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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散文家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也是卢克莱修的热情拥护者。在他1580年发表的著名散文《学习哲学就是学习死亡》（That to Study Philosophy Is to Learn to Die）中，蒙田提出了他应对死亡的办法。他认为死亡是一个不能躲避只能面对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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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勇敢地站稳自己的立场，跟它战斗。为了消除它相对于我们的最大优势，我们要采取与通常完全相反的办法跟它斗争。让我们首先消除我们对它的陌生和无知。让我们跟它交谈，与它熟悉，让我们在头脑中最频繁地想到它。在任何场合中，我们都要把它的形象呈现在我们的想象中。当我们骑乘的马匹失蹄的时候，当瓦片偶然从房顶掉落的时候，甚至当我们被小针扎伤的时候，我们都要立即考虑一下，并且询问自己：“要是死亡现在就到来了，我该怎么办？”然后，我们要鼓励和提醒自己，一定要随时提高警惕。即使在尽情欢宴之中，我们也必须时时想到自己生命的脆弱，从而不会让自己过分沉溺于欢乐之中。但是，如果我们有些闲暇，就要反思我们的欢乐也很容易导致死亡，而死亡也威胁着我们微不足道的人生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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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番努力，也许我们会对将来死亡的状况（以及不可避免的死亡现实）非常熟悉。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在心理上对死亡做好准备，正如蒙田所说的那样：“我随时都准备着应对自己的死亡，无论死亡什么时候到来，无论死亡会带来什么，都早已在我的意料之中。”这样一来，蒙田似乎和卢克莱修的建议不谋而合：“当死亡不可避免地到来的时候，为什么不像一个尊贵的客人离开盛筵一样离开这个人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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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之后的几个世纪，丹麦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建议我们加入“焦虑学院”（school of anxiety）来与死亡达成妥协，从而直面死亡的现实。他提议：我们应该允许不受控制的死亡恐惧和焦虑进入我们的意识，这样就会立即粉碎掉我们文化构建的各种信条（包括个人的身份在内）。在我们原有的文化信条都被粉碎之后的艰难时刻，按照克尔凯郭尔的理论，人们将会经历一场“信仰的飞跃”（leap of faith），然后就会进入基督教的信仰。这就是克尔凯郭尔所谓的“焦虑学院”。但是从“焦虑学院”毕业之后，并不一定能够完全消灭死亡的恐惧。相反，克尔凯郭尔的本意在于强调：在面对不可避免的死亡现实的时候，人们会受到刺激，从而更加欣赏自己的宝贵生命，并且对其他人类的境遇表现出更多的同情和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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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尔凯郭尔之后的一些哲学家和神学家认为：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能起到这个转化作用（transformative function）。但是其他的存在主义思想家却坚持认为：人们直面自己的死亡不需要正式的宗教热忱。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正在走向死亡的存在”。因为每个人都要经历各自的死亡，所以勇敢地认识和接受死亡的现实，并且真诚地活着，是每个人都必须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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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公开、持续地思考关于死亡的问题，在一个宗教氛围浓厚的社会比在一个世俗化的环境中要容易得多，因为宗教氛围浓厚的社会中会充斥着一些神学观念，如人的灵魂、来世等。美国人往往不愿意考虑死亡的问题，因为美国人的富裕生活和高科技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较少地直接跟死亡打交道。但是，在其他西方文化中，人们往往更加开放地直面死亡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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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80年，德里克·汉弗莱（Derek Humphry）就发起建立了“赫姆洛克协会”（Hemlock Society），开展议会立法的游说活动，为人们争取平静、有尊严死去的权力。2004年，瑞士社会学家伯纳德·克利塔兹（Bernard Crettaz）先后在瑞士、比利时和法国组织了一些“死亡咖啡会”（Mortal Cafés）。这些“咖啡会”往往是一些在咖啡馆或者酒店中举行的非正式聚会，由社会工作者和牧师主持，人们可以在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中讨论与死亡相关的话题。2011年，乔恩·安德伍德（Jon Underwood）把“死亡咖啡会”的模式推广到了英国和美国。安德伍德说，参与者都是一些非常想讨论死亡话题的人。对他们来说，探讨一下死亡的问题，哪怕只有很短的时间，都是一个很有积极意义并且可以提升人生价值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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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延续：短暂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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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静地对待自己的死亡，是一个非常可贵的人生目标，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心理学和社会学上的好处。但是，我们人类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一般很难获得这种心理上的宁静，除非我们能够感受到一种超越个人存在的、更加重要的意义。罗伯特·杰·力富顿（Robert Jay Lifton）在他的专著《破碎的联系：死亡与生命的存续》（The Broken Connection： On Death and the Continuity of Life）中提出了五种“超越死亡”（death transcendence）的主要模式（其中一些模式在前面几章中已经探讨过了，就是在关于“真正的永生”与“象征性永生”的那部分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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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社会学意义上“对死亡的超越”（biosocial transcendence）在于，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必然会死去，但是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基因、历史、价值观、财产等传给后代，或者我们还可以把自己看作某个家族、民族或者国家的一部分。