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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小时候曾遭受虐待的孩子而言，这种制造恐惧的道德会产生何等恶劣的后果，这点并不难想象。每个在小时候被殴打过的孩子都易受恐惧影响，未曾体验过爱的孩子则多半都终其一生渴望着爱。这种包含着大量期待的渴望与恐惧结合在一起后，形成了持续第四诫的温床，它体现了成人对孩子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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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第四诫的力量能随着心理学知识的提升而减弱，这有助于人们重视与生命息息相关的身体与生理需求，其中包含了对真相的追求，以及忠于自己、自己的知觉、感觉与认知的需求。如果我在一种真正的沟通中获得了真实的表达方式，我身上所有建立在谎言与伪善之上的东西都会掉落。接着我将不再挣扎于一段我必须假装能感觉到我所没有感觉的关系，或是一段将我明显感觉到的感觉压抑下去的关系。我不认为那种排除真诚的爱，可以称为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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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几点或许能厘清我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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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曾经受虐的孩子对自己父母的“爱”并不是爱。那是一种背负着期待、幻想与否认的连结，所有相关的人都会为此付出很高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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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会由下一代的孩子为这种连结付出代价，这些孩子带着谎言成长，因为他们的父母会自动地把“为了他们好”的东西施加在他们身上。年轻的父母通常也会为自己的否认付出严重的健康代价，因为他们的“感激”与他们身体的所知是相互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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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常心理治疗的失败，可以用下列事实来解释：很多心理治疗师自己就身陷于传统道德的套索里，而且也试着把他们的个案拉进同样的套索之中，这是因为他们除了这套道德以外不知道其他东西了。例如，一旦女性个案开始去感觉且能清晰地批判自己父亲的乱伦行为，女性心理治疗师心中或许会浮现恐惧，害怕自己如果看到真相并说出来，会遭到自己父母的惩罚。以宽恕作为治疗方式的建议，要如何另做他解呢？心理治疗师常常会为了安抚自己而提出这类建议，正如同父母也会这么做。心理治疗师所传达的讯息听起来与父母在个案童年时所传达的非常类似，且通常表达得更友善，因此个案需要许多时间才能识破这种教养观点。当他们终于看清时，他们已经无法离开这位心理治疗师了，因为在这段期间内已然形成了一段新的错误的依附关系，对个案来说，现在这位心理治疗师就是母亲，就是帮助他们诞生的母亲（因为他在这里开始有所感觉）。因此，他会继续期待心理治疗师的拯救，而非倾听自己的身体，接受身体信号诉说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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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倘若个案能得到一位知情见证者的陪伴，他便可以经验并理解对父母（或近似父母的形象）的恐惧，同时渐渐解开那段毁灭性的依附。身体的正面反应不用多久就会出现，其所传达的讯息将会越来越容易理解，这些讯息将不再以费解的症状发声。个案将会发现自己的心理治疗师（常常是无意地）搞错了，因为宽恕其实阻碍了旧伤口的愈合，更遑论去治愈伤口了。这么做永远无法脱离重复的强迫性驱动力，同样的模式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这是每个人都能用自己的经验去查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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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试着在《身体不说谎》这本书中指出，某些广为流传的观点早就被科学研究揭穿了。这些观点包括：相信宽恕有治愈的效果、戒律可以制造真正的爱、我们伪装的感觉可以和对真诚的需求并容。然而，我对这些错误观念的批评，并不意味着我完全不肯定任何的道德标准，或是否定所有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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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完全相反的是，正因为我觉得某些特定价值是如此重要——例如正直、觉察、负责或忠于自我等，我很难去否认这些在我看来是不证自明的真相，而且这些真相都可以是被经验实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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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仅会在对宗教的服从态度里观察到逃避童年伤痛的行为，也会在挖苦的话语、讽刺以及其他形式的自我疏离里看到。