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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假设，在表达情感方面，身体会给我们带来真实的、不可逾越的界限，例如，战士在战斗中（或者像毛利人战士那样是在战斗前）感受到的对敌人的恐惧永远不可能与缓慢的脉搏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什么呢？由于人文科学对文化多样性的兴趣，普遍性通常是无趣的，其中有些普遍性“真实得过于琐碎”。(115) 此外，与堆积如山的文化差异方面的材料相比，普遍性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历史研究的一个特点是强调情感观念和文化模式的多样性。就目前而言，对于情感是否有历史这个问题，我们只能给出这样的答案。这是一个核心问题，本书提供了别人给出的答案的概要，同时也试图给出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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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们在书写情感史时可能会用到什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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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之下，情感的历史似乎只能利用人们谈论自己情感的材料来书写。由于最迟从浪漫主义时期开始，情感就属于内心和私密的领域，这些材料最初并不打算公之于众。它们与自我有着明显的联系，通常以日记、自传和回忆录的形式出现，还可以延伸到私人通信，例如信件（情书）、电子邮件、短信或安全服务监听的电话交谈。这种方法受到两个方面的限制：首先，大部分人并不从事写作；其次，在很多个世纪和文化中，这种材料并不存在。幸运的是，我们没有受到这种方法的限制，因为今天的情感史几乎使用了所有可供历史研究的材料。即使存在限制，这些限制与在其他历史分支学科中遇到的限制并没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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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从考古学开始说起，因为考古学能够依赖的书面材料很少。尽管如此，近年来考古学家们一直在试图重构史前和远古时代历史行为者的情感，或者更准确地说，应该如何描述历史行为者可能拥有的情感框架。【34】例如，尝试重建一个墓地的空间结构，然后推测这个墓地的空间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出席葬礼者的情感。(116) 当然，这个过程建立在许多预设之上：首先要假定凯尔特人、罗马人或蒙古人确实是有情感的。其次，墓地的空间结构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对他们产生了影响。但考古学对这样的难题并不陌生，所以对于这些来自情感史的新问题基本上没有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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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书写外交史的材料也是如此，它不再把自己定义为某个特定民族国家的对外事务史。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史被认为或多或少地扼杀了外交史。但外交史幸存了下来，并在过去几十年里以“外交文化史”和“国际史”的形式获得重生，前者将注意力转移到外交的象征性和仪式层面，后者研究不同国家的人和制度的历史交织。(117) 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高级别的国际政治中，在君主之间、将军与秘书长之间、总统与政党领导人之间的会晤中，情感发挥着多么重要的作用。例如，维多利亚女王在1841年生下继承人后，她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Prince Albert）让腓特烈·威廉四世（Friedrich Wihelm Ⅳ）做继承人的教父。腓特烈·威廉四世同意了，但是这引起了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的亲属的抗议，因为无论是论年龄，还是论关系，他们都应该排在这位普鲁士国王之前，却竟然被忽视了。阿尔伯特的德国父亲恩斯特·冯·科伯格公爵（Duke Ernst von Coburg）给儿子写了一封信，说他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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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普鲁士国王被授予这个荣誉，恕我直言，我觉得这很不合适……普鲁士是 我们家族的头号敌人 ，吞掉了我们一半的世袭财产，而且还不断地威胁要夺走剩下的。而且，面对我们当前的请求，现任国王表现得 很不情愿、极其傲慢和不公 ……因此，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你能收回成命，而这一定会给德国人留下很不愉快的印象，尤其是在整个萨克森。我十分痛心地注意到， 【35】你对你曾经属于、 现在仍然属于 的这个家族 的 荣誉 和 利益 是多么地漠不关心。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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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其傲慢和不公”“痛心”和“荣誉”，这是欧洲贵族书信中充满情感色彩的语言，他们的王朝关系在许多方面决定了19世纪中期的政治。从情感史的角度来看，国家元首之间的信件、国家元首写给亲属的书信、外交邮包、正式协议、新闻公告，在这些不同类型的官方文件中，情感词汇的使用都很值得研究。在这里，我们不仅要考虑对“痛心”或“荣誉”的修辞运用，还要考虑它们在特定场合下的具体结构。外交材料通常以法语或英语这样的通用语写成，但经常会转换成其他语言，因此可以对不同情感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分歧、歧义和误解进行微观考察。(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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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礼仪通常涉及荣誉、尊重和保全面子。1898年，法国总统费利克斯·福尔（Felix Fauré）拜访维多利亚女王，当时女王住在尼斯附近，她已经快80岁了，身体也不是很好。对双方来说，礼仪上的问候都不太顺利，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君主制和共和制）在情感编码方式上的巨大差异。维多利亚女王没有按照外交礼仪的要求在宫殿台阶上迎接，而是派她的儿子威尔士亲王前往迎接。