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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广受重视的临床心理学家奥利佛·詹姆斯(8)在《他们毁了你》一书里，谈的就是这种观点。虽然这本出版于2003年的著作给人留下了矛盾的印象（因为作者对于自己理解的结论感到恐惧，甚至明确地警告不要把孩子的苦痛认为是父母的责任），但该书还是利用很多研究结果与文献很有说服力地证明了：除了遗传因素之外，其他因素在心理疾病的发展上其实并未扮演什么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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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当今的心理治疗依旧很小心地回避童年这个议题。的确，他们一开始是会鼓励病患表达自己强烈的情绪。但随着情绪浮现的往往是被压抑的童年记忆，也就是遭受虐待、剥削、羞辱与伤害的记忆；这些事情很可能超过了心理治疗师的负荷能力。如果治疗师没有亲自走过这条路，是无法应付这一切的。曾走过这条路的治疗师并不多见，所以大部分的治疗师给个案的建议依然是“黑色教育”的老调重弹，也就是最初导致他们生病的同一套道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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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根本不懂这种道德规范；第四诫对身体来说毫无意义，身体也不像我们的心智会被言语蒙蔽。身体是真相的守护者，因为它背负着我们一辈子的经历，并负责让我们能和我们的真相生活在一起。透过病症，身体迫使我们让真相也能进入意识之中，借此让我们能和那个曾经被我们忽视，但一直在我们心中的孩子和谐地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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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出生后的前几个月，我就已经领教了身体的“矫正”。当然，我几十年来都不知道这一点。听我母亲说，我还是个小小孩的时候就很听话，她不需要为我操心。她把我的“听话”归功于我还是个无助的小婴儿时，她采取的教养方式，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长期以来对童年几乎毫无记忆。直到最近有一次接受心理治疗时，我强烈的情绪才告诉了我。虽然这些强烈情绪的表达，最初是与父母无关的其他人相连接，但我越来越能找到它们的真实来源，把它们整合成我能理解的感觉，进而重建我童年的故事。透过这种方式，我迄今无法理解的既有恐惧消失了，多亏我的治疗师偏心的陪伴，最终帮我疗愈了旧日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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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恐惧最初和我的沟通需求有关，我的母亲不但从不回应我的沟通需求，甚至坚持采用她严厉的教养方法，视我的需求为顽皮捣蛋并加以责罚。孩童时的我对连结与沟通的表达方式，首先会以哭泣的方式呈现，接着是提问的欲望，最终则是想说出个人的想法与感觉。但我的哭泣换来的是一巴掌，我的问题得到的是虚假的答复，母亲几乎不让我表达自己的想法与感觉。严重时，母亲退到沉默里，有时候甚至几天不语，对我来说，这是一种隐形的危险。因为她从来就不想要我表现出自己的样子，我必须将自己真正的感觉在她面前好好地隐藏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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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的情绪会转换成暴力，但她完全没办法去反思与探究自己的情绪。由于她自幼就过得很不如意且充满挫折，因此她会把某些事情怪罪于我。如果我为这种不公平的对待加以自卫，甚至向她证明我是无辜的，她就会将之诠释为我对她个人作出得彻底地攻击，她往往会严厉地责罚我。她将情绪与事实混淆了。每当她由于我的辩解而感觉遭到了攻击，她就认为我一定是在针对她。她需要有反思的能力，才能看清楚她的感觉另有缘由和我的行为无关。但她对自责全然陌生，我从没看过她向我道歉，或表达过任何后悔。她永远觉得自己“有理”，这使我的童年就像遭到了高压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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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书中，我用三个部分来解释我认为第四诫具有毁灭力量的观点。在第一部，我会概述几个作家的不同人生，虽然他们都无意识地在作品中呈现出自身童年的真相，但由于人生初期的恐惧，他/她们并不能让真相进入自己意识心智之内，甚至在成年后，他/她们也无法相信自己不会因为说出真相而被杀害。因为这种恐惧不只存在于他们的国家，全世界都有要儿女孝顺、原谅父母的戒律，所以这种恐惧仍是遭到忽视且难以处理的。所谓的“解决办法”，只是透过将父母理想化来逃避与否认童年时期真正的危机，否认在身体内留下的那些合理的恐惧。但是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都非常大，我们将在之后列举的例子里略窥一二。遗憾的是，这类案例其实多到讲不完，它们清楚地显示，个人对父母的依附让自己以重病、早逝或自杀等方式付出了代价。他们试着掩饰自己童年遭遇的苦痛真相，显然这已经和他们身体的所知站在对立面。