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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师还要强调人类的自由选择权和责任感：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中，我们都可以做出自己的自由选择。我们所做的选择必然会产生特定的结果，而我们自己应该对此结果负责。治疗师和病人之间要建立一种强烈的、真诚的联系，并且这种联系要受到自由和责任的约束，这就为病人的治疗奠定了基础。治疗师还要帮助病人建立他自己的恐惧管理系统，同时还要帮助病人克服最普遍的三个存在主义困境：人生意义的丧失、孤独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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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病人丧失人生意义的问题，存在主义的心理治疗师首先试图去了解人类是如何从这个世界上获取自己的人生意义的。少年阶段正是人们形成自己的人生意义和世界观的阶段，但是有的人在这个时期没有形成足够稳固的人生意义和世界观。成年之后，人生意义和世界观还可能会受到一系列外部环境的损害和挑战。这些破坏性因素主要包括神经系统的损伤、身体生化反应的失衡、不良或混乱的成长环境、创伤性经历、信仰体系的动摇、身体不适、肉体的欲望、经济状况的巨变、失去爱人或被爱人抛弃以及生理上的痛苦等。以上这些原因都会导致那些受到各种心理疾病困扰的人感到自己的人生毫无意义。一旦失去人生的意义，那些夸张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也许会宣称自己可以跟肯尼迪并驾齐驱，甚至蔑视自然规律，或者把各种荒诞的幻想当成现实。强迫症患者会专注于走路时一定要踩在人行道的缝隙上或者在小便之后必须连续三次冲厕所等，总之就是关注那些过于琐碎的事情，而不关心更加重要的意义。抑郁症患者会逐渐地对一切感到幻灭，而创伤后紧张性障碍症患者会突然感到幻灭，这都是由他们完全抛弃或者忘记了自己的人生意义导致的。无论人生意义的丧失是由何种原因引起的，存在主义的心理治疗方法要做的是：帮助病人重拾他们原来的人生意义和价值观体系；改变病人现有的信念和信仰，使之变得更有效、更长久；帮助病人重新树立一套新的意义和价值观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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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感到人世间一切事物都失去了意义，往往是因为他们对这个世界采取了过于宏大的宇宙视角。在这个视角之下，一切以人类文明为基础的意义和价值都褪色了，只剩下一个荒诞而又冷漠的宇宙。凡是认真负责的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师都不会赞成人们过分地追求生命内在的终极意义。相反，治疗师应该帮助病人培养一种不那么宏大的人生观，并鼓励患者把精力集中在跟其生活息息相关的日常事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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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隆采用了19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叔本华的例子来说明这种现象的转变。在他的哲学思想中，叔本华提出：在这个荒诞而且冷漠的宇宙中，任何事情都是无足轻重的，因此，没有任何东西是值得我们为之努力奋斗的。但是，叔本华个人也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也就是说他也感到生活是没有任何意义或目的，这种现象对他来说很重要。进一步地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叔本华一生都在尽力劝别人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是重要的，而人生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他却根本没有因为失去人生意义而自杀，反而不断地写出了很多本哲学著作，直到他自己寿终正寝。显然，哲学研究和写书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正是他生活的意义。因此，亚隆说，一旦人们放弃了自己的过于宏大的宇宙人生观，那么生活中总是有一些东西对他们来说是重要并且有意义的。因此，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师的目标就是：帮助病人找到生活中的意义，并且引导他们参与那些可以让他们重拾自信的活动。这样一来，病人重新获得的人生意义就可以成为他们保持自尊和自信的长久基础。人们重拾原来的信仰价值观或者获得新的信仰价值观之后，他们就可以更好地认清自己到底是什么人，别人期望自己成为什么人，并且知道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然后，他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用存在主义的术语来说，叫作“个人意志”）自由行事，对自己的现在和将来勇敢地做出更加成熟的抉择（还要坦然接受以前做出的错误抉择），并且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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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生存孤独感是存在主义治疗方法的第二个目标。可以回忆一下，我们在第2章里提到过，父母的爱会给十分容易产生焦虑的初生婴儿提供安全感。因此，在相互欣赏、相互信任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跟朋友、亲人以及其他重要的联系人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也可以给人们带来安全和慰藉。