她在日记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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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三点半，在里维埃拉宫住了几天的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福尔先生来看我。伯蒂（Bertie，即威尔士亲王——译者注）在楼下迎接了他，并带他上楼。三位公主和几位侍女在楼梯口，我站在客厅门口，请他坐下。他彬彬有礼、和蔼可亲、举止迷人，可见他是“大贵族”，而不是“暴发户”。他闭口不谈政治，但非常友好地说我“深受法国民众的爱戴”，希望我在此住得舒服。(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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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死后，维多利亚女王的日记被转录和清理，原件则被销毁。另一种说法是，事实上，维多利亚女王认为这位法国总统是一个十足的暴发户，【36】她表达这一观点的方式是没有亲自站在台阶上迎接，而福尔也确实对此心领神会。女王的私人助理去世后，她的回忆录在1952年出版，其中这样描述了总统的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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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环顾四周，想看看都有谁在那里迎接他，但既没有看到女王，也没有看到威尔士亲王，于是他连帽子也没有摘下来，似乎在暗示访问还没有正式开始。他戴着帽子和三位公主握了握手，当然也和那些男仆握了握手。这样的举动超出了王室礼仪的规定，让我们大家都感到惊讶。后来我听说，在巴黎方面听说了这件事之后，每个人都说这是离谱的、非常不礼貌的行为。总统随后被带领上楼，威尔士亲王匆忙下楼迎接，好像是迟到了。直到此时，总统才摘下他的帽子。(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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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公共领域和媒体的影响力扩大，甚至在地位悬殊的行动者之间的交流中也是如此。(122) 例如，在1957年，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可能因为公开表达强烈的情感而失去了他的职位，更确切地说，那是一次关起门来的情感表达，但随后却被公之于众。他的继任者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似乎表现出了更多的自我控制，因此与艾登相比，麦克米伦更能代表当时男性的“克制文化”。(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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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交会议中，参与者之间“真正”发生了什么？在个人接触过程中，感官认知可能会产生什么影响？历史学家发现所有这些都很难重构。但这不应妨碍他们在分析会晤的政治后果时，至少把人际交流考虑进来，试图理清其原因。外交情感史远没有涵盖所有为历史情感研究提供了材料的未开发的潜在领域。对于情感史来说，从来就不缺乏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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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对于那些试图描绘“情感人”（Homo sentiens ）历史图谱的人来说，我们能从所有这些信息中得出什么结论呢？(124) 有一点已经很清楚了，在这里我们可以从综合转向干预，并提前透露第四章的内容，即仅仅根据历史行为者定义情感的方式来定义情感是不够的。历史研究本质上是历时性的。这里可以提前给出本书的另一个结论，即情感史研究所涵盖的时间范围往往比历史的其他分支要长得多。要确定其研究对象，历史研究就需要一个跨时间的范畴，而这一范畴预先假定有许多共同之处。一边是拿破仑写给约瑟芬的法语情书中所表达的情感，一边是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写给女儿们的信中被认为是“情绪化”的内容，如果认为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共同之处，那么必然会重新陷入纯粹偶然性的结局。(125) 只有当存在一个元范畴时，历史的书写才有可能，即使这个元范畴有时会与源语言中使用的概念发生冲突。这代表着我与任何激进的社会建构主义脱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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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研究情感的历史学家需要对情感下一个初步定义。在这里下这样一个定义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整本书的目的是作为一个指南，帮助人们寻找这样一个定义。我们不需要一个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定义，【39】一个为了更加精确而仅仅与某些非常有限的领域有关的定义。我们最好尽早开始着手解决哲学家和其他思想家自古以来一直关注的某些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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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需要形成这样一个概念，情感是否是一种自动反应，就像在刺激—反应框架中那样，外部刺激引起稳定的反应，或者想象是否会发挥作用。一般来说，相对于生命科学和其他学科，情感史通常赋予想象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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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需要弄清楚身体和情感之间的关系。重要的是，先要在我们的研究对象的背景下，考察关于情感和身体的局部和历史观念。只有当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对非言语性身体行为（比如“shokeling”，即正统犹太教徒祈祷时摇晃身体的方式）的描述上时，或转移到具体的语言行为（如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父子之间的书信往来，这是早期现代法国贵族的特征，他们认为写下来的情感比口头表达的情感更为重要）时，身体才能被定义。