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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499871 因此，即将被改写的是经济史和劳工运动史。尽管泽尔丁坚持认为他会同等重视对私人生活（家庭生活等）和公共生活（政治生活）的考察，但在实践中，前者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书中最多的篇幅探讨的是个人在个人主义时代追寻意义的情感后果，因为在个人主义时代，宗教、家庭和村庄曾经提供的基础不再把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更准确地说，泽尔丁创造了一种医学语言来描述个人主义的疾病、一般意义上的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具体意义上的恐惧和歇斯底里。(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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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499873 泽尔丁和埃利亚斯一样，走在了其时代的前面。(72) 他转向情感可以被解读为对当时社会历史的一种反应。在20世纪70年代，社会史研究主要是对规律性、严格因果关系、量化和大型结构的探索。泽尔丁的方法论信条是人类的“行为是混乱和模糊的”。那是在1973年，而整整15年后，后结构主义才重新将个人解释为一个多层次的、矛盾的、有弹性的实体，这样的解释开始在对理论感兴趣的、反实证主义的历史学家中流行开来。(73) 【53】泽尔丁还认为人类行为的表现形式极其多样，“每个活动都围绕自己的轴心运行，专注于自己的当务之急，被自己特有的线条所划分”，这一观点与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及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相似，而当时他们在历史学家中还几乎没有任何影响。(74) 研究马克思主义或现代化理论的当代历史学家认为，经济是最主要的，而把所有其他的社会领域（宗教、科学、体育等）作为次要的表现形式。但对布尔迪厄来说，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逻辑，有自己的节奏，而卢曼则用“系统”和“子系统”来描述。(75) 泽尔丁是最早将历史学家理解为一个主体的人之一，历史学家的行为是由情感决定的，他的研究方向和目标本身就是充满情感的，他的研究对象是根据情感偏见和倾向来选择的。据泽尔丁说，让·德吕莫之所以会发起这一研究，“因为他希望了解在他十岁时一个朋友突然去世带给他的恐惧，这种恐惧如此强烈，以致他三个月没去上学……所以这段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个人经历的反思，促使他对他人的经历进行大量的反思”。(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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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499875 在20世纪70年代，除了泽尔丁、费弗尔或埃利亚斯的作品之外，还有一种新的“心理史学”（psychohistory），其主要代表是彼得·盖伊（Peter Gay）、劳埃德·德莫斯（Lloyd deMause）和彼得·洛温伯格（Peter Loewenberg）。尽管他们将历史心理化的方法不同，但他们很快就对情感的重要性达成了一致。(77) 乌特·弗雷沃特指出，盖伊在1984—1998年之间出版的多卷本《布尔乔亚经验》（The Bourgeois Experie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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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499877 把19世纪的历史作为内心情感及其表现形式的历史来书写，不仅描写了资产阶级夫妇亲密的枕边谈话，【54】也描写了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对狩猎的热爱，以及“一战”前精心策划的冒险外交。(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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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499879 然而，对心理历史学更普遍的批评针对的是它对情感的解释：情感被以一种违背历史的方式强制归入精神分析或心理学的范畴，而这些范畴实际上是属于特定时间和地点的。例如，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对马丁·路德因信称义学说的解释就是这样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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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499881 这种解释似乎是有道理的：嫉妒心很强的父亲让马丁很早就走出了信任阶段，离开了“他母亲的呵护”。父亲试图让马丁早早地疏离于女性，在工作中保持清醒和可靠。他成功了，却让儿子对婴儿期的信任产生了深切的怀念。路德在神学上的解决方案似乎完全符合他个人妥协的需要，即在精神上回归毫无疑问的信仰，从政治上服从那些运用世俗法律之剑的人。