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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不说谎 一·对父母的敬畏及其悲惨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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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19)、卡夫卡、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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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契诃夫这两位俄国作家的作品，对年轻时的我意义重大。对这两位作家的研究，让我明白解离的机制不只是当今才有的，它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完善地运作了。当我终于成功放弃对自己父母的幻想，并且看清他们的所作所为对我的人生所造成的后果之后，我的双眼为事实睁开了，这些事实以前对我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举例来说，我在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里看到，他的父亲原本是位军医，晚年时继承了一座庄园与上百名农奴。他父亲对待这些人的方式非常残暴，以至于后来被农奴所杀。这位庄园主的暴虐必定远超过一般限度，否则该如何解释一向怯懦的农奴宁可冒着被驱逐的风险，也不愿继续忍受这样的恐怖统治？可以想象，他的长子可能同样屈服于父亲的残暴之下。因此，我想看看这位写了很多世界名著的作家如何处理他个人的故事。我非常熟悉他在小说《卡拉马传夫兄弟们》里描写的那位铁石心肠的父亲，但我想知道的是他与父亲之间真正的关系是怎样的。首先，我在他的书信中寻找相关的段落。我读了许多他的信件，但却找不到任何一封他写给父亲的信。他唯一提及父亲的地方，可以证明作为儿子对父亲绝对的敬重与无条件的爱。另一方面，几乎所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给其他人的信里，都在抱怨自身的经济状况，并请求财务的援助。对我而言，这些信件明显表达了一个孩子对生存状况持续遭到威胁的恐惧，他绝望地期待他的困境能被理解、能获得收件者的好心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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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皆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健康状况非常不好。他长期失眠，并且抱怨他做的可怕的恶梦，这些梦可能显现了他童年的创伤，但他对此却不自觉。我们也知道他几十年来都为癫痫所苦，不过他的传记作家们却很少有人将他这种疾病的发作与童年的创伤连结在一起。他们同样不明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沉溺于轮盘赌博的背后，渴望着仁慈的命运。虽然他的妻子曾协助他克服赌瘾，但即便是她，也无法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知情见证者，因为在那个年代谴责自己的父亲，比起今日绝对更是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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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安东·契诃夫的身上也发现了类似的状况。我认为在他的短篇小说《父亲》中，他或许非常精确地描绘了自己父亲的形象。他的父亲过去是农奴，也是酒鬼。这篇小说恰恰描述了一个依靠儿子过活的酒鬼，他为了掩盖内心的空虚，拿儿子的成就往自己脸上贴金。他从未试着了解儿子究竟是怎样的人，也未曾展现任何情感或人性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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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被认为是虚构的小说，它可能是传记体的含义完全被从契诃夫的人生中割离出来。如果这位作家可以有意识地感觉父亲实际上是如何对待他的，或许他会感到羞愧不已或勃然大怒。不过在他那个时代这是无法想象的。契诃夫非但没有反抗父亲，反而负担着全家人的经济，即便在他早期收入微薄时亦然。他要负担父母在莫斯科的公寓，并一心一意地照顾父母与弟弟们。但在契诃夫的信件集里，我很少发现他提到有关父亲的事。一旦在信件中提到父亲，便会展现出这位儿子全然的同情与体谅的态度。我完全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显示他曾埋怨过年轻时几乎日日被父亲残暴殴打的事。契诃夫在30岁出头时，曾前往当时是流放地的库页岛待了几个月。根据他的自述，这是为了描写遭受咒骂、酷刑与殴打之人的生活。他自己其实也是这些人其中一份子的认知，大概也从他的意识里分离出来了。传记作家们将他44岁就英年早逝的原因，归咎于库页岛上可怕的生活条件和严寒的气候。但我们不该忘记，契诃夫和他更年轻就因病早逝的弟弟一样，一辈子都为结核病所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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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不该知道》一书里，我提到了卡夫卡以及其他几位作家的生平，写作虽然帮助他们活下去，但却不足以完全解放那个被关在他们身体里的小孩，也不足以唤回他们失去的活力、敏感与安全感。