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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精神分析师，例如桑多尔·费伦齐(55)、约翰·鲍尔比(56)、海因兹·科胡特(57)等对于这个现实抱持着开放的态度。结果他们一直停留在精神分析的边缘，因为他们的研究明显与驱力理论相左。即便如此，就我所知，他们没有一个人脱离了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像如今很多人一样，希望精神分析不是教条式的系统，而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可以整合最新的研究结果。这种开放性的必要前提，是需要有讨论真正的儿童伤害以及虐待的自由度，且一定要认清人们低估了父母给孩子造成的苦痛。这些只可能发生在实际的工作之后。当分析师不再害怕情绪的揭露能力时，这样的发展完全不需要与原始疗法相符合。但心理分析师必须了解这种情绪的揭露能力，一旦这些发生了，幸存者便能面对自己童年所受的伤，并借着知情见证者与身体讯息的协助，去开辟通往自己源头与真实自我的道路。不过就我目前所知，这在精神分析的圈子仍不曾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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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夏娃的觉醒》一书中，用了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明我对精神分析的批判。我能指出甚至连极具创造性的唐诺·温尼考特(58)，也无法真的在精神分析时帮上他的同僚哈利·冈特瑞普(59)的忙，因为他不可能去接受或否认冈特瑞普的母亲对年幼的冈特瑞普的恨意。这个例子清楚显示精神分析的局限，它太过于保护父母了，这种局限促使我离开了国际精神分析协会，转而寻找自己的道路。这么做让我成了遭到排拒的“异教徒”。遭到排拒与误解虽然让我不舒服，但另一方面这种处境也为我带来了很大的好处，有时候“异教徒”的身份对我的研究相当有利，它给我提供了我所需要的自由，尤其是我重视的思想与写作上的自由，它让我能继续追寻我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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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亏了这种自由度，我可以不再去维护那些破坏自己孩子未来的父母。同时这也意味着我触犯了一个大禁忌，因为不只在精神分析圈内，连同在我们的社会之中，父母与家庭都绝对不能被指为暴力与苦痛的根源。对于这种认知的惧怕，可以明显地在大部分以暴力为主题的电视节目中观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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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儿童虐待现象的统计调查，以及许多在心理治疗时诉说自己童年经历的个案，促使了新型心理治疗形式的创立。它们不同于普通的精神分析，而将焦点集中在创伤的治疗上，并且在许多医院中已经付诸实践了。但就算是这些心理治疗（尽管完全出于善意，并以同理心陪伴病患），一个人真正的感觉以及其父母真实的本性也可能遭到掩饰，特别是借助于想象与认知的练习或心灵慰藉。这种所谓的心理治疗的介入，是将焦点从个案的真实感觉和他们在童年经验的现实转移开。然而个案恰恰需要这两者帮助他通往感觉的入口，并借之进入他的真实经历，以便找到自我真相并能解除忧郁症。否则某些病症虽然可能消失，但只要过去的那个孩子的现实遭到了忽视，那些病症又会以生理病痛的形式浮现出来。这种现实也可能在身体疗法中遭到忽视，尤其是当心理治疗师也恐惧着自己的父母，还强迫地将父母理想化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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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已有许多母亲（在论坛上也有些父亲）会诚实地自述，她们自己童年所受到的伤害妨碍了她们去爱自己的小孩。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学习并停止继续将母爱理想化。接着，我们便不需要再透过分析将婴儿视为一个尖叫的怪物。而且我们会开始去理解婴儿的内心世界，领会孩子的孤独和无力感。这些孩子在拒绝与之温柔沟通的父母身旁长大，因为父母们也从没有经验过这种沟通。如此一来，我们便可在尖叫的婴儿身上找到一种符合逻辑的、合理的反应，这种反应针对的是父母那些多半无意识但真实的残忍行为，但社会大众并不认为父母的这些行为是残忍的。个人对自己受损的人生感到绝望，是一种同样自然的反应，有一些创伤治疗会透过“正面思考”来缓和这种绝望。然而正是这种强烈的“负面”情绪使人能够认知到孩子过去曾被父母忽视。为了最终能够克服这些创伤的痛苦效应，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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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残忍行径不全是发生在身体上（即便现今的世界人口当中大约有九成的人小时候都挨过打）。它包含了缺乏亲切的照顾与沟通、遗忘孩子的需求与心灵痛楚、无意义的变态处罚、性侵、压榨孩子无条件的爱、情感勒索、破坏自我感觉，以及不计其数的权力剥削形式。这份清单是列不完的，其中最严重的是：孩子必须学习将所有这些行为当成非常正常的，因为他们不认识其他的行为。无论父母曾对孩子做了什么，孩子都会一直慷慨地爱着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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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行为研究学家康拉德·罗伦兹(60)曾非常感同身受地描写了他的一只鹅对他的靴子死心踏地的依赖。因为这双靴子是小鹅出生时第一眼看到的东西，这种依附遵循的是本能。但如果我们人类终其一生都遵循着这种在生命之初的自然本能（一开始很有用），那么我们将永远是那个听话的小孩子，无法享受成年人的优势。这些优势包含自觉、思想自由、进入自己的感觉以及比较的能力。众所周知，妨碍这些发展以及让人们停留在依赖父母形象的状态下，是教会与政府所感兴趣的。却很少有人知道身体会因此付出高昂的代价。那么，如果我们看穿父母的恶行，将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如果父母形象的权力行使不再有效，那么这些父母形象又将何去何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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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父母”这个角色至今依旧享有绝对的豁免权。如果有一天发生了改变（就像这本书假设的那样），那么我们便能去感觉父母的虐待对我们做了什么。