(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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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499883 从这个角度来看，斯大林“作为一个领导人……对数百万同胞的死亡负有责任”，因为他在童年时遭到酗酒父亲的“可怕殴打”。(80) 同样，20世纪80年代后期东欧的“天鹅绒革命”也成了“对儿童的爱的早期增长”的结果。(81) 因此，对情感及其历史的心理史学描述充满了明显的时代错误。当历史行动者的确说着心理分析语言的时候，心理分析可以发挥作用，并提供了一些关于情感历史的洞察。因此，例如，如果不使用心理分析术语介导的情感范畴，就无法写作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德左翼集体生活实验的情感史。(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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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499885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55】汉斯·梅迪克（Hans Medick）、大卫·萨比安（David Sabean）、路易斯·蒂利（Louis Tilly）这些德国和美国研究早期现代历史的史学家，与杰克·古迪（Jack Goody）有关的英国人口史学家，以及法国人类学家，都把注意力转向了家族史和情感史，而没有涉及心理学和心理分析。从机构上讲，这一多学科群体包括哥廷根的马克斯·普朗克历史研究所和巴黎的法国人文之家（Maison des Sciences de l’ Homme）的成员。他们试图打破许多当代社会科学家的两分法思维：一方面是母子之间无私的情感关系，另一方面是男性家庭成员之间利己的非情感关系。他们想恢复情感和目的理性之间的关系。(83) 按照埃丝特·古迪（Esther Goody）的说法，“家庭角色的安排和对家庭角色的情感承诺之间没有简单的联系”，这意味着母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以及父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完全不能被认为是无私的，或缺乏情感的。(84) 哥廷根和巴黎的研究人员还对爱德华·肖特（Edward Shorter）等人对家族史的描述提出了质疑。根据这一描述，从18世纪开始，夫妻关系中包含的情感内容稳步增加，因为在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如果“遇到年轻人为了满足自己内心的渴望而放弃丰厚嫁妆的事情，我们会知道这就是浪漫”。(85) 在现代早期之前，夫妻关系和家庭关系绝不仅仅局限于目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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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499887 20世纪70年代，性别史兴起，有关学者提出的论点与哥廷根和巴黎的学者的论点如出一辙。(86) 肖特认为，1750—1850年间，私生子数量的增加可以用来表明一点，即女性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基于爱情而非实际考虑的婚姻关系中来，因此，现代性可以被解读为婚姻浪漫化的进步历史。(87) 性别史学者对此也提出了反对意见。【56】吉塞拉·博克（Gisela Bock）和芭芭拉·杜登（Barbara Duden）反对这种浪漫化的观点，认为它将女性的家务劳动重新定义为非劳动，从而巩固了现代早期婚姻关系中女性的从属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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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499889 在传统的家庭和婚姻制度中，妻子终身或者是在婚姻关系延续期间都将其体力劳动和性交给丈夫，她的行为被认为是出于爱，并且得到的回报也是爱，而事实告诉我们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在婚姻市场上，被用来交换爱的不仅仅是爱，还有为了生存而做的工作。(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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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499891 因此，很明显，在性别史（主要是妇女史，甚至就被称为妇女史）的早期，强调的是情感的工具性，即它会加强已经确立的性别不平等并创造新的不平等。被认为是生物性的、本质的自然“母爱”也是这一新的性别史的关注目标。(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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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499893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受“语言学转向”的影响，性别史学家对性别的范畴提出了质疑，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被认为固定不变的男女生理差异实际上也是历史建构。性别史分化为身体史、性史、男性史，以及其他一些小学科。在这些学科中，情感都不是独立的研究对象。(90) 正如在哥廷根和巴黎发展起来的现代早期家庭史中一样，情感仍然是次要的，因此1997年埃迪特·绍雷尔（Edith Saurer，1942—2011）指出，“是时候将爱情史作为性别关系史的研究起点了”。