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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用我的人生证明第四诫是场骗局。因为自从我不再受制于父母的要求，不再去满足他们那些说出口或未说出口的期待之后，我觉得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健康。我的病痛消失了，我不再被孩子们激怒，现在的我觉得那一切都是因为我想遵从第四诫所以才会发生，这对我的身体一点好处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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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丝认为第四诫之所以有力量可以操控我们，是因为它支撑着恐惧感与罪恶感，这些感觉是父母很早就灌输给我们的。在鲁丝认清自己其实根本不爱父母之前，她很焦虑，她想去爱父母，而且她和父母都被这种爱的感觉欺骗了。一旦她接受了自己的真相，恐惧便离她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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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很多人可能都会有同样的感觉，如果有人对你说：“你不必爱你的父母，不必尊敬他们。如果他们曾经伤害你，你不需要强迫自己去感觉自己感觉不到的东西。强制和强迫从来就没衍生出什么好东西。就你的状况来说，强制和强迫会引发毁灭，而你的身体将就此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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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讨论证实了我的感觉，我们有时候一辈子都服从着一种幻象，以教育、道德或宗教之名强迫我们去忽视我们与生俱来的需求。它压抑、对抗这些需求，导致最后以生病的方式付出代价，我们既无法了解这些疾病的意义，也不愿去了解，并且试着以药物来控制病症。当病患借由心理治疗让被压抑的情绪觉醒了，因而有幸成功地找到通往真实自我的入口，就像戒酒无名会发挥的激励作用一样，有些心理治疗师就会把这归于“更高的力量”。他们借此让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信心：相信自己有能力去感觉什么是对自己好、与什么是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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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自己为例，我的这种信心从一出生时就被父母丢了。我必须借由母亲的双眼去看、去评判所有我感觉到的事物，而我自己的感觉与需求则被扼杀了。因此，我感觉自己的需求与满足需求的能力严重丧失。举例来说，我必须花掉我这辈子48年的时间才发觉我有绘画的需求，并且允许自己去满足这种需求，直到确立这种需求。要我接受我有权不去爱父母，花的时间则更久了。我越来越清楚地察觉到，被迫去爱某个损及我人生的人，对我的伤害更深。因为它让我远离了我的真相，强迫我欺骗自己，去扮演一个我从很小的时候就被迫接受的角色——一个“好女孩”的角色，她必须服从那些伪装成教养与道德的情绪要求。我越忠于自我、越能接受自己的感觉，我的身体就越能清楚地发声，同时引领我帮身体表达出它与生俱来的需求。我能够停止参与其他人的游戏，停止告诉自己只看父母好的一面，停止再像小时候那样不断迷失自己。我可以自己决定要长大了。而且，不再迷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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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亏欠我的父母任何感激，因为他们原本就不期待我的降临。这场婚姻是双方家长强迫他们接受的。我被两个听话的孩子在没有爱的基础下制造出来，他们背负着顺从自己父母的义务，并且将一个他们根本不想要的孩子带到这世上来。祖父母希望他们生男孩，然而他们生下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几十年来都试着尽她所能来让他们快乐。这其实是个毫无希望的尝试。不过，身为一个想存活下去的孩子，我除了努力去做之外，别无选择。我一开始就收到了一项盲从的任务，就是要无条件地给予我的父母肯定、关注与爱，这些都是我的祖父母没有给他们的东西。如果我的努力成功了，就必须放弃我自身感觉的真相。尽管付出了努力，但我一直有很深的罪恶感，因为我的任务无法完成。除此之外，我也对自己有所亏欠。我开始有这种感觉是在我撰写《幸福童年的秘密》一书时，许多读者都在这本书中看到了自己的命运。然而，几十年来我仍然试着完成我父母交付的任务，即使我已成年。我也试着为我的伴侣、朋友以及我的孩子们做这些。每当我试着摆脱拯救其他人脱离迷惘的责任时，罪恶感几乎快让我活不下去。直到人生很后期我才终于成功摆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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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除我对内化父母的依附这条路上，抛弃感激之心与罪恶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不过还有其他步骤也必须做到，主要是放弃期望我在和父母的关系里错失的东西——开诚布公的情感交流、自由的沟通等，放弃这些终有一天可能会实现的期待。上述这些，也许在我和其他人之间是有可能实现的，但只有在我了解童年的所有真相之后才有可能。并且，我得理解要和我的父母敞开心扉地沟通是多么难以想象，以及我小时候因此承受了多大的痛苦。直到那时起，我才找到了可以理解我的人，我能对着这些人敞开心扉且自由地表达。我的父母已经过世很久了，我可以想象对那些父母仍健在的人来说，这条路更艰巨。