虽然我们会死去，但是我们的家族、民族或国家则可以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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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意义上“对死亡的超越”在于，一些人相信灵魂的存在，并且相信灵魂是不会消亡的；或者从象征性意义上来说，有些人相信即使自己死了，他也会在精神上与某个“永恒的生命”存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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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意义上“对死亡的超越”（creative transcendence）在于，在艺术和科技等领域中，进行开拓创新或教育下一代，取得一定的成绩，从而为后人留下自己独特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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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意义上“对死亡的超越”（natural transcendence）就是把自己个人的生命与所有其他生命、大自然甚至整个宇宙看作一体。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就是这样找到了他生命中最终的平静。林德伯格回忆说，他一开始只要一想到死亡，几乎就要被恐惧和焦虑给吞没了，于是他开始迫切而无望地追求“永恒的生命”。但是，当他前往非洲旅行后，却完全转变了心意，宁愿拥抱宇宙和自然的永恒。“当我看到非洲原野上奔跑的野生动物时，我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完全粉碎了，转而生成了一种永恒的视野，在这种新的视野下，每个生命必须接受其必然的死亡。我看见的每个动物都是必死的，但是它们是永生不死的生命长河中的一部分……永恒的生命就存在于死亡之中。虽然人们成百上千年来盲目地追求永生，但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永生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只有靠死亡，我们才能继续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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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有从感官体验上“对死亡的超越”（experiential transcendence）。这其实是一种“时间流逝与永恒”的体验感觉，可以让人产生强烈的畏惧和奇妙感。某些特定的药物可以让人产生这样的感觉；还有一些经历和体验，如密室沉思（can meditation）以及各种文化仪式和活动，都可以让人产生一种时光流转并且陷入沉思与愉悦之中的感觉。当你处于以下四种模式的时候，这种感觉状态最为强烈：与你的孩子们玩耍时，参加宗教仪式时，全身心地投入创造性的活动时，沉浸在自然世界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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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死：人类行为的驱动力 文化世界观：岩石与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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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以上我们提出的这些“超越死亡的方式”都深深地植根于各种文化世界观之中。有些文化世界观（cultural worldviews）可以让我们更加具有建设性地超越死亡的恐惧和焦虑。于是，跟欧内斯特·贝克尔提出的问题一样，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成了：“那么什么是有益于生活的世界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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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1年的经典恐怖电影《狼人》（The Wolf Man）中，狼人的父亲约翰·塔尔博特爵士（Sir John Talbot）描绘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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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些人来说，生活很简单。他们自己会决定这是好的，那是坏的；这是对的，那是错的。错的东西根本没有对的地方，坏的东西没有好的地方，世界上没有灰色和阴影，一切事物只有黑与白两色……而现在，我们中间的其他一些人则认为好的、坏的、对的、错的都是多面的、复杂的事情；我们试图尽力去看清事物的每一面，但是我们看到的越多，我们就越难以肯定各种事物和人的是非、黑白与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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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反映出两种不同的世界观：我们姑且把第一种称为“岩石”型（rock）世界观，第二种称为“硬地”型（hard place）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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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型世界观”是一种非黑即白的世界观。在对待死亡的问题上，这类世界观往往有一个明确的要求，要去追求真实的或者象征意义上的永生。不幸的是，很多持有这种“岩石观点”（rock view）的人们往往狂热地宣称他们信仰的是“绝对真理”。他们坚持认为自己可以明察秋毫地分清好坏。一些所谓的“主义”，如原教旨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一些形式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都属于“岩石观点”之类。新教徒神学家保罗·蒂利克（Paul Tillich）认为，这些“主义”最基本的问题在于把“自己的观点”当成“唯一正确的观点”；“这些‘主义’会制造自己的神话和信条、自己的仪式和律法，还要把自己的观点神化成‘最终信仰’，并迫害那些不遵从自己观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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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岩石型世界观”往往给人提供了简单、明确的意义系统、自我价值，乃至于追求“不朽”的方式，所以这些世界观对于那些信仰它们的人，以及在其中感到自己价值的人提供了一些十分诱人的心理安全感。在二战时期曾经加入过纳粹德国“希特勒青年团”（Hitler Youth）的亨利·麦特尔曼（Henry Metelmann）回忆说：“我当时一度觉得那种感觉很棒！你会感到你属于一个强大的民族，而这个民族再次站起来了！我当时感到德国的政权牢牢地掌握在英明的领导人手中，而我要投身到建设强大德国的洪流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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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般地”战胜“邪恶”，会让人感到一种“超越”，这种感觉不仅仅被纳粹分子所利用，来欺骗当时的德国民众。19世纪，英国诗人托马斯·麦考利勋爵（Lord Thomas Macaulay）编写的《古罗马谣曲集》（Lays of Ancient Rome）中有这样一首著名的诗歌，为这种情绪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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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门的守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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