的确，实验证明：当人们想到自己喜爱的人时，会减少或者消除死亡意识导致的防御反应；相反，如果人们想到人际关系的破裂，就会更容易联想到死亡。因此，帮助人们建立新的社会联系，加强现有的人际关系，恢复疏远的人际关系，对于存在主义精神治疗法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增加人们对其所在社会主流文化世界观的认同感，帮助人们获得并维持自信和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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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一个病人声称他感到自己非常孤独、完全处于绝对孤立的状态，那么存在主义的心理治疗师通常不会与之争辩。这是因为在存在主义者看来，我们所有人都是绝对孤立的——我们根本不可能跟同类直接交流，而只能间接地借助于语言、词汇以及其他符号。虽然这些语言和符号具有巨大的威力，但是它们从来不能让我们完全了解别人的意思，也不能让我们的意思被别人完全了解。贝克尔解释说：“我们只能通过我们的外在跟别人接触。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丰富的内在生活……所以我们总是跟别人无助地分开……我们可以通过外在的身体跟别人接触，但是我们永远也不能接触到他们的内在，也不可能把我们内心的意思揭示给他人看。”即使是人们之间最好的关系也难以弥补这种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无论这种关系是多么亲近。“通常情况下，”贝克尔说，“如果我们想要和伴侣、父母或好友说一些非常私密的话，向他们讲述自己观看日落的感受或者我们的自我感觉，我们的语言却总是难以表达自己内心的意思。”在存在主义心理治疗方法中，我们首先必须帮助病人接受这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只有这样，他们才可以认识到自己能够从人际关系中获得什么东西，不能从人际关系中获得什么东西。如果你和某人建立了某种人际关系，而你却希望对方完全理解你，那么你的希望注定要破灭，你也一定会感到沮丧。如果人们要借助别人来克服自己的生存孤独，那么他们就是在奢求永远得不到的东西了，所以真正能够得到的东西也会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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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人们明白了人际关系不能给他们带来什么，他们就会更加关注人际关系可以给他们带来的积极因素。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减少存在孤独感的最好办法在于：尽力去了解别人，而不是纯粹利用人际关系来满足自己的需求。治疗师和病人之间的关系可以作为理想人际关系的一个样板。亚隆引用奥地利出生的以色列哲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的理论说，理想的人际关系应该是“我—你”型人际关系（I-thou relationship），而不是“我—它”型人际关系（I-it）。这也就是说我们要把人际关系中的对方当作完整的、有血有肉的个人，而不是满足我们交际需求的工具。这样一来，我们就会认识到：别人也跟我们一样，都是绝对孤独的。但是，你会知道不仅仅只有你一个人是孤独的，而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于是你跟别人就有了共同之处。一旦你认识到你只能非常有限地认识别人，并且接受了这个现实，那么你就可以跟别人亲近、喜爱别人，也被别人喜爱。虽然喜欢和爱并不能消除人与人之间所有的隔阂，但是它可以让人尊重和珍视别人，并且被别人尊重，可以让人感到自己与别人存在联系——因为自己和别人一样，都在同一条生存的船上。这样就会最终把生存焦虑和孤独感降到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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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义的心理治疗师们发现：虽然病人有时会意识到自己被死亡的念头所困扰，但是他们却没有意识到对“死亡焦虑”缺乏心理防御能力才是导致他们困境的真正原因。因此，治疗的重点应该集中在帮助病人建立起他们自己的恐惧管理体系，帮助病人发现自己的人生意义，建立其自尊与自信，重塑病人与他人的关系等。但是，有些病人却经常有意识地把死亡看作困扰他们正常生活的一个可怕问题。对于这些人来说，存在主义的治疗方法则是要帮助他们坦然面对自己的死亡。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遇到一些可以让我们偶然想起死亡的东西，这些东西可以触发我们的心理机制中的近端防御，从而把关于死亡的想法从自己的意识中驱逐出去，然后我们的远端防御会帮助我们在社会文化体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信仰，并且增强我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这些心理防御机制可以较好地控制存在主义的生存焦虑和恐慌，但是并不能够帮助人们坦然面对和接受自己必然死亡的现实。要坦然面对死亡，不再被它吓倒，我们需要长期的、有意识的训练，还需要勇敢地面对并接受死亡——“这个简单的事实”——就像心理分析学家哈罗德·西尔斯（Harold Searles）说的那样：“对于每个人来说，我们复杂的一生，令人着迷、让人痛苦、使人激动、让人无聊、有时给人以安慰，有时又让人担惊受怕的一生，其中所有的宁静和动荡时刻，都会在某一天，不可避免地结束。”为了帮助人们接受这个不可避免的现实，心理治疗师会指导病人们进行长时间的冥想，思考与死亡相关的问题，并且采用其他各种办法消除人们对死亡的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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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间使用这些方法后，那些曾经与死亡擦肩而过的人以及那些年龄很大、知道自己已经在世时日不多的老人，都对自己的现状表现出更大的欣赏和接受，并且更加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亲情，而不是物质因素，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对自己的死亡变得没有那么害怕和过分戒备了。