源自童年的期待，可能会强烈到人们愿意放弃所有对自己有好处的东西，只为了达成父母对我们的期望，不想失去爱的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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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卡尔这样形容他的迷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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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母亲，但她不相信我，因为她把我和父亲混淆了，父亲曾折磨过她。但我和父亲不一样。她让我很生气，但我不想让她看到我的怒气，因为如此一来她就能证明我和我的父亲一模一样，但这不是真的。于是，我必须克制住我的怒气，不让她找到理由证明她的想法是对的；可是我这么做之后，我却感觉不到对她的爱，只剩下恨了。我不想要这种恨，我希望她能以我的样子来看待我并爱我，而不是像对我父亲那样去恨我。我究竟该怎么做才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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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为了让别人高兴而去做事，则永远无法做出对的事。人只能做自己，而且也无法强迫父母爱我们。这世上有一种父母，只会爱自己孩子的假面。一旦孩子揭下面具，他们常常就会说出前面安德烈亚斯的父母对他所说的话：“我只希望你回到以前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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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赢取”父母之爱的幻象，只会经由否认已经发生的事情来维持。如果人们决定正视所有与真相有关的部分，并放弃透过酒精、毒品与药物而培植起来的自我欺骗，幻象便会崩毁。35岁的安娜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问我：“我妈妈一再地对我说：‘除了让我看到你的爱，其他的我什么都不要。你以前会这么做的，但你现在变了。’我该怎么回答她呢？我其实想回复她：‘是的，因为我现在觉得以前没有真诚地对待你。现在我只想当一个真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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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安娜：“这样说有何不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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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回答道：“没错，我有权利站在我的真相这一方。而且其实她也有权利从我这里得知她感觉到的是事实。这说起来很容易，但同情心却阻止了我对母亲坦诚相待。我觉得她很可怜，她小时候从没有被爱过，因为她一出生就被送走了。她依靠着我的爱，而我不想从她身边抽走这份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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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你是独生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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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她有五个孩子，每个孩子都用他们能做到的方式去伺候她。不过这显然还不足以填满她那个自幼就存在的感情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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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认为你可以用谎言填满她的空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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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这是办不到的。你说得没错。为什么我要出于同情而给她我根本感觉不到的爱呢？我究竟为什么要欺骗她呢？这对谁有益呢？我以前一直生病，但自从我觉得在感情与金钱上遭到了母亲的勒索，并因此能承认自己其实根本不爱她之后，我就不再生病了。但要告诉她这些，还是会让我觉得害怕，现在我会自问，我想透过同情给她的是什么呢？除了谎言之外，并没有其他东西。我对自己的身体有所亏欠，所以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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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愿意像我在这里所尝试的，正视“爱”里的各种成分：感谢、同情、幻象、否认真相、罪恶感、掩饰——这些全都是组成依附关系的各种成分。而不正确的依附关系常常会让我们生病，也无法使父母得到任何真正的好处，一大部分人都把这种病态的依附视为爱。每当我提出这种观点，总会遇到各式各样的焦虑与反抗。但当我成功地在讨论时详细地解释我的意思之后，这种反抗就会快速消逝，很多人甚至会得到令自己也讶异的启发。我曾遇过一个人说：“没错，为什么我会觉得如果告诉父母我对他们真正的感觉会害死他们呢？我有权利去感觉我所感觉到的。这无关乎报复，而是诚实地面对彼此。