如此一来我们就会更了解自己身体的信号，并且能够和谐地与身体生活在一起，但不是以被爱着的孩子的身份，不是那个我们从来不曾当过、未来也不可能变成的孩子，而是一个坦率、有自觉、以及或许是有爱的成年人，他因为了解了自己的故事而不需再害怕这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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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读到的那些反对的意见之中，有两点引起了我的注意，一个是严重忧郁症案例中与施加伤害的父母之间的距离，另一个则是与我个人故事有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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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必须指出，我在书中一再提到的是内化的父母，很少提到实际的父母，而且从未提到“邪恶的”父母。我不是在给童话《糖果屋》里汉斯与葛蕾特兄妹建议，他们当然要逃离邪恶的父母。但现实中的孩子是无法那么做的。我的主张是要正视真实的感觉，这些感觉自孩提时代就被压抑了，一直在心灵的地窖里苦熬。我能理解一些评论家可能不熟悉这类内在工作，认为我在煽动读者去对抗他们的“邪恶父母”。但我希望有一点精神觉察的读者不要忽视我强调的“内化”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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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童年故事的分享可以遇到细腻而不草率的阅读态度，我会非常高兴。自从我开始研究儿童虐待的议题，我便遭到了批评，他们指责我眼中之所以只能看到儿童虐待，是因为我自己曾遭到虐待。我起先很诧异，因为当时的我对自己从前的故事所知仍甚少。如今我突然明白，正是我那受到阻碍而产生的苦痛敦促我去研究这个课题。但当我开始深入这个领域，我不只发现了自己的真相，也看到了许多人的宿命。事实上，他们都是我的导师，他们的故事使我开始拆除自己的防御，开始回顾我自己的人生，并从对儿童苦痛顽固又普遍的否认当中获得了结论，帮助我了解自己。因此，我非常感谢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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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不说谎 1． Antonio R．Damasio（1944－），葡萄牙裔美国人，神经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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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孝敬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这条戒律在罗马天主教和路德教派里是第四诫；在东正教的信仰体系以及多数新教教派，则是如同犹太教传统，列为第五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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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德国哲学家，提出“上帝已死”之说，重要作品如《善恶的彼岸》、《道德谱系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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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mre Kertész（1929－），200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得奖作品即《非关命运》（Sorstalansá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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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协助见证者”指的是帮助受虐儿童之人，他们会对被殴打或无人照料的孩子表达同情或关爱，不会以教育为由去操纵孩子，让他们感受到自己并不坏、自己是值得获得善意对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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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见证者”指的是知晓受虐或缺乏照顾之儿童后果的人，因此他会帮助这些受创者表达同情，协助他们更加了解那些个人经历所造成的恐惧与无助感，让如今已成人的他们，能够更自在地做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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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教育”与“协助见证者”、“知情见证者”皆为米勒所提出的概念，读者可在《夏娃的觉醒：拥抱童年，找回真实自我》前言中看见较详细的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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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Saddam Hussein（1937－2006），前伊拉克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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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黑色教育”系指以摧毁儿童意志为目的，透过公开或非公开的方式动用权力、操纵、威逼等手段，致使其顺从服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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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Oliver James（1953－），英国心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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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Dostojewski（1821－1881），俄国作家。重要作品有《罪与罚》、《白痴》以及《卡拉马助夫兄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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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Arthur Rimbaud（1854－1891），法国天才诗人，代表作有《地狱一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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