虽然写作帮助他们表达自我，但仍然不是有意识的觉察。因此，他们的身体（被摒弃和受蔑视的孩子仍在那里）依然没有觉得被理解与被尊重。这是因为身体和伦理的教条无关，伦理问题对身体来说是全然陌生的。身体的功能，例如呼吸、血液循环、消化等，只会对我们真实感觉到的情绪有所反应，而不是对道德的规范，身体遵循的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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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我开始研究童年对人生的影响后，我花了很多时间阅读我特别感兴趣的作家的日记与信件。我每每在其中都能发现那些能解读他们的作品、关怀与苦痛的钥匙。他们的苦痛来自童年，但悲剧的本质并无法进入这些作家的意识心智与情绪生活之中。尽管我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9)、尼采、兰波(10)等人的作品里察觉到这些作家的个人悲剧，但他们的传记中却连提也没提。这些传记详述了作家生平与外显事实，但鲜少提及他们是用何种方式克服童年创伤、这样的童年对他们造成了什么后果以及如何塑造了他们的人生。当我和文学学者谈起这点时，我发现他们很少或甚至完全不会对这个主题感兴趣。大多数人对我的问题会直接显得不知所措，犹如我想迫使他们面对什么不正经的、几乎可说是伤风败俗的东西一样，当然，最极端的反应就是闪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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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并非所有人都是如此。有一两位学者会对我提出的观点表现出兴趣，并提供给我一些珍贵的传记素材，有些素材虽然是他们所熟悉的，但显然对他们来说并没有什么意义。本书的第一部，就是聚焦于被大部分传记作家忽略甚至是置之不理的相关素材。我不得不局限在一种角度观察，放弃描述这些作家人生中其他同样重要的面向，因此，这本书的某些部分可能会给人片面或过于简化的印象，但我愿意忍受这种批评，我不希望让读者由于太多的细节而偏离了本书想讨论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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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在书中提及的作家，也许除了卡夫卡(11)以外，全都不知道自己小时候因为父母而受苦甚深。因此，他们长大后也“不会和父母记仇”，至少在意识层面上不会。他们将父母全然理想化了，如果要他们和父母就真相来对质，就是个不切实际的想法，因为这些长大成人的孩子对真相是一无所知的。他们的意识心智从根本上就压抑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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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觉察的缺乏，正好勾勒了他们多半短暂的人生的悲剧。道德阻碍了他们去认清现实，真相一直埋藏在这些才华洋溢之人的身体中。他们无法看清他们其实将自己的人生全部奉献给了父母，虽然他们像席勒(12)那样为自由奋斗，像兰波与三岛由纪夫那样打破了所有（表面上的）道德禁忌，像乔伊斯(13)那样颠覆了那个时代的文学与美学标准，像普鲁斯特(14)看透了中产阶级（但却看不清自己依附在中产阶级的父母所造成的苦痛）。我就是要聚焦于这些面向，因为据我所知，还没有以这种观点去探讨他们的著作发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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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从我过去的书里抓取一些想法，和我在这里所叙述的新观点一起来探讨，并研究那些迄今未解开的疑问。虽然自威廉·赖希(15)与亚诺夫(16)以来的心理治疗相关经验一再地显示出，强烈的情绪是可以被唤醒的。但直到今日此现象才得以更彻底地被解释，这得归功于近代的大脑科学研究者，例如约瑟夫·E．勒杜(17)、安东尼奥·达马西奥、布鲁斯·D.佩里(18)以及其他学者。如今，一方面我们已经知道，身体拥有我们所经历过所有事情的完整记忆。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多亏了与情绪相关的心理治疗工作，我们不再继续盲目地在孩子身上或在自己的伤口上恣意地进行某些心理治疗。因此，我才在本书的第二部，探讨现如今那些已经完全准备好要力挺自身童年真相并看清父母的人们。不幸的是，虽然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某个心理疗程有成功的可能性，但治疗如果屈服于传统道德（这常常发生），成年个案还是无法从“应对父母抱持爱或感谢”的强迫性信念里解放出来，那么此疗程成功的可能性便会受到阻碍。储存在身体里面的真实感觉会继续被阻挡着，个案对此必须付出的代价则是自身的恶疾也会继续存在。我认为那些已经尝试过许多不成功的心理治疗的读者，很容易就能指认出这样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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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道德与身体之间关联性的研究中，我发现了另外两种面向，不像之前的宽恕议题，它们对我来说是全新的概念。其中之一是我自问：我们在长大成人后依然坚称爱父母的感觉究竟是什么？另一个令我震慑的面向是：身体终其一生都在寻求它童年时迫切需要但未能获得的滋养。