事件的人来说，这种“解离”状态至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从心理上进行逃避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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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解离”状态可以让那些难以忍受的事情变得稍微好接受一点——至少在短期内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但是，它同时也会阻止人们坦然面对过去的创伤性经历。在经历“创伤性事件”的过程中，如果人们产生了这种“分裂”状态，那么他们后来则更有可能遭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折磨。这样一来，他们会总是感到受到了威胁，一直保持焦虑，并且随时小心谨慎，时时刻刻防范着危险发生。他们醒着的时候，会以“回闪”的方式反复回忆原来的创伤性事件。即使在他们睡觉的时候，也会在可怕的噩梦中反复想起原来那场灾难。为了对付长期的焦虑和可怕的回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患者通常会进入一个长期性的“解离”状态，把自己与现实隔离开来，有些临床精神病医疗工作者把这种情况称为“精神麻痹”（psychic numbing）（多数情况下需要酗酒和毒品的帮助才能维持这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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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证明：死亡焦虑存在于人们应对创伤的“解离”状态中。在创伤性事件中经历了极度死亡恐惧的人们非常容易产生“解离”状态，并且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2005年，我们在纽约大学生中间做了一个实验：我们让一些学生做了一些关于死亡的问卷，而让另外一些学生做了一些关于疼痛或期末考试的问卷。然后，我们让他们回忆他们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中的感受，或者让他们观看那次袭击的视频镜头。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做了“死亡”相关问卷的学生产生“解离”反应的比例与其他学生相比要大得多。同样，这种“解离”反应又导致了对未来更多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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