为什么在学校的宗教教导里，诚实被高举为抽象的概念，但在和父母的关系里，诚实却完全被禁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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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如果我们能诚实地和父母说话，那该有多好啊！至于他们会因此有何感想，这不是我们能控制的。但对我们自己、我们的孩子，以及尤其是那带领我们通往自身真相的身体而言，这或许是个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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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的本能一再地让我感到讶异。身体以一种令人惊讶的毅力与智慧对抗着谎言。道德与宗教上的要求无法欺骗它、混淆它。小孩子被强迫灌输道德，他们是因为爱着自己的父母才会接受道德的喂养，但却在求学时期就罹患上无数的疾病。当他们长大成年后，利用自己出众的才智对抗传统道德，或许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成为哲学家或作家，但他们对自己家人的真正感觉，早在求学时期就被疾病遮掩了，持续阻碍着他们的身体发育。席勒与尼采的状况即为实例。最终，他们成为了父母的牺牲品，把自己奉献给父母对道德与信仰的想法，即便他们成年后彻底看清了“社会的谎言”亦然。对他们来说，要看到自己透过自我欺骗，认清是他让自己成为了道德的牺牲品，比起撰写哲学论文或构思大胆的剧作还要困难。但只有透过发生在个人内在的过程，而不是透过和身体分离的思想，才能在我们心灵里产生创造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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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时能幸运地感觉到爱与理解的人们，将不会有真相的问题。他们可以充分发展自己的能力，而他们的下一代则能因而受惠。我并不知道这些人所占的比例有多高，我只知道体罚依旧是被默认的亲子教养方式。自认为是民主与进步典范的美国也有22个州依然持续允许学校体罚，他们甚至越来越强力地为家长与教育者的这种“权利”辩护。他们甚至不知道认为可以靠着身体暴力去教导孩子民主的想法有多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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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接受过体罚这种形式教养的人，为数并不多。对于所有接受过体罚的人来说，他们很早就压抑了对残忍的反抗；他们只能在我称之为“内在不坦诚”的状态下长大。这可以在任何地方观察到。假设有人在谈话时说：“我不爱我的父母，因为他们一直侮辱我。”她将立刻从四面八方得到同样的建议：如果她想长成真正的大人，她就必须改变自己的态度；如果她想保持健康，她就不能心怀恨意；她唯有原谅自己的父母，才能脱离仇恨；没有完美的父母——所有父母偶尔都会犯错，我们必须容忍他们，而这是当我们真正长大成人时就能够学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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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建议之所以听起来那么有说服力，只是因为我们从很久以前就被灌输着，而且也深信不疑。但事实并非如此，许多这类建议所依据的都是错误的先决条件。例如，宽恕可以让我们摆脱仇恨，这并不是事实，宽恕只会帮忙遮住仇恨，并且在无意识里强化了仇恨。我们的宽容心并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正好相反，孩子会容忍父母的荒唐行径，是因为孩子认为这是正常的，而且他们无法保护自己去对抗那些暴行。直到长大成人后，我们才会真的为不自由与束缚所苦，但这种痛苦却是他在与其他人的关系里感觉到的，例如与自己小孩的关系，或是与伴侣的关系。童年对父母的无意识恐惧，制止我们去看清真相。并不是仇恨让人生病，让人生病的是压抑的、解离的情绪，而不是有意识地体验到的、表达出来的感觉。身为成年人，我们只有在走不出某种情况时才会感觉到仇恨，也就是无法自由地表达自身感觉的情况中。就是这种依赖，让人开始去恨。一旦解开了依赖（身为成年人，多半可以办得到），一旦摆脱奴性的关系，我们就不会再感觉到仇恨。然而，一旦恨意出现了，若像所有宗教规定的那样去“禁止”恨意，是没有用的。我们必须了解恨意，以便对这种行为做出选择，也就是让人们摆脱会滋养仇恨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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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从小就与自身真正感觉分离的人们来说，他们当然会依赖教会这类机构，并任其决定自己能有哪些感觉。在大多数例子里，能感觉到的显然少之又少。可是我无法想象这种状况竟会一直持续下去。在某时某地，将会出现反抗，当个人找到勇气去克服他们可以理解的恐惧，去诉说、感觉并公开自己的真相，而且以此为基础和他人交流时，这种状况就会停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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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我们知道孩子为了求生，可以激发多少能量去对付暴行与极度的虐待，事情就突然变的比较乐观了。然后人们就能轻易地想象，如果这些孩子（像兰波、席勒、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等）能将他们那几乎永无止境的能量，用在其他更有创造性的事情上，而不是为了生存而奋斗的话，我们的世界可能会变得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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