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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库尔特·布莱齐希发表了《人类历史上的情感史》（Geschichte der Seele im Werdegang der Menschheit ），提出了一个类似的架构。他从一个假设出发，即“在人类的每一个发展时期，不同的内在力量（Seelenkräfte）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37) 20世纪30年代，布莱齐希继续发表作品，正如雅各布·坦纳（Jakob Tanner）所指出的那样，在他的作品中，“日耳曼人的清晰与狭隘的民族视角相结合，达到了令人眩晕的高度”。(38) 但是，无论是布莱齐希和施泰因豪森，还是狄尔泰和兰普雷希特，都没有出现在早期情感史的文献中。由于他们很少有时间去研究情感的易变性，所以在今天，他们没有一个能提供一部现代情感史所能利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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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他们四位与20世纪早期对情感史有所贡献的最重要的思想家之间有许多联系。(39) 【47】在19世纪80年代，艺术史家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1886—1929）曾与兰普雷希特一起研究文化史。1905年，他将“情念程式”（Pathosformel ）的概念引入艺术史研究，用来描绘绘画和雕塑中富有情感的姿态或面部表情。(40) 他指出，强烈的情感被简化为“情念程式”，可能在几个世纪后，又以手部动作或面部表情的形式重新出现在艺术作品中。情念程式可以被视为一种情感互文性。1958年，瓦尔堡的同事格特鲁德·宾（Gertrud Bing）指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从古代雕塑中借用情感化的姿态，“他们试图用经典的方式来表达对人类生存状况最深层的不安”。(41) 格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曾被何塞·奥特加·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形容为一只“从一颗坚果跳到另一颗坚果的哲学松鼠”，他发现情感是很难避免的。(42) 对西美尔来说，促进共同体的社会关系和过程总是与情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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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我们认为社会性的外部事件是什么，如果我们不能充分认识到心理动机、情感、想法和需求是理所当然的，它们不仅是这些事件的承载者，还是这些事件的基本生命力，而我们其实不过是有关当事人，那么，这些事件就会像一出木偶戏，并不比乱云飞渡和枝丫横生更可以想象或更有意义。(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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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荣誉和忠诚，以及敌意、嫉妒、愤怒、仇恨、轻蔑和残忍，这些情感不仅可以导致个人和群体的分裂，还可以将他们团结在一起，通过这种方式，情感促进了社会群体的形成，【48】西美尔对此毫不怀疑。(44) 因此，“政治历史和人类学在情感方面的联系”成为1912年德国社会学协会第二次年度会议的讨论主题，这也就不足为奇了。(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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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马克斯·韦伯（Max Webber）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德文原版，1904—1905/1920；英文版，1930）也可以被解读为对情感的讲述。韦伯将各种形式的新教教派排列在一个情感温度计上：加尔文主义者处于冰蓝色区域，他们相信自己是“神意的工具”，倾向于“禁欲主义行为”和“入世禁欲主义”，只承认无关情感的商业上的成功才是上帝恩宠的标志。韦伯将路德派置于中间位置，他们自认为是“圣灵的容器”，倾向于“神秘主义和感情主义”；“因此，路德教的信仰几乎没有考虑控制情绪化行为和朴素情感的自发性活力”。相比之下，虔信派则在天主教的炽热领域摇摆不定：“在摩拉维亚兄弟会（Herrnhut）特有的虔诚中，情感因素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突出了“宗教情感的率真乃是它纯净无瑕的标志”。(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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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1872—1945）也对儿童般的情感感兴趣。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之后，他出版了《中世纪的秋天》（Herfsttij der middeleeuwen ，1919；英文版，1996）。(47) 赫伊津哈笔下的中世纪有大量不受约束的哭泣和愤怒，“各种各样的冲动和富有激情的暗示，显示大起大落的情绪，不加修饰的热情、突发的残忍和温柔的情感”。“对1435年的阿拉斯（Arras）和会，让·热尔曼（Jean Germain）是这样描写的：和谈代表的发言令人激动，听众激动得倒在地上，或泣不成声，或放声痛哭。”(48) 情感在社会生活各领域的特点是极端和缺乏克制的。在政治领域，赫伊津哈评论道：“在15世纪，直接表达情绪的方式常常会冲破效用和精心思考的堤防。”(49) 在司法领域，赫伊津哈强调：“这种正义感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异教的性质，受复仇情绪的支配。”(50) 【49】在宗教领域，赫伊津哈认为：“缺乏宗教敬畏心的舒适感、日常生活的满足感与极度狂热的虔诚展示交替进行。”(51) 在赫伊津哈看来，对女巫的迫害代表了“和厌恶、恐惧、仇视、难以容忍的侵犯相联系的情绪，即使这样的侵犯是在信仰的领域之外”。(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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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在赫伊津哈的作品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伤心落泪”“盲目的激情”和“痛苦的过度敏感”等表达。(53) 就史学影响而言，他关于情感的作品要逊于他所探讨的时代，即中世纪晚期的14世纪和15世纪，当时正处于现代早期的门槛上。随后的人文主义、文艺复兴和新教关闭了情感控制的阀门。简而言之，伊拉斯谟（Erasmus）和路德把过度情感化的中世纪儿童塑造成了现代人。