我认为许多人的苦痛根源正是源自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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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第三部，将以一种特殊语调，来谈身体如何对错误的养育方式展开自卫。身体需要的只有真相。只要真相不为人所知或一个人对父母亲真正的感觉持续遭到忽视，那么身体的病症就不会消失。我希望以简单的方式和日常的语言，来说明厌食症患者的悲剧，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无法进行真正的情感交流，在后来的治疗过程中也忽视了这一方面。如果这些叙述能帮助一些厌食症患者更加了解自身状况的话，我会很高兴。除此之外，在《安妮塔·芬克的虚构日记》里，我更指出绝望的根源（这不只适用于厌食症患者）：尽管一再徒劳地寻求，童年时想与父母有真正沟通的愿望还是落了空。不过长大成人之后，一旦和其他人有了真正的沟通，就会放弃这种徒劳的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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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孩子成为牺牲品的传统，在大部分的文化与宗教之中都扎根甚深。同样的，在西方文化里也非常自然地肯定与包容这项传统。我们虽然不会像《圣经》里亚伯拉罕和艾萨克那样将子女献祭给上帝；但我们却早在子女出生时，以及在日后的整个教养过程中，要求子女必须爱我们、尊敬我们、重视我们、为了我们去获取成就、满足我们的虚荣心——总之，就是要求子女给予我们所有我们的父母拒绝给予的东西。我们把它叫做礼教与道德。孩子很少能作出选择，他们也许将终其一生被迫提供给父母某些东西，但他们自己却不曾有过也不认识，因为他们从未被给予真正的、无条件的爱，而不仅仅只是为了迎合某些需求。即便如此，他们仍会竭力争取这种爱，因为即使长大成人了，他们仍觉得需要父母，而且尽管每每失望，还是一再地希望父母会对自己有真正的慈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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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放下这种行为，它可能会变成这个成年人的灾患。因为很有可能他得到的只是假象、强迫、表象与自我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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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父母非常希望孩子能爱与尊敬他们，并用第四诫来将之合理化。我偶然看过一个相关的电视节目，所有受邀的不同宗教的神职人员都说，我们必须敬爱自己的父母，无论父母曾经对我们做过什么。孩子对父母的依赖就是这样被加强的，而且深信教义的信徒们并不明白他们长大成人后其实可以摆脱这种循环。在当今的知识之光下，我们看见第四诫其实是自相矛盾的。道德的体系虽然规定我们应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但却无法规定我们必须有什么感觉。真正的感觉既无法被制造出来，也无法被扼杀。我们只能压抑自己的感觉、对自己说谎以及欺骗我们的身体。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我们的大脑储存着我们的情绪，而情绪是可以被唤回、被感受的，并且幸运的是它们可以无害地转成有意识的感觉。如果我们能幸运地找到一个知情见证者，就可以认清这些感觉的意义与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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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爱上帝，这样他才不会因为我的反抗和失望而惩罚我，并且会给予我他那宽恕一切的爱。这种对上帝的奇怪想法，同样表达了我们幼稚的依赖与需求。我们假设上帝会像父母一样渴望着我们的爱，难道这不是一种荒诞至极的想法吗？一个更高层次的存有，他仰赖着受到道德所操控的人为感觉。会将这种存有称为上帝的，可能只有那些绝不会质疑父母、或不去思索自己对父母无条件的依赖性的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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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不说谎 第一部·诉说与遮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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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宁愿病发而让你满意， 也不愿引你厌恶而无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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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斯特致母亲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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