(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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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判断或评价的情感成分是值得思考的。应该赋予历史行为者多少能动性，即他们是否更多是做出反应而不是主动行动，是否根据文化、特定群体的成员身份或群体的构成来区分他们的情感对象，这些都是情感史上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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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情感与道德的关系上确定一个立场是很有意义的。如果历史行为者为他们的行为提供了道德上的理由，以这种方式表达了情感与道德之间的相互联系，这就赋予他们的情感一种独特的意义，这种意义与在认为情感与道德无关的社会中不同。如果能阐明这四点，我们就在形成情感的定义方面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基础已经奠定，下面我们就可以着手充实情感史的空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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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avid Sander, “Amygdala”, in Sander and Klaus R. Scherer (eds.),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Emotion and the Affective Scienc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28—32, here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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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见 accessed 25 February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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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Joseph E. LeDoux, The Emotional Brain: The Mysterious Underpinnings of Emotional Lif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6), ch. 6, esp. 163—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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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插图又见Joseph E. LeDoux, The Emotional Brain: The Mysterious Underpinnings of Emotional Lif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6), ch. 6, esp.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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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一篇综述文章称：“杏仁核由功能不同的核团（即13个主要的核团，每个核团都可以进一步细分）组成，它们之间有广泛的核间和核内连接。” Tim Dalgleish, Barnaby D. Dunn, and Dean Mobbs，“Affective Neuroscienc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Emotion Review , 1/4 (2009), 355—368, here 358．另一篇论文对神经细胞有一种被称为“杏仁核”的单一结构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并将其称为“大脑半球结构和功能上的异质性区域”。Larry W. Swanson and Gorica D. Petrovich，“What is the Amygdala?”, Trends in Neurosciences , 21/8 (1998), 323—31, here 330．还有人认为，来自大脑其他部分的神经细胞属于一个“扩展的杏仁核”，其中包括基底前脑的无名质。John P. Aggleton (ed.), The Amygdala: A Functional Analysis (2nd ed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8—9; M. Davis and P. J. Whalen, “The Amygdala: Vigilance and Emotion”, Molecular Psychiatry , 6/1 (2001), 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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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关于嗅觉，见Geoffrey Schoenbaum, Andrea A. Chiba, and Michela Gallagher, “Neural Encoding in Orbitofrontal Cortex and Basolateral Amygdala during Olfactory Discrimination Learning”,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 19/5 (1999), 1876—1884；关于视觉，见Ralph Adolphs, Daniel Tranel, Hanna Damasio, and Antonio R. Damasio, “Fear and the Human Amygdala”,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 15/9 (1995), 5879—5891；关于爵士音乐家对即兴音乐和有乐谱的音乐的区分，见Annerose Engel and Peter E. Keller, “The Perception of Musical Spontaneity in Improvised and Imitated Jazz Performances”, Frontiers in Auditory Cognitive Neuroscience , 2/83(2011),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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