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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成年也许意味着不再否认真相，意味着能去感觉自己体内被压抑的苦痛，有意识地认出身体记得的故事，并且去统一、整理这些故事，不再压抑它们。至于能不能维持与父母之间的联系，则取决于个人。最重要的是，要中止对童年内化的父母的错误的依附关系。它是由许多不同的成分组合而成的，例如盲目的感谢、同情、期望、否认、幻想、服从、恐惧与害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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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有些人的心理治疗见效了，而有些人历经了长年的精神分析或心理治疗，却仍然深陷在自己的病症之中无法摆脱？看过这些案例后，我能够确认的是，当人们获得治疗的关注和陪伴时，当他们发掘自己的故事时，当他们自由地表达对父母行为的愤怒时，他们才能脱离对父母无条件的依附。身为成年人的他们才能更自由地塑造自己的人生，而且不再需要去记恨父母。相反地，被心理治疗师敦促要去遗忘和原谅，且相信着宽恕真的能有疗效的人们依旧会被束缚在孩童时的姿态中。他们会持续受到内化的父母控制与破坏（以疾病的形式）。这种依附关系其实是有利于恨的发展的，恨虽然被抑制了，但仍会导致人们去攻击无辜的对象。因为我们只有在觉得完全无力时才会去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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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收到的上百封信件中，有位患有过敏症、名叫宝拉的26岁女性告诉我：在她小时候，每次叔叔来访都会当着其他家族成员的面无礼地触碰她的胸部。但是，这位叔叔却是家庭成员中唯一会去注意她的人。没有人出手保护宝拉，当她向父母控诉时，父母却说她不该准许叔叔这么做。父母没有站在她这边，而是把责任推到这个孩子身上。后来叔叔罹患癌症，宝拉并不想去看他，因为她现在依然很生叔叔的气。但宝拉的心理治疗师却认为，她日后将会懊恼自己的排拒，而且在这个特殊时期，她没必要去触怒家人。这对她没有任何好处。因此，宝拉去拜访了叔叔，压抑了自己真实的感觉。叔叔过世后不久，这段记忆产生了变化，她甚至能感觉到对这位已故叔叔的爱。她的心理治疗师对宝拉非常满意，宝拉自己也完全认同：爱治愈了她的恨意与过敏症。然而，她突然出现了严重气喘的症状，呼吸困难，她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会罹患新的疾病。她已经净化自己了，她已经能够原谅叔叔，而且也不再对他怀恨于心了。那么为什么会遭到这种惩罚呢？她以为这次发病是在惩罚她过去的不满与愤怒的感觉。后来她读了一本我的书，促使她给我写信了。当她放弃对叔叔的“爱”，气喘就消失了。宝拉的感觉其实是“服从”，而不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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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位女士在接受了几年的精神分析治疗后，腿部出现疼痛的症状，她对此感到很惊讶，医生也找不到疼痛的原因。最后，内科医师认为可能还是心理方面的问题。她开始对她所谓的幻想进行精神分析，幻想内容是她过去遭到父亲的性侵。她非常相信精神分析师告诉她的这只是她的想象而不是真实的记忆。但所有推测都无法帮助她了解，为什么她的腿会有这种疼痛症状。当她最后停止精神分析后，腿痛神奇地消失了。其实腿痛对她而言是种信号，即她身处在一个她无法“举步离开”的世界。她想要逃离错误的引导，但她却不敢这么做。这段时间，她的腿痛是为了阻止她逃跑，直到她决定停止精神分析，同时不再期望精神分析能提供任何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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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试着描述的依附关系，指的是与施虐父母之间的依附，这种依附阻碍了我们帮助自己。我们童年未获得满足的需求，日后将会转嫁到心理治疗师、伴侣以及我们自己的孩子身上。我们无法相信，这些需求真的被父母忽视了。我们希望那些现在和我们有关联的其他人，终将会满足我们的请求，尊重我们并且替我们做出艰难的人生决定。由于这种对否认童年现实的期望会不断滋长，因此我们无法抛弃对童年现实的否认。但如果我们决定接受自己的真相，它们就会逐渐消逝。这并不是件简单的事，多半都会伴随痛楚。但这是有可能办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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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中出现有人对自己父母的某些行为报以愤怒的反应的话题时，有一些人会感到很生气，虽然他们根本不认识对方的父母，让他们生气的其实是发帖者控诉父母的行为，但是单纯地控诉与认真看待事实是两回事。因此，很多人宁可压抑他们从前的感知，避免看见真相并且不断理想化父母的行为，对过去妥协。不过，他们依旧被束缚在孩童时的期望态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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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58年开始了我的第一次精神分析。