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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不说谎 三·身体是真相的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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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岁的伊丽莎白表示，她的父母曾带给她极大的痛苦，而她最终成功地摆脱了这种痛苦。她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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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在我小时候严重地虐待我。只要有什么不合她意的，她就会挥拳打我的头、推我去撞墙、拉我的头发。我没有机会阻止她，因为我从来就无法理解她脾气爆发的真正原因，好让我下次能躲开。因此我用尽最大的精力，在母亲脾气来袭的最初阶段，就察觉到她最细微的情绪起伏，希望顺她的意避免她又发飙。我偶尔能成功地避开，但大多数时候我都无法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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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得了忧郁症。我找了一位心理治疗师，告诉她许多我童年的事。刚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很顺利，她看起来很认真地倾听，而我则大大地减轻了负担。有时候，她会讲些我不喜欢听的话，但我都能像往常那样不去理会我的感觉，并且去适应心理治疗师的态度。她似乎受到东方哲学的强烈影响。起先，我认为只要她能倾听我的心声，这应该不会妨碍到我。但没过多久，这位心理治疗师就企图说服我，如果我不想一辈子都背负着仇恨的话，我就必须与母亲和解。我因为非常生气而终止了心理治疗。我告诉过这位心理治疗师，我对我母亲的感觉，我知道的比她知道的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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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需聆听自己的身体即可，因为我每次和母亲碰面后，一旦压抑下自己的感觉，都会引发严重的症状。我的身体显然是无法被收买的，我觉得它对我的真相非常清楚，比我自己的自我意识还要清楚，它知道所有我在母亲身边经历过的事，它不允许我为了传统规范而拖鞋。一旦我认真看待并听从身体传达的讯息，我就不再会犯偏头痛或坐骨神经痛，也不会再觉得孤立无援了。我找到一些可以听我诉说童年的人，他们了解我，因为他们也背负着相似的记忆，而我则不会再去寻求心理治疗师的协助。如果我可以找到一个能让我畅所欲言的人，此人不强迫灌输我道德训诫，这将帮助我整理我痛苦的记忆，那该有多好啊！不过我已经透过几个朋友的帮助走在这么做的路上了。我比过去更接近自己的感觉，我可以在两个谈话团体里表达我的感觉，并且尝试会让我觉得舒服的新得沟通方式。自从我这么做之后，我的身体几乎没有病痛，也不再有忧郁症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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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的信里看来充满了信心，所以一年后收到她的另一封信，我并不觉得讶异，信中她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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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再去寻求新的心理治疗，而且我觉得很好。这一年来，我没见过我母亲，也没有这么做的必要。她在我小时候所做的残忍行为，那些记忆是那么的鲜明，致使我不再幻想、也不再期望可以从她那里获得我小时候可能非常需要的东西。即便我偶尔会惦念这些，但我知道完全不需要去寻找它们。我并没有像我的心理治疗师所说的那样心怀恨意。我不觉得自己恨母亲，因为我在情绪上不再依赖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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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那位心理治疗师不理解这点。她想让我摆脱我的恨意，她不知道她自己其实在无意间将我推入了仇恨之中，这种仇恨正表达了我过去的依赖，而这种依赖又会再次创造仇恨。如果我听从了那位心理治疗师的建议，恨意将会再度浮现。如今，我不再需要承受伪装之苦，这是为什么我心中没有恨了。如果我没有适时地离开那位心理治疗师，我和她可能就必须继续面对那个依赖的孩子心中一再出现的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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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高兴伊丽莎白能找到解决办法。但那些并不具备这种洞察力与力量的人该怎么办？他们真的需要心理治疗师在他们寻找自我的路途上给予支持，而不是一味地对他们提出道德方面的要求。心理治疗师透过阅读成功与失败的心理治疗案例，或许可以增加他们的觉察，让自己能摆脱黑色教育的毒药，而不会在他们进行治疗时不加思索地予以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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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是否应该完全切断与父母的接触，这点并非关键。从孩童变为成人到最终与父母分离的过程，应该发生在人的内心。有时候为了用正确的方式对待自己的需求，切断所有与父母的接触也许是唯一可行的方法。但如果与父母的接触仍对我们是有意义的，那么在接触之前，必须先在心中明白什么是自己能承受的，以及什么是不能承受的，我们不只要知道自己身上发生过什么事，而且也能去评价该事件对我们有什么影响、会造成哪些后果。每个人的人生故事都是不同的，关系的外在形式也会有无止境的变化。但这里有三个共同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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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只有当受虐的幸存者为了改变而做出决定，决定尊重自己并且释放童年的期望时，过去的伤口才可能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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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父母不会因为孩子给予他们理解和宽恕，而自动有所改变。