赫伊津哈对情感控制的线性发展的精彩叙述，虽然没有了当时的隐喻，却被证明是极其顽强的，在20世纪30年代末，它被赋予了最优雅、最诱人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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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费弗尔及其后的情感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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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历史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1897—1990）在瑞士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的研究》（Über den Prozeß der Zivilisation: Soziogenetische und psychogenetische Untersuchungen ）。这本书并没有引起费弗尔的注意。1969年，这本书被译为英文。(54) 埃利亚斯从德国移民到巴黎，然后又到了伦敦。他从1933年就开始写作这本书。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本书才以德语再版，在被翻译成英语之后，才变得更加广为人知。(55) 今天，它已经成为社会学经典著作，是历史学家和文学研究者的必读书。它提出了一个关于欧洲现代性的宏大理论，这一现代性始于1600年左右，是一个对情感的控制不断加强的线性过程。(56) 【50】作为现代人意味着要鄙视其他用餐者糟糕的餐桌礼仪，要为往地板上吐痰的亲戚而感到羞耻，要为在公共场所看到裸体而感到尴尬。在现代之前，一切都是不同的：前现代人几乎从来不用餐叉，“餐具仍然很有限：左边是面包，右边是酒杯和餐刀”。(57) 前现代人会在餐桌上用手指擤鼻涕，会从公用盘子里直接动手拿东西吃，或者把啃过的骨头扔到地板上，这些都没有问题。只有那些用桌布擤鼻涕，把食物弄到鼻子和耳朵上或眼睛里，或把公用盘子里的东西吃光的人，才会遭到鄙视。(58) 前现代时期的人没有超我的观念。在现代性开始之前，并没有“现在这种无形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之墙，相互排斥和分离”，相反，情感更加自由，其表达“比后来更自由、更直接、更开放”。(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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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利亚斯的核心隐喻是“情感经济”（affect-economy）。(60) 他认为情感必须永远保持一种平衡状态，从一个地方消失的情感必然会在另一个地方表现出来。根据埃利亚斯的观点，在向现代性过渡的过程中，中世纪男女可以自由表达的情感被禁忌所束缚。这些禁忌被内化了，外部的强迫变成了自我的强迫。这会导致灵魂的扭曲，在最好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运动来发泄野蛮的、不受控制的情绪；在最坏的情况下，会导致“强迫行为和其他症状”。(61) 尽管今天的历史学家对精神分析嗤之以鼻，但弗洛伊德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62) 埃利亚斯的持久功绩在于，他为情感史这个新兴领域提供了概念武器。他创造了一套新的术语来描述情感现实，使用的术语都涉及本质主义的概念，【51】如“情感结构”“情感形成”和“情感生活”。(63) 他还发明了一些复合术语，这些术语捕捉到了情感的真实构建，如“社会结构和情感结构”“情感的社会调节和管理”和“情感模型”。(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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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埃利亚斯的写作时期，他处理情感概念的方式是非常开放的。例如，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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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便对情感可塑性的界限提出了问题。毫无疑问，情感有其本身固有的特定规律性，可以把这种规律性称为“天生的”。历史的进程是按照这一规律性而形成的，同时这一规律性又规定了历史进程的活动范围和界限。(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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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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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耻与难堪感觉的形成以及难堪界限的前移，既是自然的，又是历史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感觉形式是在某种形式的社会条件下人的自然本性的表现，同时它们又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作用……对于人的心理功能来说，自然的与社会的进程是不可分割的，是共同起作用的。(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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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思想既包括本质主义的因素，也包括社会建构主义的因素。它们预示了20世纪90年代威廉·M.雷迪（William M. Reddy）所探讨的综合性的情感概念。雷迪认为情感是由文化和历史因素形成的，但是他从未否认情感具有普遍的物质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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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利亚斯和费弗尔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人都认为情感会受到历史变迁的影响；都提倡在历史研究中使用心理学；都有情感的主体间概念；都认为情感史必须借助绘画对情感的描绘；都对情感控制的脆弱性非常敏感，都意识到在欧洲，情感会以很快的速度冲破理性的束缚。(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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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作为一种固定本性和变化的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结果，埃利亚斯进步的、主体间的情感概念并没有赢得支持者。当这本书第一次出版时，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他的同时代人和后继者对情感的理解是非历史的、普遍主义的。