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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让心理治疗师感到棘手的是治疗儿童多动症。如果这些孩子的情况被视为与遗传有关，或是应该加以矫正的坏习惯，这些孩子要怎么融入家庭呢？是否所有真正的病因都将成为秘密？但如果我们准备好去看清这些情绪的现实的基础，会发现而这种疾病恰恰反映了他们缺乏照料、遭受虐待，尤其是缺乏情绪滋养，我们眼中就不会再看到无意义地到处吵闹的孩子，而是承受着痛苦的孩子，是不能知道受苦之因的孩子。如果我们能接受这些，就能帮助他们。也许我们（和他们）便不会那么害怕情绪、痛楚、恐惧与愤怒，而是理解我们的父母究竟对我们做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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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心理治疗师支持的，是无论如何都不对父母追究责任的态度，导致了对疾病之因不自觉地漠视，同时也影响了治疗疾病的时机。现代的大脑科学家在几年前便已知道，出生的第一个月到三岁期间，如果与母亲之间缺乏良好且可信赖的连结，脑中将会留下有重大影响的痕迹，并会导致严重的失调。或许是该让这种知识在心理治疗师的训练中传播开来的时候了，如此一来，他们接受的传统教育所造成的伤害性影响，也许会稍微减弱。因为禁止我们过问父母行为的，常常就是我们自身的教养，也就是相信黑色教育的合法性所造成的。传统道德、宗教规条，以及某些精神分析理论，都显示了对于父母责任的回避。他们害怕这么做会加重父母的罪恶感，也害怕如此一来这些父母可能会再次伤害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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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信一旦建立起治疗的关系，说出真相是可以唤醒个案的。当然，儿童心理治疗师无法去改变“问题”儿童的父母，但如果将必要的知识传达给父母，那么基本上就能对改善父母与孩子的关系起到协助作用。如果告知父母真正沟通的情绪滋养意义，并且帮助他们使用这方面的知识，就会为父母打开一扇通往全新体验的大门。父母拒绝与孩子沟通，常常并非出于恶意，而是因为他们自己在小时候也没有经历过这种形式的情感关怀照顾，他们完全不知道这种东西存在。父母可以与孩子一同学习如何有意义地沟通，但前提是这些孩子要获得心理治疗师全然的支持，而这位心理治疗师自己也必须摆脱了黑色教育，也就是完全站在孩子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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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的治疗师提供知情见证者的支持，鼓励多动（或承受着其他苦痛）的孩子去感觉他的不安，而非发泄他的不安，并且对父母表达他的感觉，而不是害怕感觉并与感觉分离。如此一来，父母会从孩子身上学到，人可以拥有感觉，而无须害怕感觉将导致恶果，感觉反而可以让人得到依靠并且创造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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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有位母亲很感谢她的孩子拯救她摆脱了她对父母的毁灭性依附。这位母亲小时候曾遭到父母严重的虐待，她接受了许多年的心理治疗，但她依然努力强迫自己去看父母好的一面。她因女儿的多动症以及具有攻击性的情绪爆发行为而深感痛苦，她的女儿自出生以来就不断地接受医生治疗。这种状态几年下来都没有改善。她带着孩子去看医生，给孩子吃不同的药，定期造访自己的心理治疗师，但却一再地为自己的父母辩护。她从未认为自己是因为父母而受苦，而只意识到孩子让她痛苦。直到有一天，她终于通过一位新的心理治疗师的治疗看清了她30年来对父母积压在心中的不满，她虽因此勃然大怒，但是此时奇迹发生了（虽然这根本不是奇迹）：在短短几天之内，她的女儿开始用正常的方式玩耍，多动的症状都消失了，会提出疑问并且明确地回答。这位母亲犹如从厚重的迷雾里走出来，第一次看清她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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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样一个不被利用的孩子，便可以安静地玩耍，不需要像发疯似得跑来跑去。她不用再去完成拯救妈妈的不可能任务，或是用她自己的“失调”来让妈妈面对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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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沟通是以事实为根据的，这些事实让人能传达自己的感觉与想法。相反的，混乱的沟通所根据的是被扭曲的事实，以及为自己不想要的情绪而指责别人，这些情绪针对的其实是童年时的父母。黑色教育只懂得这种操控式的相处之道。直到不久之前，这种方式仍旧无所不在，但现在有例外了，以下的例子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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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岁的玛丽在被老师体罚后，拒绝上学。玛丽的妈妈芙劳拉没有办法了，毕竟她无法强迫孩子去学校。她自己从来没打过孩子。她去找老师，与老师对质，并请她向孩子道歉。老师非常生气地说：“如果老师必须要向孩子道歉，我们以后要怎样教育孩子呢？”她认为小玛丽被打是罪有应得，因为当她对玛丽说话时，玛丽完全没注意听。芙劳拉冷静地说：“一个不注意听你说话的孩子，或许早就对你的声音或表情感到恐惧了。体罚只会让她更害怕。相对于体罚，我们应该要和孩子对话，获得孩子的信赖，这样才能消除她的紧张和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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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老师的泪水盈满眼眶。她瘫倒在椅子上，低声说道：“我小时候除了被体罚以外什么也不知道，没有人会跟我对话。我永远只会听到我母亲对我吼：‘你从来都不听我的话——我究竟该拿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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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劳拉突然感到很同情。她本来是想来告诉老师，很久以前学校就已经禁止体罚了，她要向警方举发。但现在，坐在芙劳拉面前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她可以与之商量的人。最后这两位女士一同思考该怎么做才能重新赢得小玛丽的信赖。老师表示要向孩子道歉，她后来也这么做了。她让玛丽不必再害怕，因为体罚是被禁止的，是老师做错了。她告诉玛丽有权在这种情况下抱怨，因为老师的确犯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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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又再度开始喜欢上学了，她现在甚至展现出了对老师的同情心。