只有当父母本身有真正的意愿时，他们才可能改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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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只要一直否认伤害带来的痛楚，就会有人为此付出精神和健康的代价——无论是受害者本人或是他／她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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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受虐的孩子永远不能长大，他一辈子都试着去看施暴者“好的一面”，将自己的希望寄托于施暴者。例如，伊丽莎白长久以来的心态是：“有时候我母亲会念故事给我听，那真的很棒。有时候她会对我说心里的话，告诉我她的烦恼。我就会觉得自己是被选中之人。她在这种时候从来不会打我，因此我也不觉得自己有危险。”这种说法使我想起了伊姆雷·卡尔泰斯(42)形容他进入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状况。为了防止恐惧并且生存下去，他在任何事情上都找到正向的一面。但奥斯威辛毕竟仍是奥斯威辛。这套辱人至极的体系对他的内在自我造成了哪些影响？他直到几十年后才能去衡量与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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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是想借着卡尔泰斯以及他的集中营经历来暗示，如果我们的父母看清了自己的错误并对此感到歉疚的话，我们不应该原谅他们。父母只有在勇于感觉并能理解他们施加在孩子身上的苦痛时，他们才会看清错误。不过这种状况却极少发生。较常看到的是依赖关系的延续，而且还常常是反向的。年迈又虚弱的父母会向他们长大成人的孩子寻求依靠，并利用“谴责”这项有效的工具来获取同情。可能就是这种同情，从一开始就阻碍了孩子朝向成年的发展。他们害怕成为“不是父母所期待的样子”，同时害怕自己真正的生命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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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不被人期待的孩子来说，其身体里压抑的知觉依然精确无比：“他们想杀掉我，我有生命危险。”如果这个知觉变成有意识的，可能就会在成人的心灵中消融了。从前的情绪（恐惧、焦虑、压力等）将转变成记忆，诉说着：“我当时有危险，但如今已经不再有危险了。”通常，这种有意识的记忆，会在我们经验到过往的情绪或悲伤感受时一同出现，或在它们到来之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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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我们学会和感觉一起生活，而不是一直去对抗感觉，我们在自己身体的病症中看到的就不是威胁，而是对我们自身故事有所帮助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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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不说谎 四·我可以说出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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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仍清楚地记得当我在撰写《你不该知道》一书时，伴随着我的那种恐惧。当时我正着手研究一项事实，罗马天主教会竟然可以将伽利略的发现封锁了三百年之久，当伽利略被迫隐瞒真相时，他的身体以眼盲作为响应。我感到很无力，我确信自己偶然发现了一种潜规则，父母为了报复的需求而去利用孩子，而且社会将这个现实列为禁忌，他们认为我们不该有所觉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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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决定打破这个禁忌，我会不会遭到最严厉的惩罚呢？但我的恐惧也帮助我了解到很多事，弗洛伊德因此背叛了他的洞察力，他不去挑战社会的砥柱，为了避免被攻击与驱逐。我现在应该跟随弗洛伊德的足迹，收回我对儿童虐待的好发性及其后果的理解吗？我能看到那些完全追随弗洛伊德的人依旧看不到的点：弗洛伊德的自我欺骗？我记得每当我想和自己协商、尝试妥协，或自问我是不是只要发表部分的真相时，我的身体就必定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病症。我会有消化不良或者睡眠障碍的问题，并陷入抑郁的情绪之中，当我知道自己不可能再妥协下去时，这些症状就消失无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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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书出版后，随之而来真的是全然的排拒。当时对我来说还是“像家一样”一样舒适自在的学术界也完全地反对我和我那本书。反对声浪如今依旧存在，但并不影响那本书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无论是对外行人或专业人士来说，书中那些当年“被视为禁忌”的见解，如今已是众所皆知的事情了。我对弗洛伊德的批评已获得了许多人的赞同，虐待儿童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也越来越受到大部分专业人士至少在理论方面的重视。我没有被完全猎杀，我的声音也没有消失。那次的经验使我相信，现在《身体不说谎》这本书也会有被人理解的一天。即使一开始的时候，它或许会令一些人感到震惊，因为大多数人期盼自己父母的爱，并且不愿这种期盼被剥夺。不过一旦他们希望去了解自己，那么就能理解这本书了。首先，只要他们察觉，自己并非单独面对自己的所知，而且早已不再有童年的危险时，震惊的反应便会减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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