现在回头看的话，我觉得我当时的精神分析师受到了传统道德的强力渗透。但我却无法察觉，因为我自己也是伴随同样的价值观长大的。当然，这说明我无法承认自己曾是个受虐儿。为了找出这个事实，我需要一个见证者，此人必须已经走过这条路，而且不再认同我们社会中对儿童虐待的常见的否认行为。在40多年以后的今天，这种态度依然存在。那些宣称站在儿童这边的心理治疗师，他们的说词多半都包含一种“矫正”的态度，他们完全没有觉察到，自己是因为从未反思事实才有这种态度。虽然有些治疗方式引用自我的著作，并且鼓励他们的个案要用正确的方式对待自己，而不是去迎合其他人的要求；但我若用读者的身份来看这些治疗师的报告，会觉得他们给出了一些根本不可能遵循的建议。某些个人经历却被当作需要矫正的性格缺陷。我们被告知要尊重自己，要评价自己的特质，以及我们应该要这样做或那样做。他们设计了一大堆帮助人们重获自尊的方法。但同时也在心中抵抗这些方法。依我看来，人们无法评量自己、不懂尊重自己、不能随意使用自己创造力的关键在于：没办法自发地放下障碍。这些障碍是每个人自身故事的产物。他们想要了解自己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就必须尽可能精确地清楚自己的故事，而且需要在情绪上有所投入。当他理解了事实，而且也能去感觉自身故事的含义时（而不只是在表面上有所获得），也就不再需要任何建议了。只有知情见证者能陪他们一同走上通往自身真相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他们将会看到自己一直以来所期待但又必须忘记的东西：信赖、尊重以及对自己的爱。我们必须放弃期待父母有朝一日将会给我们那些在我们童年时没有被给予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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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迄今只有少数人能够真正踏上这条道路，其他人则遵守着他们的心理治疗师所提供的建议，或让宗教的概念阻碍自己去发现自身真相。我在前面也指出，恐惧是决定性的原因。但我也相信当儿童虐待不再是社会的禁忌时，这种恐惧将会变少。受害者之所以会否认虐待的存在，正是因为这种出自幼年的恐惧。但如果受害者开始叙说当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心理治疗师也会被迫去面对现实。不久前，我听到一位知名的德国精神分析师公开地宣称，他在问诊时很少遇见童年曾受虐的受害者。这种说法令我相当诧异，因为我不认识任何饱受精神疾病之苦而且想接受治疗的人，是在童年连被打或被羞辱都没经历过的。虽然这种形式的羞辱几千年来都被低估了，而且这些都被称作“教养措施”，但我会称之为“身体及心理的虐待”。这或许不只是定义的问题，不过在这种情况之下，定义却是关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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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不说谎 二·感觉的旋转木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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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前，我路过一座给儿童乘坐的旋转木马，我站在那里看了好一会儿，一同享受孩子们的喜悦。在这些大多是两岁左右的孩子们脸上表现出来的，主要的是喜悦。但在有些孩子脸上也能明显看到恐惧，他们就这样坐在木马上，在没有人陪伴的情况下用这种速度旋转着。这种恐惧混杂着已经“长大”的骄傲，他们可以坐在旋转木马上系着安全带的小车子里。或许他们会好奇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会不安地寻找父母站在何处。我可以看见所有这些感觉在不同时刻的转变，我也观察到一些意外的动作会引起激动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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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禁在想：当一个两岁小孩的身体被有性需求的成年人滥用时，这孩子会发生什么事呢？我到底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或许是因为那些孩子表达的喜悦透露着一股紧张，一种夹杂着喜悦的不信任感。我心想这快速旋转的东西可能会让他们的身体觉得有些陌生、不习惯以及感到不安，他们的脸才会在离开旋转木马之后显得不安而迷惘；这些孩子全都紧抓着父母不放。我便想到或许这种形式的快感根本不适合这种年龄，这么小的小孩在心智或心灵上根本就还不适合。联想一下：一个女孩在很小的时候被性侵，她会有什么感觉呢？如果小女孩几乎不怎么被母亲触碰，而母亲之所以拒绝碰触自己的女儿，是由于母亲自己童年时期的遭遇，那么，小女孩会非常渴望被碰触，以至于她会心怀感激地接受任何形式的身体接触，因为她会认为这是在满足她的愿望。因为这个孩子总会模糊地察觉她原本的希望、她对真正的沟通以及对温柔碰触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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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小女孩也可能深深压抑下她的失望、悲伤与愤怒等真实的感觉，这些感觉是由于未履行的承诺以及自然天性受到背叛而引起的。