(91) 【57】尽管如此，20世纪70年代的妇女运动在使传统女性的情感变得高尚方面所做的贡献，即使是作为实验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也是不能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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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499895 彼得·N.斯特恩斯是《社会历史杂志》（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的创刊编辑，卡罗尔·齐索维茨·斯特恩斯是一位历史学家兼精神病学家。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斯特恩斯夫妇的共同努力，情感史取得了重大进展。在《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上一篇被广为阅读的文章中，他们提出了个人情感体验与情感规范之间的严格区别，并将后者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他们在这篇文章中创造了“情感学”（emotionology)这一术语，并将其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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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499897 一个社会或社会中一个特定的群体对基本情感及其适当表达所持的态度或标准，以及社会机构和制度在人类行为中反映和鼓励这些态度的方式。(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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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499899 历史学家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支配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情感表达的管理机制或者是基本社会群体上。他们所说的包括幼儿园、学校和军队这样的机构，也包括婚姻和家庭这样的制度。例如，在学校里，年轻人被教导要尊重长辈；在军营里，士兵要学会隐藏他们的恐惧；在家庭里，父母给孩子呈现一种基于浪漫爱情理想的理想关系。当然，情感规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受历史变化的影响。因此，20世纪60年代的反威权主义教育演变成了平等人之间的爱；“越战”期间美国军队的军事改革促使人们更公开地承认士兵的恐惧，虽然这事实上变成了一种处理这些恐惧的新方式；而浪漫爱情则是法国大革命之后的一种历史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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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499901 斯特恩斯夫妇认为情感和情感学是不同的分析实体，但又相互关联。根据历史行为者的情感范围，情感和情感学之间的关系被重组。如果有一段时期，婚姻纠纷中出现愤怒的表达是为社会所接受的，而在后来的一个时期，在新的历史坐标下，持续的愤怒情绪则变成了一种负罪感，历史学家可以通过日记发现这种感觉。(93) 这就引出了史料的问题，这是情感史所强调的，也是斯特恩斯夫妇所关注的。他们在1985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中使用了日记、自传等个人材料以及纯文学。此外，表达社会抗议（罢工、示威、革命）的经典社会历史材料也可以被谨慎用作情感的证据。后来他们专注于成才学作品。(94) 作为社会历史学家，起初，他们非常担心难以接触到工人阶级的情感，特别是那些文盲。(95) 【58】他们后来对成才学作品的关注导致了这样一种指责，即他们已经放弃了对工人阶级的关注，并且过高估计了其材料的社会覆盖面。例如，芭芭拉·罗森宛恩认为，他们从礼仪指导书籍中收集到的关于愤怒、嫉妒或恐惧的任何信息，都不能代表整个社会，而是只与一部分中产阶级有关。(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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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499903 斯特恩斯夫妇认为情感史是社会史的延伸，这在今天看来似乎令人吃惊，因为在21世纪初，许多人会把情感史作为新文化史的一部分，甚至可能还是话语分析、身体史或性别史的一部分。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角度来看，斯特恩斯夫妇和赫伊津哈、费弗尔、埃利亚斯、德鲁莫、泽尔丁一起，研究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英美和法国的社会史，包括它的许多分支，尤其是家庭史。在哥廷根和巴黎的现代早期历史学家那里，以及在同时代的性别史中，探讨的主要情感是爱、恐惧、愤怒和嫉妒。此外，约翰·迪莫斯（John Demos）还从社会史的角度揭示了美国最初移民者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促进夫妻之间的爱被视为一种预防婚姻纠纷社会破坏性的方法。亚伯兰·德·斯旺（Abram De Swann）也指出，20世纪下半叶西方世界工人抗议活动数量的减少可能与对人们的战略管理有关。