这是因为这种解放过程中知情见证者是绝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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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卡夫卡有两位苦痛的见证者：米莲娜以及妹妹奥特拉，尤其是后者。他可以向她们倾吐，但却无法说出自己童年的焦虑与父母对他造成的痛苦。这仍是个禁忌。不过无论如何，他最后还是写下了著名的《给父亲的信》。但他未能把这封信寄给父亲，而是交给了母亲，请母亲帮忙转交。他在母亲身上寻求知情见证者的角色，希望母亲读了这封信最终能了解他的苦痛，并且愿意当他与父亲之间的中间人。但母亲却扣下了这封信，而且也从没跟儿子谈论信件内容。没有知情见证者的支持，卡夫卡无法面对自己的父亲。他太惧怕处罚的威胁了。我们只要回想他的短篇小说《判决》，就知道他实际上十分害怕这种威胁。可惜卡夫卡没有任何可以支持他的人，让他可以克服恐惧，给父亲寄出这封信。如果他曾经这么做，或许能挽救自己一命。可惜他不可能独自跨出这一步，取而代之的则是身染肺结核，才40出头就撒手人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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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尼采身上也观察到类似的情况，我在《回避之钥》与《拆掉沉默之墙》两本书里描述过他的悲剧。我认为尼采的大作是一种嘶吼，他寻求着摆脱谎言、剥削、虚伪与他个人的矫枉过正。但却没有人可以看出（尼采自己看到的最少）他早在童年就承受了许多苦痛。不过他的身体却一刻也未曾停歇地承受着重负。他在年轻时就得对抗风湿病，这种疾病与他剧烈的头痛绝对可归咎于对强烈情绪的压抑。他还患有许多其他病症，据说在就学期间，一年内就有上百种之多。没有人能察觉他因虚假的道德规范而受苦，这些道德规范是制约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有人都和他一样处在相同的氛围里，但他的身体却比起其他人更清楚地感觉到了谎言。如果有人能帮助尼采了解他身体的所知，他或许就不必因为直到生命尽头都不能看清自身真相而“发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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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不说谎 二·在剧作里争取自由与身体被忽视的怒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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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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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我仍常常听到有人说打骂孩子不会造成永久的伤害。很多人认为他们自己的人生就是这种说法的明证。只要他们“成年后的病痛”与“童年时的责打”这两者之间的关联性被遮掩着，这些人可能就会一直这么相信下去。我们可以举席勒为例，说明这种遮掩效果运作得有多好。几百年来，这种遮掩效果一再被人们丝毫不加批判地接受下来，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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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是18世纪的伟大浪漫剧作家之一，他一生中决定性的前三年是单独和他慈爱的母亲一起度过的。在母亲身边，席勒得以全然发展他的性格与独特的天赋。直到席勒4岁时，他那专横的父亲才从长年的战争中回来。席勒的传记作家弗里德里希·布尔薛曾描述席勒的父亲是个“严厉、没有耐性、易怒且顽固的男人”。基本上，他的教养观念就是要禁止他那生机勃勃的儿子那些自发性又充满创意的行为表现。不过即便如此，席勒的在校成绩仍然很优异，席勒将之归功于自己的聪明才智与自信心，这些特质是他人生前三年在母亲身边获得了情感上的安全感才得以发展出来的。但当这个男孩长到13岁的时候，他被父亲送进军校，军校的严苛让他承受了非常大的痛苦。他像年轻的尼采一样患上许多病症，几乎无法集中精神。有时候他甚至躺在病房里数星期之久，最后他变成了成绩最差的学生。他成绩下滑的原因被归咎于生病。没有人察觉是因为他在这期间必须待上八年的寄宿学校，那些既不人道又不合理的纪律，让他的身体与心灵能量全都被耗尽了。对于他的困境，除了生病这种沉默的、百年来都没人理解的身体语言以外，没有其他的发声方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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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布尔薛是这么描述那间学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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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在他最易受到影响的青春年岁，一个年轻、渴望自由的男孩，必须感觉到自己像个囚犯，因为这所学校的窄门只会在必要的散步时间开启，散步时学生们还必须接受军事化监督。