20世纪70年代末，让·德吕莫（Jean Delumeau）在其关于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欧洲的恐惧的多卷本著作中记录了那个时代的普遍焦虑，【52】但是他把这些看作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因为他最终没有把情感看作是一个文化历史变量。(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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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背景的英国历史学家西奥多·泽尔丁（Theodore Zeldin）研究的是法国史，他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他的四卷本法国史从1848年讲到1945年，以“野心、爱、愤怒、骄傲、品味和焦虑”这六种激情为主题。(69)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泽尔丁是怎样理解野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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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野心的研究涉及希望与嫉妒、欲望与挫折、自信、贪婪与模仿，将导致社会诸多弊病的阶级冲突置于显微镜之下。(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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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即将被改写的是经济史和劳工运动史。尽管泽尔丁坚持认为他会同等重视对私人生活（家庭生活等）和公共生活（政治生活）的考察，但在实践中，前者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书中最多的篇幅探讨的是个人在个人主义时代追寻意义的情感后果，因为在个人主义时代，宗教、家庭和村庄曾经提供的基础不再把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更准确地说，泽尔丁创造了一种医学语言来描述个人主义的疾病、一般意义上的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具体意义上的恐惧和歇斯底里。(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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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尔丁和埃利亚斯一样，走在了其时代的前面。(72) 他转向情感可以被解读为对当时社会历史的一种反应。在20世纪70年代，社会史研究主要是对规律性、严格因果关系、量化和大型结构的探索。泽尔丁的方法论信条是人类的“行为是混乱和模糊的”。那是在1973年，而整整15年后，后结构主义才重新将个人解释为一个多层次的、矛盾的、有弹性的实体，这样的解释开始在对理论感兴趣的、反实证主义的历史学家中流行开来。(73) 【53】泽尔丁还认为人类行为的表现形式极其多样，“每个活动都围绕自己的轴心运行，专注于自己的当务之急，被自己特有的线条所划分”，这一观点与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及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相似，而当时他们在历史学家中还几乎没有任何影响。(74) 研究马克思主义或现代化理论的当代历史学家认为，经济是最主要的，而把所有其他的社会领域（宗教、科学、体育等）作为次要的表现形式。但对布尔迪厄来说，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逻辑，有自己的节奏，而卢曼则用“系统”和“子系统”来描述。(75) 泽尔丁是最早将历史学家理解为一个主体的人之一，历史学家的行为是由情感决定的，他的研究方向和目标本身就是充满情感的，他的研究对象是根据情感偏见和倾向来选择的。据泽尔丁说，让·德吕莫之所以会发起这一研究，“因为他希望了解在他十岁时一个朋友突然去世带给他的恐惧，这种恐惧如此强烈，以致他三个月没去上学……所以这段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个人经历的反思，促使他对他人的经历进行大量的反思”。(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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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70年代，除了泽尔丁、费弗尔或埃利亚斯的作品之外，还有一种新的“心理史学”（psychohistory），其主要代表是彼得·盖伊（Peter Gay）、劳埃德·德莫斯（Lloyd deMause）和彼得·洛温伯格（Peter Loewenberg）。尽管他们将历史心理化的方法不同，但他们很快就对情感的重要性达成了一致。(77) 乌特·弗雷沃特指出，盖伊在1984—1998年之间出版的多卷本《布尔乔亚经验》（The Bourgeois Experie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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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19世纪的历史作为内心情感及其表现形式的历史来书写，不仅描写了资产阶级夫妇亲密的枕边谈话，【54】也描写了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对狩猎的热爱，以及“一战”前精心策划的冒险外交。(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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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心理历史学更普遍的批评针对的是它对情感的解释：情感被以一种违背历史的方式强制归入精神分析或心理学的范畴，而这些范畴实际上是属于特定时间和地点的。例如，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对马丁·路德因信称义学说的解释就是这样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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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解释似乎是有道理的：嫉妒心很强的父亲让马丁很早就走出了信任阶段，离开了“他母亲的呵护”。父亲试图让马丁早早地疏离于女性，在工作中保持清醒和可靠。他成功了，却让儿子对婴儿期的信任产生了深切的怀念。路德在神学上的解决方案似乎完全符合他个人妥协的需要，即在精神上回归毫无疑问的信仰，从政治上服从那些运用世俗法律之剑的人。(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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