因为这位老师有勇气去承认自己的过错，所以玛丽将会清楚地发现其实成人的情绪与他们的经历有关，并非自己的行为。如果孩子的行为引发了成人的强烈情绪，孩子无须为此感到抱歉，就算是成人试着将责任加诸在他们身上时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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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玛丽有着相似经历的孩子将会明白，他们不需要为其他人的情绪负不必要的责任，他们只需要为自己的情绪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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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不说谎 一·安妮塔·芬克的虚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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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收到的众多信件与日记中，有着大量被残酷虐待的童年的证明。其中也有部分是（虽然比较少）能使撰写人解开童年创伤后果的心理治疗案例。有时候人们会请我出版这些故事，其实我有些犹豫，因为我不清楚个案是否在几年后仍旧乐意在一本别人写的书里看到自己或者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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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决定写一篇虚构文章，但内容是有事实根据的。我猜测很多人心中都带着类似的苦痛，可是没有机会完成成功的心理治疗。我的这篇文章的主角名为安妮塔·芬克，文章内容就是她在心理治疗过程中的日记，是帮助她摆脱一种严重至极的失调问题，也就是厌食症的过程的真实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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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最传统、最严格的医界专业人士，也同意厌食症是一种身心失调疾病。当一个人（通常是年轻人）的体重减轻到会引发生命危险时，我们认为病人的心灵也是会“受影响的”。这种观点普遍来说已不再具有争议性了，就连在医学领域也一样。但这些人的心灵状态多半仍浑沌不明。以我的观点来看，这是为了不伤及第四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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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在《夏娃的觉醒》中对传统厌食症治疗的方法提出一些质疑。这些诊疗的目标只是为了增加病人的体重，使体重数字恢复正常，而不看清造成失调的原因。我不想在本书中继续辩论下去，我想借由一个故事来告诉读者会导致厌食症加剧的心理因素，以及解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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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笔下的“饥饿艺术家”在他生命走到尽头时说过，他饥饿是因为他找不到合胃口的食物。安妮塔可能也会说出同样的话，但她要在变健康后才会这么说，因为那时她才会知道哪些食物是她需要的、哪些是她找寻的、哪些是她自童年以来就错失的是真正的沟通，没有谎言、没有错误的担忧、没有罪恶感、没有责备、没有警告、没有制造出来的恐惧亦没有投射。这种理想中的沟通，就像是母亲与在她期待下出生的孩子，在人生的第一个阶段于最完善的状况之中的沟通。如果这种沟通从未发生过，如果孩子被谎言喂养长大，如果言语和手势只是为了用来掩饰对孩子的拒绝、仇恨、厌恶和反感，孩子将会抗拒靠这种“食物”来成长。他会排拒这种“食物”，日后便会变得食欲缺缺，不知道自己需要的是哪种食物。因为他从没有经验过，所以他根本不知道有这种食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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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人虽然可以模糊地知道有这种食物的存在，可能还是会陷入暴食，因为他一直在追寻他所需要但又不知是什么的食物，因此不加选择地吃下所有可以吃的东西。他将会肥胖、食欲过盛。他不想放弃，他想吃，无止境地吃，毫无节制。但由于他像厌食症患者一样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因此他永远也吃不饱。他想要自由，可以什么都吃，没有任何束缚，但最后他却活在自己的暴食症之中。为了摆脱暴食症，他必须向某人诉说自己的感觉——他必须感觉到自己被倾听、被理解、被认真对待，让他不必再隐藏自己。直到这个时候他才会明白，这才是他找了一辈子的那种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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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没有为这种食物命名，因为就连卡夫卡也无法为它命名。他小时候也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沟通。他因为这种匮乏而承受着非常大的痛苦，他所有作品描述的都是错误的沟通，例如《城堡》《审判》《蜕变》。在这些故事里，他的问题得到的回答都是奇怪的曲解，故事中的人物觉得自己孤立无援，无法让自己的声音被其他人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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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塔·芬克长期以来也遇到了类似的状况。她生病的真正原因是那从未满足的沟通渴望，她渴望能真正地与父母及男友沟通。她的拒绝进食是这种匮乏的警示。她最终康复了，可能是因为安妮塔认为终于有人愿意真的理解她。从1997年9月开始，17岁的安妮塔在医院里写起了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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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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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他们办到了。我的体重改善了，而我则获得了些许希望。但我为什么要说“他们办到了”？这并不是他们的功劳。在这个可怕的医院里，他们从一开始就让我神经紧张，比在家里还糟糕。“你必须这样、必须那样，你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你以为自己是谁？我们正在帮你啊！你必须信任、听话，不然没有人可以帮得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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