在这八年之中，席勒几乎没有放过一天假，只偶尔有过几小时的空闲。当时还没有寒暑假的概念，也不准度假。日程都被排定了。夏天时，大寝室里的起床号会在五点响起，冬天则是六点。由年轻士官监督着铺床与梳洗。接着寄宿生们便列队步行至操场早点名，再从那里前往餐厅吃早餐，早餐是面包和面粉汤。所有动作全都受到指挥，以手势示意祷告、坐下与列队出发。七点到中午是授课时间。接下来的半小时，是年轻的席勒最常遭到斥责的时间：仪容检查时间。这个时候要穿上制服——黑色翻领的青灰色外衣、白色背心及裤子、绑腿、靴子、军刀、缀羽饰的镶边三角帽。因为公爵（这所学校的创立者）无法忍受红发，席勒必须在头发上洒上香粉。他还像其他学生一样戴着长长的假辫子，太阳穴旁则是两个用石膏黏住的发卷。学生们穿戴好后，列队步行至餐厅参加午点名。午餐过后安排的活动是规定的步行与操练，接着从两点上课到六点，之后又是仪容检查。剩下的时间则清楚规定了要自习。晚餐后立刻就寝。年轻的席勒被束缚在这件一丝不苟的紧身衣里，直到2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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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一直都因身体不同器官的严重痉挛所苦。40岁时他染上重病，从此不断地与死神拔河，还伴随有精神失常的症状，在46岁时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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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而言，席勒的这种严重痉挛绝对可以归咎于他童年时期频繁的体罚以及青年时的严苛纪律。确切地说，他的囚禁状态早在进入军校前，在父亲回到他身边时就已经开始了。他的父亲在席勒童年时系统化地克制他快乐的感觉，同时，他父亲也如此对待他自己，并称之为“自律”。例如，规定孩子一旦在用餐时感到愉悦，就必须立刻停止进食并离开餐桌。席勒的父亲也会这么做。或许席勒父亲是一种特例，他采取的古怪模式，压抑了所有我们可能称为“生活质量”的东西。但军校制度在当时却是广泛被使用的，而且被视为普鲁士的严格教养。很少有人会去反思这种教养的后果。这些军事学校所采取的严酷监视系统，会让人联想到某些与纳粹集中营相关的描述。当然集中营里的虐待行径是由国家组织起来进行的，比起军校绝对更加歹毒与残忍，不过集中营和之前几百年盛行的教育体制有相同的根源。这种计划性的残忍行为，无论是发令者还是执行者，他们小时候都曾经历过责打与其他各式各样施加于其身的羞辱方式。他们完全学会了将来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不带罪恶感也不加反省地施加在臣服于他们力量之下的其他人身上，例如孩童或囚犯。席勒没有把自己曾承受过的恐怖统治报复在他人身上。不过，他的身体终其一生都承受着童年必须忍耐的残暴行径带来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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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席勒并非特例。孩提时代上过这种学校的人有数百万，如果不想受到重罚或被夺去性命，他们就必须学习沉默地服从权威。这种经验使他们对第四诫肃然起敬，并严厉叮嘱下一代也绝对不得质疑权威。因此即使到了今天，他们的子子孙孙依旧坚信责打不会带来任何伤害，这也就见怪不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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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席勒就这方面而言却是个例外。从《强盗》到《威廉·退尔》等，他所有的作品都不断地反抗权威施行的盲目暴力，经由他不凡的文笔在许多人心中播下希望的种子，期许这种抗争有朝一日能胜利。不过在他所有的作品中，席勒不知道的是，他反抗不合理的权威命令，能量是来自于他身体储存的早年经历。他深受父亲那令人费解又惊恐的权力执行模式之苦，致使他开始写作，但他不可能察觉写作欲望之下的动机，他只想写出优美而伟大的文学作品。席勒利用历史人物的例子试图说出真相，而他也非常成功地做到了。只是有关父亲带来的苦痛，即便到了席勒去逝的那一天，对这所有的真相也都只字未提。这对他与社会来说依旧是个秘密，我们的社会几百年来都相当赞赏席勒，许多戏迷和读者视他为典范，因为他在作品中为了自由与真相奋斗。不过真相仅止于社会可以接受的真相。如果有人对席勒说：“你不需要尊敬你的父亲。曾经那样伤害过你的人，并不值得你的爱或尊敬，即便他们是你的父母亦然。为了这种孝顺的奉献，你已经用你身体上极至的苦痛付出了代价。只要你不再遵从第四诫，你就有机会解放自己。”如果听到这番话，勇敢的席勒将会多么震惊啊！他又会怎么回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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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不说谎 三·背叛自己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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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尔芙(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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