同时她可能会继续依附着她无法放弃的那个希望——希望父母有朝一日会遵守第一次拥抱她时的承诺，将她的尊严还给她，并让她知道什么是爱。因为除此之外，周遭没有任何人对她做过任何爱的承诺。不过这可能会是个没有结果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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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导致这女孩在长大后必须寻求心理治疗的协助，因为让自己疼痛是使她唯一有愉悦感的方式。事实上，自残是她唯一能有所感觉的方式，这是由于性侵害导致她几乎扼杀了自己的感觉。又或者这个女孩会像德国作家克里斯蒂娜·麦尔在1994年出版的《双重秘密》中描述的一样：麦尔的生殖器罹患湿疹，前去寻求治疗，这些病症明显指出她小时候曾被父亲性侵。麦尔的精神分析师虽然没有立刻联想到，但她真心诚意地陪伴着麦尔，直至麦尔能从完全的压抑中取出那段被父亲残忍而野蛮地侵害的过去。整个精神分析治疗持续了6年之久，包括团体治疗以及其他的身体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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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一开始，精神分析师就能将生殖器上的湿疹视为孩童身体曾被剥削的明示，那么治疗过程或许可以缩短。16年前的分析师，似乎不太可能办得到。麦尔的分析师认为，如果在建立起一段好的分析关系之前，就让她面对真相，她可能会承受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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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或许会赞同这样的想法。但根据我后来的经验，我会倾向于对过去曾被施虐的孩子说出事实以及给予他们陪伴，揭露事实永远都不会太早。克里斯蒂娜·麦尔以一种罕见的勇气与自己的真相搏斗，她值得从一开始就被人在黑暗中看见并陪伴她。她一直梦想有机会能让精神分析师抱抱她、安慰她。但她的精神分析师却忠实地跟随着学校的教导，并没有满足麦尔这个无害的心愿。如果她曾这么做了，或许她能让麦尔深信：世上有种温柔的拥抱能尊重人与人之间的界线，且颠覆她在这世上是孤单一人的感觉。时至今日，已经有许多种可以使用的身体治疗方法。然而，就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的话，满足病人想要被拥抱的简单愿望绝对是符合逻辑、依照规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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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头想想孩子们玩旋转木马的画面。在我眼中，他们的脸上除了喜悦以外，也有恐惧与不适。当然不能一概而论地将之与乱伦相比，它只是我突然想到的念头，让我联想到小孩与成年人常会遭遇到的矛盾情绪，绝对要认真看待这个事实。当小孩和成年人相处时，如果成年人不试着弄清自己的感觉，会制造出一团混乱和极度的不安。为了逃离这种迷惘又不安的感觉，我们只能抓住解离与压抑的机制。我们感觉不到恐惧，我们爱着我们的父母，我们信赖他们，而且试着无论如何都要满足他们的期望，让他们对我们感到满意。直到长大成人后，这种恐惧又出现在我们的伴侣身上。我们并不了解这种恐惧。我们就像童年时一样，为了被爱而无声地接受他人的矛盾。但身体却显示出对真相的需求，并在我们仍旧不愿去承认那个曾遭受侵犯孩子的恐惧、愤怒、不满与惊骇时，制造出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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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忽略了当下与那些情况的交战，那么无论怎么努力，我们也无法完整回忆起在童年时发生了什么。只有解决了当前的依附，我们才能修复过去的伤痕。唯一的方法，就是清楚看见并排除那最早的依附关系所造成的后果。举例来说，有位名叫安德烈亚斯的中年男子，从几年前开始为体重过重的问题所苦，他怀疑这个折磨他的症状与他和父亲之间的关系有关。他小时候，父亲既专制又会对他施虐，但他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为了减重，他尝试了所有可能的方法，遵照所有医生的处方，他也能感觉到自己童年时对父亲的愤怒，但这一切都没有帮助。安德烈亚斯偶尔会情绪失控：他会怒骂自己的小孩，虽然他并不愿意这么做；他会对着伴侣大吼大叫，虽然他也不愿意这么做；他靠着酒精来冷静自己，但他不认为自己是个酗酒者。他希望能与自己的家人和睦相处，酒能帮助他控制住激烈的怒气，而且也能让他有种舒服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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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一次谈话中，安德烈亚斯提到，他无法让父母改掉没有事先以电话通知，就突然造访他家的毛病。我问他是否曾表达过他的想法，他激动地告诉我，他每次都会说，但都被父母拒绝了。他的父母觉得自己有权来坐坐，因为这是他们的家。我很惊讶地问，为什么会说那是他们的家，接着我才知道安德烈亚斯确实租了他父母的房子。我问他，难道没有一间房子是他可以用同样或者稍微高一点的租金租到，让他不要再依赖父母，并避免他们随时突袭以及占用他的时间吗？