它们常常伪装成哲学或文学，但最终身体都会起而反抗。即便暂时能被毒品、尼古丁与药物平定，身体通常会有反应，因为它会比我们的心智更快地看透自我欺骗，尤其是当我们的心智已被训练成在虚假的自我中也可以运作。我们或许会去忽视或嘲笑身体的讯息，但身体的反抗是绝对需要留意的，因为身体的语言，就是我们真实的自我以及存活力量的真正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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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不说谎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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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的反抗：一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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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有的著作几乎都引发了冲击性的反应。但对于这本书中受到应证或被否认的论述，读者们似乎有更多不一样的情绪。我觉得这种强烈程度间接地表达出读者与他们自身之间的距离远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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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德文版在2004年3月出版后，我收到许多读者的来信，他们都很高兴不需要再强迫自己去感受那些他们在现实中根本感受不到的感觉，也终于不需要去否认那些他们心中一再出现的感觉。但是其他一些反应，主要来自报章杂志，我常常会发现其中主要的误解是因为“虐待”一词，我自己或许也造成了这些误解，因为我在使用“虐待”一词时采取了比一般更广泛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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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习惯将“虐待”一词与下列图像结合在一起想象：一个满身是伤的小孩，他身上的伤痕清楚地指出了他所受到的伤害。但我在这本书所用的“虐待”概念，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指对孩子在心灵和身体的整体性的伤害。这种伤害在一开始时是看不见的，伤害的后果往往要到几十年后才会被人注意到，但即便到了那个时候，这种伤害与童年所受的苦痛之间的关系却只有少数会被看见且受到重视。无论是受害者本身还是一般社会大众（医生、律师、老师，以及很多心理治疗师也是如此），他们都不想知道日后的“失调”或“偏差行为”是否与童年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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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称这种看不见的伤害为“虐待”时，我常常会遇到异议以及极大的怒气。我非常能理解这种态度，因为我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抱持着相同的看法。以前如果有人对我说，我曾是个遭到虐待的孩子，我可能会很激烈地否认自己有过这种“情况”。但是，多亏了我的梦境、绘画还有身体的讯息，我才能确定自己小时候必定承受过好几年的心灵伤害，但身为成人的我却一直不想承认。我就像许多其他人一样，心里想着：“我？我从来没挨过打。那几个耳光根本不算什么，我妈妈对我则是费尽了心力。”（读者可以从这本书里，看到其他人的类似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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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不能忘记，那些过去看不见的伤害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正是来自于低估了童年的苦痛、否认了这些苦痛的意义。每个成年人都能轻易地想象，如果有个巨人突然对他大发雷霆，他会多害怕而且觉得丢脸。但我们却认为小孩子不会有这样的反应，虽然我们有很多证据可以着证明敏感和早熟的孩子会如何对周遭环境做出反应。父母以为掴掌、打屁股绝不会痛，但是这些处罚会将特定的价值观传达给孩子，而孩子则会接受这种评价。有些孩子甚至学会嘲弄体罚这件事，并且嘲笑自己由于被侮辱、被贬抑所导致的痛楚。他们成年后会紧抓着这种嘲讽，对自己的挖苦感到骄傲，有些人甚至还将之写成文学作品，例如我们可以在詹姆斯·乔伊斯、弗兰克·迈考特以及其他人身上看到这种状况。当他们由于被压抑的真实感觉而承受无可避免的焦虑与忧郁症状时，他们很轻易就能找到开药的医生，这些药物会给他们一阵子帮助。如此一来，他们就能用自嘲这种看似靠得住的武器来对抗所有由过去浮现而出的感觉。他们这样做，可以让自己符合社会的要求，遵守“父母就是最崇高”的戒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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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心理治疗师努力要将个案的注意力从他们的童年上转移开来。