当然，这就又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我们能否帮助那些还没有面临死亡危机或者还没有到老年的人坦诚接受自己的死亡呢？如果可以的话，应该怎么做呢？这两个问题我们会在本书最后一章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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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死亡的恐惧是无所不在的，只是我们中间有的人意识到了，而有的人并没有注意到罢了。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可以不受生存恐惧的威胁，因为我们可以依赖并信仰一套文化价值观体系，这种体系可以给我们提供保护和安慰，我们还可以努力建立自己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以抵抗死亡恐惧的威胁。但是，在我们所有人恐惧管理的“防御盾牌”上，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裂痕或凹槽，从而就会产生一些心理上“亚健康”的态度和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中间的很多人都有可能会接受存在主义的心理疗法。我们所有人，即使是心理健康的典范，都难逃一死。因此，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思考一下：如何才能在死亡的阴影下更好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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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死：人类行为的驱动力 第11章 生与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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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古老而又简单的问题总是纠缠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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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而离我们很近，时而又很远，令人迷惑，纠缠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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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年代的人都对此无解，又留给下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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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流传到今天，而我们也要把这两个问题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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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惠特曼，《生与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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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着手进行这项艰苦研究工作的伊始，我们就打算考察人类创造的历史、科学、人文学科、实验室内的研究发现以及普通人日常的奋斗经历，来证明死亡的观念就像果核中的虫子一样，位于每个人生活经验最中心的位置。为了研究死亡的观念在人类心理上的位置，我们探索的足迹已经踏遍了古今中外，从远古的坟墓到未来主义的肉体冷冻技术，从乞力马扎罗山坡到旧金山学校的餐厅，从三岁小孩的典型思维到各种各样的精神分裂症，这一切在本书中均有涉及。因此，让我们在此简要地回顾一下本书中学到的内容，并且思考一下：我们个人和我们所在的社会应该如何更好地应对与死亡相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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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从欧内斯特·贝克尔开始。虽然自古以来，人类的各种宗教和哲学著作中就充斥着对死的恐惧和超越死亡的愿望，但是贝克尔于1973年第一次在他的《拒斥死亡》中用关于死亡的有力论述抓住了读者的心。这本书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首次把关于死亡的话题引入了公众讨论的范围。该书的作者获得了当年的普利策奖，并在电影《安妮·霍尔》（Annie Hall）中饰演了一个配角，影响了许多读者的一生（这其中就包括年轻时的比尔·克林顿）。但是，从总体上来说，该书造成的影响很快就消退了，因为贝克尔的分析并没有直接导致任何一个特定学科的进步。