这时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他说他从未想过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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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其实不然，我们知道这个男人依旧被束缚在童年的处境中，在这种状态下，他必须服从租给他房子的父母的权威、意愿与力量，并由于害怕父母将他赶出去而看不到出路。这种恐惧如今依旧伴随着他；他一如往常地吃得过多，即便是在他努力节食的时候也一样。他对正确“滋养”——也就是不依赖父母以及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的需求是如此强烈，其实这需要通过一种适当的方法去满足，而不是借由暴食来获得。食物永远也无法满足对自由的需求。暴饮暴食的自由并无法止住自主的饥饿感，它不能取代真正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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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德烈亚斯离开之前，他坚定地说：“我今天要去发布一则征求租屋的广告，我确信自己不久后可以找到一间房子！”才过了几天，安德烈亚斯就告诉我，他已经找到房子了，比起他父母的房子，他更喜欢这间，而且他需要付的租金还更低。为什么他要花这么久的时间才想到这个解决办法呢？因为住在父母房子里的安德烈亚斯怀抱着希望，他希望有朝一日能从父母身上获得自己童年时期极度渴望的东西。但父母在他小时候拒绝给予的，就算在他长大成人后也不可能会给他。父母依旧待他如自己的财产，当他表达自己的心愿时从未倾听，对于他投入金钱改建房子而没有获得任何回馈一事，他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是他的父母，所以他们有此权力，安德烈亚斯也是这么想的。直到他和一位知情见证者对谈后，他才睁开了双眼，而我就是那个与他对话的知情见证者。直到此刻，他才意识到他让自己像小时候一样被压榨，而且还认为必须对此心怀感激。现在的他有能力放下幻想：父母终有一天会改变的。几个月后，安德烈亚斯写了封信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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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说要退租的时候，我的父母试着让我有罪恶感。他们不想让我走。当他们发现无法再强迫我的时候，他们提议要降低房租，并且还给我一部分我投入的金钱。这时我发现，受惠于此协议的人不是我，而是他们。对于这些所有的建议，我一项也没接受。不过这整个过程并非没有痛苦。我必须睁开眼睛清清楚楚地看到真相，而这是很痛的。我感觉到那个孩子的苦痛，我曾是那个孩子，这个孩子从没被爱过、从未被倾听、从未被关注、一直让人压榨，永远只是等待着、盼望着，期待会有转变的一天。现在神奇的是，我越去感觉，我的体重就越轻了，我不再需要依赖酒精来掩饰自己的感觉了。我的脑袋变得更清晰，偶尔当怒气来袭时，我知道它的对象不是我的小孩，不是我的妻子，而是我的母亲与父亲，我现在可以抽走对他们的爱了。我意识到这种爱与我被爱的渴望没什么不同，它从未得到满足，我必须放弃它。我发现我不再需要像以前吃得那么多了，我也不会觉得过度疲累，我的精力又再度为我所用，这也显示在我的工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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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地，我对父母的愤怒减弱了，因为我现在会为自己做我所需要的事，而不再等着他们去做。我不再强迫自己去爱他们（何苦呢？），不再害怕他们死后我会有罪恶感。我猜他们的死亡将会给我们彼此带来一种解脱，因为我们彼此虚伪的样子不会再出现了。不过我现在也已经开始尝试去脱离这种感觉了。我给我父母的信越来越实际和真实，他们因而感到痛苦，因为这些信没有以前的那种情感。他们希望我能回到我以前的样子。我办不到，而且我也不想这么做。我不想再继续扮演他们在那出戏里强迫我要扮演的角色了。在经过长时间地探索之后，我终于找到了一位心理治疗师，他给我的印象很好，我希望在他那里可以像和您对谈时那样，开诚布公地说话，不要掩饰真相，即便是我自己的真相也一样，而最令我高兴的是我做出了离开那间房子的决定，那间房子将我绑在那些永远也无法达成的希望上，绑了那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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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为一场质疑第四诫的讨论会作过引言，我问道，曾对童年的我们施以虐待的父母，我们对他们的爱是由什么组成的？答案不用长思便很快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感觉被举出来：对年老的、多病之人的同情；感谢从他们那里获得生命，以及那些没遭到鞭打的日子；害怕成为坏人；必须原谅父母的行为，否则就不是真正的大人等。那是一场激烈的讨论会，会中各人提出的意见都相互质疑。其中有一位名叫鲁丝的女性与会者，以一种出人意料的坚定态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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