他认为，通过引入更灵活、更积极地对待雇主的工头，“优化了”公司员工的“情绪管理”，在抗议活动发展起来之前就将其遏制住了。(97) 与此同时，斯特恩斯夫妇与新左派历史学家如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和乔治·吕德（George Rudé）划清界限，而这些历史学家则又与勒庞划清界限，他们将人群的反抗和其他集体抗议行为描述为基于理性的行为，认为他们是以目标为导向、以自身利益为目的的行动者，而不是混乱的、不可预测的、有时违背自身利益的行动者。(98) 相比之下，斯特恩斯夫妇宣称的目标是对集体抗议的动荡本质提供一些历史洞见。(99) 在1985年发表纲领性论文之后的20年里，斯特恩斯夫妇出版了大量专著，其中有关于美国历史上的愤怒和情感控制的，有关于嫉妒的，有关于20世纪美国作为一种情感风格的“酷”的，还有关于恐惧的。(100) 【59】对他们来说，1600年现代性的开始可以被认为是情感规范历史上的重要分水岭。这导致了后来对他们的指责，说他们不加批判地采用了埃利亚斯的年代划分，是从赫伊津哈、费弗尔和埃利亚斯提出的分水岭之后开始其研究的。(101) 尽管斯特恩斯夫妇的学术影响很大，并且随着1993年由彼得·斯特恩斯和简·刘易斯（Jan Lewis）合编的“情感史”丛书（The History of Emotions ）的出版，这一学科有了一些制度化的迹象，但当时的情感史还是没有取得性别史、身体史、后殖民史和其他学科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所取得的那种突破。(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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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499905 尽管如此，从当时出版的情感史著作可以看出，研究的理论范式发生了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语言学的转向刚刚开始对德国的历史等学科产生影响，而在美国，一种更为重要的转变正在影响一系列学科，即生命科学兴起并成为主导学科。本书第三章将更详细地论述这种结构性的转变。就目前而言，从认识论的观点来看，可以说生命科学的兴起为语言学转向所忽视的领域注入了新的生命，其中包括客观性、经验主义、普遍主义（历时的和共时的），严肃的、非讽刺性的表达方式。自由漂移的符号和不断变化的意义，流动的身份，后现代主义的“怎么都行”，语言游戏和讽刺，所有这些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美国的历史著作（包括那些描写情感的著作）很快就显示出这种转变的影响。尤其是自从情感成为生命科学的核心领域之一后，利用生命科学的研究成果来描述情感的倾向增加了，而不像社会不平等或政治文化那样。威廉·雷迪是美国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也是研究法国问题的专家，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首次将生命科学的思想运用到情感研究中，尤其是认知心理学。其结果是一系列纲领性作品的问世，其中包括论文《反对建构主义》（“Against Constructionism”）和专著《感情研究指南》（The Navigation of Feeling ）。(103) 对于后者，本书第四章中将有详细的介绍，它将社会建构主义的情感人类学方法与认知心理学的普遍主义相结合，提出了综合的情感史概念，然后将其应用到对18世纪法国史和法国大革命期间恐怖统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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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499907 四、情感史和“9·11”事件【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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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499909 《感情研究指南》于2001年9月10日出版。(104) 第二天就发生了“9·11”事件。当然，这是一个巧合，但这两个事件之间是有联系的。虽然“9·11”事件是一声突然敲响的警钟，但它也成为一种催化剂，加速了更长期过程的发展，其瞬间影响和催化作用都促进了当前全球情感史研究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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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499911 起初，“9·11”事件似乎戏剧性地释放了狂热负面情绪的力量。在9月17日播出的大卫·莱特曼（David Letterman）的《深夜秀》（Late Show ）中（这是自双子塔遇袭以来的第一期），美国电视新闻资深主持人丹·拉瑟（Dan Rather）指出，恐怖分子的动机是“深深的、持久的仇恨”。他两度泪洒节目现场。(105) “9·11”事件之后，许多人认为仇恨和嫉妒是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的主要动机。(106) 因此，当美国参议院于11月15日就“恐怖组织和动机”召开听证会时，受邀的安全专家、一位精神病学家和布什总统的高级顾问就抨击了这一观点：“首先要强调的是，恐怖分子没有严重的心理问题。他们不是疯狂的狂热分子。事实上，恐怖组织就像绿色贝雷帽小队一样，会把情绪不正常的人从他们中间剔除出去。”(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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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499913 与此同时，“9·11”事件在美国和其他地方引发了过度紧张的沟通“海啸”。