在当今世界，各种各样的科学学科统治着街谈巷议、网络话题、大学教室、学术会议、政坛峰会乃至公司主管会议，所以贝克尔的思想一时沉寂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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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之后，我们这三名年轻的实验社会心理学家偶然发现了贝克尔尘封几十年的作品，并且被书中的观点触动了，因为贝克尔认为人类的很多行为是由人们对死亡的恐惧驱动的。我们受到贝克尔思想的鼓励，希望在社会科学界发动一场浩大的浪潮，来“灌溉”“干旱已久”的社会科学研究界。但是，我们遇见了两种让我们颇感挫折却截然相反的反对意见。我们身边有很多科学家觉得他们自己并不太把死亡当成一回事儿，所以他们很难相信死亡的恐慌会影响到人们所思、所感和所做的每一件事。相反，还有其他一些人则在原则上同意死亡的念头对人的一生有很大影响，但是坚持认为根本没有办法通过实验证明这种观点，所以关于死亡的认识不会比“时尚派对”上的聊天可靠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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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一旦我们把贝克尔针对人类处境的分析纳入“恐惧管理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的模式来解释，我们就设计出了很多实验，可以很好地测试贝克尔理论中的许多假设。经历了30年的不懈研究和超过500次实验之后，我们现在掌握了大量的证据来证明贝克尔理论中的核心观点是正确的。他的核心观点是：死亡意识会让人类产生一种潜在的恐惧。人们为了控制和管理这种恐惧，就会把自己看作持续不断的人类历史文化的重要贡献者。我们发现，正如贝克尔假设的那样，人类的自尊会抵消人类内心的恐慌，尤其是关于死亡的恐慌。我们还发现非常微小的，乃至难以察觉的关于死亡的想法都会让人们投身于文化发展事业、支持魅力超群的领袖、相信上帝的存在或者相信祈祷的作用。关于死亡的念头还会增加我们对与我们信仰不同的人的厌恶，甚至会让我们对他们的死感到庆幸。关于死亡的念头会让我们强迫性地吸烟、喝酒、暴饮暴食、无理性地购物等，还会让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和性欲感到不快。关于死亡的想法还会强迫我们自己无休止地去人工日光浴场暴晒自己，来增加自信。这些想法还会增加我们的恐惧症、偏执症和社会性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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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实验结果可以证明贝克尔书中很多特定的观点。即使贝克尔书中有些观点最初看起来是荒诞不经的，比如性行为与死亡的关联，但是我们发现这是正确的。然而提出这种联系是一回事儿，而实际证明它却是另外一回事儿。随着我们实验的开展，新的发现不断出现。这些发现的结果不断积累，逐渐把我们和其他调查者引向了各种各样令人惊奇的方向。这是贝克尔和他的前辈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新的研究方向，范围之广甚至超越了我们在本书中探讨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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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在第1章中我们进行的第一次“恐惧管理实验”吗？市法院的法官们在想到他们自己的死亡之后，会给所谓的“妓女”判更重的刑。这种现象对司法审判系统会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在司法过程中，关于死亡的暗示往往无处不在，这样肯定会影响到审判的结果，使法官忽视实际的证据，在死刑案件的判决过程中尤其如此。堪萨斯大学法学院的唐纳德·贾杰斯（Donald Judges）（这个名字可真适合律师）认为：“恐惧管理……也许是死刑背后的驱动力量，在司法和立法过程中都是如此。”“这样的行为似乎是被一种无意识的自卫所驱动的，因为人们要保护自己的世界观，不受死亡意识的威胁。”事实证明的确如此，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当一个社会处于困难时期，当自杀现象和暴力犯罪居高不下时，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就会上升，死刑的判决和执行在比较保守的国家就会增加，而在比较自由的国家就会减少。纽约城市大学法学院的杰弗里·柯奇米耶尔（Jeffrey Kirchmeier）认为，法官、公诉人以及辩护律师“都应该知道并且重视恐惧管理对案件审判过程的影响，以维护审判公正，并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死刑处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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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疗场所，也有很多事物容易让人们联想到死亡，这很有可能会影响到医务工作者的诊断过程以及他们对待患者的态度。实验组织者找到一群不信仰伊斯兰教的美国医学生，让他们思考一下自己的死亡，然后再让他们看两份完全一样的《急救室接诊情况表》，其中一张是一个穆斯林病人的，另一张则是一个基督教徒的，这两个病人都声称自己胸部疼痛。这些非伊斯兰教的医学生认为信仰基督教的病人有心脏病的风险，而认为穆斯林病人的病情不怎么严重。这就表明：如果医务工作者利用自己的文化认同感来控制自己对死亡的焦虑，那么他们就很有可能产生诊断上的偏见。在另外一项研究中，一些医学院的学生们被要求表述一下他们会如何处理一名严重肺病患者的病情。该患者被家人带到急诊室的时候，已经呼吸困难。虽然该病人在入院时头脑还很清醒，并且明确反对用人工手段延长自己的生命。但是，这些医学院的学生在想到自己的死亡之后，就会擅自决定把病人的生命尽可能地延长。这些学生选择的治疗方案是由他们自己的存在焦虑决定的，根本没有考虑到病人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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