这些治疗师如何以及为何这么做，我在这本书里说明得非常清楚了，虽然我不知道这类情况所占的比例有多少，毕竟没有相关的统计数字。读者可以根据我的描述，看清楚自己在心理治疗这条路上究竟是得到自我陪伴的能力，还是加重了自我疏离。遗憾的是，后者经常发生。有位在精神分析圈里相当受人重视的作家，甚至在他的一本书里声称：“真实的自我”根本不可能存在，讨论真实的自我是种误导。被用这种治疗方法对待的成年人，如何能找到自己幼年的现实呢？他们如何能觉察到自己小时候经验的无力感？他们将如何再次经验到绝望感？这些在日积月累中一再受到伤害的孩子不能去感觉自己真实的情况，是因为没有人帮助他们去看见它。这些孩子必须试着自己拯救自己，他们躲在困惑之中，偶尔也会自嘲。成年人在日后的心理治疗中不能解除这种困惑，而这些心理治疗又未封锁通往感觉的入口，他们就会持续地对自己的命运冷嘲热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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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他们成功地借由现在的感觉，想起了他们还是小孩时最单纯的、合理的、强烈的情绪，并将这些情绪视为对父母或替代父母之人的（有意或无意的）残忍行径的综合反应，他们便不会再嘲笑了。嘲讽、挖苦与自嘲就会消失——他的病症最终也会不见，这些症状都是为了这些浮夸嘲讽而付出的代价。接下来便是真实的自我了，这意味着一个人可以靠近自己真正的感觉与需求。当我回顾自己的人生时，会惊讶于真实的自我是如何透过了忠贞、耐力与坚毅，去对抗所有内、外的反抗而获得了成功。这个真实的自我在没有心理治疗师的帮助之下也继续存在着，因为我成为了自己的知情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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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挖苦与自嘲当然不足以处理残酷童年所造成的后果。但这却是一个必要的、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人们可能会以自嘲的态度去接受一系列心理治疗，但可能会毫无进展，因为我们依然切断自己真实的感觉，对我们的内在小孩毫无同理心。人们付钱去做一系列的心理治疗，只为了逃避我们所应该面对的现实。而且，我们几乎无法看见在这种基础之上所做的心理治疗会带来任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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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以前，弗洛伊德屈服于指责孩子、饶恕父母的一般道德观念。而他的追随者也如此行事。在我最近的三本著作里，指出精神分析虽然偶尔会公开较多有关儿童虐待与儿童性侵害的事实，并试着用他们的理论思绪来统整这些事实，但可惜的是这些尝试常常会因为第四诫而失败。如我之前所描述的，父母的角色如何影响孩子病症的产生，这件事继续被掩饰、遮盖。所谓的眼界拓展是否真的改变了大多数心理治疗师的内在态度，这点我不予置评。但在我看来，那些作品对于传统道德的反思仍旧是欠缺的，无论在理论或是实务上，父母的行为依旧受到了辩护。伊利·扎列茨基(49)在《灵魂的秘密》一书中所记述的精神分析学派迄今的详尽历史（完全没讨论第四诫），印证了我的说法。因此我在本书中只稍微提到了精神分析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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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不熟悉我其他著作的读者而言，或许需要费些力去辨清我所写的内容与精神分析理论之间究竟有哪些显著的差异。毕竟大家都知道精神分析师也关心童年，而且如今也逐渐接受了早期创伤会影响往后人生的这种想法。但他们常常避开那些父母所施加的伤害，被指认出的创伤大部分是父母过世、重病、离婚、自然灾害、战争等。拥有这些创伤的病患认为自己现在不再和这些创伤事件有关，而精神分析师可以毫不费力地去体会病患童年的处境，并以知情见证者的身份帮助他们克服童年伤痛，至少对精神分析师来说，这类创伤并不会使他忆起自己童年的伤痛。但这类创伤与大多数人经历过的伤害不同，因为那关乎对自己父母的仇恨的感觉，其中也包含成年后对自己孩子的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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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马汀·多纳斯(50)那本值得称许的著作《有能力的婴儿》相当清楚地说明，截至目前为止精神分析学者的观念有多难与最新的婴儿研究相呼应，虽然作者非常努力地想让读者相信并非如此，但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思想封锁的强烈的效果。思想封锁与第四诫都使焦点从童年的现实上转移了。弗洛伊德本人与他的后继者，尤其是梅兰妮·克莱恩(51)、奥图·肯博格(52)，以及重视自我心理学研究的海因兹·哈特曼(53)，他们自己经历过的教育都浸润了黑色教育的精神。我在《被排除的知识》一书中有一段关于迄今仍深受敬重的精神分析学者格洛弗(54)的记述，内容是他对小孩的看法。其实这些内容都和孩子的现实毫无关系，更遑论一个受到伤害且痛苦的孩子的现实了。只要体罚与其他心灵伤害普遍被当成“正当”教养的合法部分，那么毋庸致疑地，绝大多数孩子的心灵都会被笼罩在这种黑色教育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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