因为这主要是通过电子媒体（短信、移动电话剪辑、聊天室会话、博客和电子邮件）来传播的，历史学家称其为“电子运动（e-motion）的历史”。(108) 这里出现的一个核心问题是，“9·11”事件对沟通的影响是否提高了总体上已经情感饱和的沟通，尤其是与男性有关的沟通。毫无疑问，像世贸中心消防员这样的人被视为民族英雄，这并不排除国家媒体描述他们的情感世界，以及他们的失落和悲伤。(109) 【61】随着“9·11”事件的结束，“解脱”（closure）一词开始在专栏文章中被广泛使用，这是一个迄今为止与创伤性事件的情感处理有关的专业术语，尽管在每次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实际的“解脱”都会被延迟。(110) 在2001年12月底举行的美国年度回顾会上，有人指出：“当我们跌跌撞撞地走进2002年，这些影响一直伴随着我们，我们学会了新的情感词汇，它们跨越了复仇和追求正义之间的微妙界线。”(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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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499915 “9·11”事件的长期后果如何？其中一个影响是加速了对语言学转向的偏离，这在美国学术界已经开始了。在此过程中，“9·11”事件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各方都在问，对于操纵一架满载乘客的飞机撞向一幢人满为患的摩天大楼这种赤裸裸的暴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颇为流行的后结构主义有什么看法？对于像宗教狂热和仇恨这样的现象，话语分析有什么可说的？在“9·11”事件之后，这些现象似乎如此直接和前语言化，“古老的”和“原始的”这样的形容词被反复用来形容它们。发生在纽约、华盛顿和宾夕法尼亚的袭击事件使后结构主义历史的分析方法受到了质疑，并进一步推动了生命科学的兴起。人们突然意识到后结构主义是不相干的，而这产生了额外的审美效果。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和历史武器库一下子变得琐碎，在道德上也出现了问题，其颇具讽刺意味的写作风格也变得很不恰当。其结果是历史写作和其他艺术领域的“打破讽刺运动”（ironoclasm），虽然这种对讽刺的回避是短暂的。(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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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499917 最终，“9·11”事件加速了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生物学革命。在这场革命中，生物学最终取代物理学成为主导科学，新的“生命科学”把几个世纪以来由人文科学所负责的人类“永恒”的问题据为己有，这些问题包括自由意志、自我和感情的本质。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变成了：如果一个杀人犯脱离了他所处的环境，或多或少无意识地完成了他天生就要做的事情，那么他的罪过有多大？如果“我”不能从大脑中分离出来，如果作为主体的“我的大脑杀人了”这个说法是不能被接受的，【62】那么他怎么能说“我杀人了”呢？因为这就要假设有一个存在于大脑之外的主体并且以第三人称来谈论大脑。如果同情是由镜像神经元驱动的，那么同情能力是否应该被视为一个人的积极特征呢？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人们一直在寻求这些以及其他相当简单化的问题的答案，但是从神经生物学家那里，而不是从法律和道德哲学家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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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1499919 总体来说，20世纪末是一个令人眩晕的时代：所有的新经济炒作；貌似不会结束的增长；试图解码人类基因组的公司老板克雷格·文特尔（Craig Venter）曾一度被自然科学家认为是江湖骗子，《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文化专栏对他的报道比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还要多。(113) 那是一个用进化生物学的语言来谈论爱情的时代，就像米歇尔·维勒贝克（Michel Houellebecq）1998年出版的《基本粒子》（Les Particules élémentaires ，英文版出版于2000年）中所描绘的那样。(114) 这部长篇大论的小说读起来就像一本基础生物学教科书，两性关系被简化为一场为优化男性基因库而展开的斗争。对于那些尽管有“改善两性关系”的想法和“社会建构”的审美观，但仍然觉得自己被有吸引力的年轻女性所吸引，并且从巴黎到布拉格拆散了许多异性恋伴侣的男性来说，《基本粒子》为他们提供了科学依据。“9·11”事件终结了新经济和生物技术的繁荣，但同时也推动了生命科学的思想和理论进入传统上为人文科学所专属的核心地带。所有这些线索在“9·11”事件中聚拢到了一起。总之，如果要坚持一个关键时刻的虚构性，并寻找一段有清晰开端的历史，如果我们要寻找今天的情感史的诞生地，那就是2001年9月11日上午的曼哈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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