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1500343
这些来自情感人类学研究的例子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它们动摇了任何关于泛文化情感的观点。在不同的文化中，情感的组织方式是不同的，这无疑削弱了任何认为人类有共同的情感这一观点，甚至是情感让我们人类区别于动物这一观点。沿着经纬度在全球范围内的移动是一回事，沿着几十年和几百年的时间轴移动是另一回事。当我们把时间因素考虑进来时，该从什么样的角度来看待情感呢？
1701500344
1701500345
这里有两个例子。冰岛萨迦是以散文形式讲述英雄事迹和家族恩怨的文学作品。尽管它们是艺术作品，但仍在不断地被历史学家们用来研究中世纪的日常生活。这些传说常常会详细描述情感，尤其是情感的躯体表征。故事人物的脸变红了，或者变白了，他们大笑、微笑、哭泣、扬起眉毛。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好。有一种比脸红出现频率更低的情感波动，会导致主人公的身体膨胀。在《尼亚尔萨迦》（Brennu-Njáls Saga ）中，当索霍尔·阿斯格里姆森（Thorhall Asgrimsson）发现他的监护人被杀时，“他身体肿胀，血液从耳朵里流出，晕倒在地”。(10) 在《拉克斯峡谷萨迦》（Laxdæla Saga ）中，一个12岁小男孩只要想到自己被杀的父亲，【78】身体就会因为“悲伤而肿胀”。(11) 用“肿胀的身体”来表达情感？这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如果有人认为冰岛萨迦过于文学化，认为膨胀的身体更像是一种隐喻，而非情感在身体上的“真实”反映，只要看一下与莫里哀同时代的安托万·博多·德·索梅泽（Antoine Beaudeau de Somaize）的《女雅士词典》（Le Dictionnaire des precieuses ，1660—1661）就够了。他向我们展示了过去所谓的真爱是如何沦为了算计和诡计。这部充满巴洛克风格的作品既有对情感的描述，也有对情感表达方式的指导，介绍了“叹息”的12种变体，可根据场合需要加以使用，它们分别是：爱的叹息、友谊的叹息、悲伤的叹息、嫉妒的叹息、同情的叹息、不确定的叹息，等等，并且其中的每一个变体又分别有自己的变体。(12)
1701500346
1701500347
此外，即使情感基本上保持不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对象也会发生相当大的变化。例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恐惧的对象（即害怕什么）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乔安娜·伯克已经非常清楚地展示，对被活埋的恐惧是怎样像野火一样从19世纪末一直蔓延到20世纪的。1897年发表的一项美国社会学调查报告显示，对被活埋的恐惧在各种恐惧中名列前茅。(13) 在美国和欧洲，人们认为对死者的处理过于随意，这迅速发展成为一场公民运动。他们收集了数百份目击者的报告，称有人在棺材里“死而复生”，言外之意是肯定也有人根本没有机会复生，但是并没有关于这种大规模恐慌的统计证据。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纽约公墓的1 200具尸体被挖掘了出来，只有6具尸体显示出埋葬过早的迹象。(14) 但是，纽约州斯帕克斯（Sprakers）的埃莉诺·马卡姆（Eleanor Markham）等人的亲身经历加剧了这种恐慌。马卡姆患有心脏疾病，并于1894年7月8日“去世”。在她的葬礼上，抬棺材的人和医生注意到棺材里有东西在动。他们打开棺盖，发现“可怜的埃莉诺·马卡姆仰面躺着，脸色苍白而扭曲，眼睛瞪得大大的”。她喊道：“天哪！你们要活埋我！”后来，她说：
1701500348
1701500349
你们准备埋葬我的时候我一直都很清醒……我的处境之可怕完全无法形容。我能听到正在发生的一切……尽管我用尽了所有的意志力，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呼喊，但还是无能为力。(15)
1701500350
1701500351
对其他人来说，救援来得太晚了。当棺材被打开时，他们的尸体缩成一团，指甲断了，还有其他挣扎着要逃脱的迹象，但是最终还是死掉了。此后不久，人们就发明了各种可以避免被活埋的装置：带有通风竖井的棺材，或者可以供死而复生者呼救的铃铛（图3），都很畅销。
1701500352
1701500353
1701500354
1701500355
1701500356
图3 带有铃铛和呼吸管的棺材 【79】
1701500357
1701500358
资料来源：Joanna Bourke, Fear: A Cultural History (London: Virago, 2005), between 244 and 245; US Patent No. 81, 437 (25 August 1868), inventor: Franz Vester, Newark, NJ。
1701500359
1701500360
1701500361
1701500362
在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en Poe）1844年的短篇小说《过早埋葬》（Premature Burial ）中，就出现了这样的一种铃铛系统。爱伦·坡津津有味地向读者描述了在棺材中醒来的恐怖。
1701500363
1701500364
这时，在我的无限悲伤中，款款走来了希望天使——我想起了我的那些预防措施。我扭动身体，做出一阵阵痉挛般的努力，试图打开棺盖：它纹丝不动。我在手腕上摸索着寻找铃绳：手腕上空空如也。这时，慰者逃之夭夭，绝望板起面孔，重新占据上风；因为我不仅发现棺材里根本没有我精心预备的柔软内衬，而且，一股强烈而独特的湿土的气味突然钻进我的鼻孔。(16)
1701500365
1701500366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迅速驱散了这种流行的恐慌。但是这种恐慌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在两百年后就消失了呢？关于死亡宣告的权威性，不同学科的专家之间有激烈的争论，【80】从中可以找到一种解释。在这几十年里，丧葬承办人、医生、科学家和有组织宗教的代表都在寻求话语主导权。起初，结果只是众声喧哗，但是随着生与死的界线变得更加模糊，人们不再确定埋葬标志着生命的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上的大规模屠杀再一次划清了生死之间的界线；然而自相矛盾的是，此时也是战壕和弹坑使得被活埋成为一个严肃问题的时候。(17) 我们这里不去探究为什么这种集体恐慌会结束，因为我们仅仅是要证明特定情感的对象是多么易变。
1701500367
1701500368
历史学家穿越到过去的旅程可以与人类学家穿越空间的旅程相提并论，两者都产生了差异，与此时此地的差异。人类学和历史学在这里被同时使用，这并非巧合。人类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对其他民族的探索首次揭示了情感的表达和概念，而这些表达和概念又反过来让历史学家做出这样的假设：情感是社会所建构的，而且是以不同的方式建构的。本章后面会介绍人类学家的发现，包括对社会学和语言学的两次越界，同时也更广泛地探讨情感的社会建构。(18)
1701500369
1701500370
二、旅行写作和早期人类学中的情感
1701500371
1701500372
像希罗多德和塔西佗这样的历史学家已经知道，在整个欧洲，不仅有不同的说话、饮食和生活方式，还有不同的感受方式。(19) 但最早意识到欧洲之外的人有不同的情感，或至少表达情感的方式是不同的（后文将讨论情感与情感表达之间的区别），是那些踏上“发现之旅”的欧洲航海家。1772—1775年间，格奥尔格·福尔斯特（Georg Forster）曾参加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的第二次环球航行，【81】他注意到塔希提人表达“亲切、慷慨、真挚的友谊、慈爱和怜悯”的方式。(20) 甚至塔希提人脸上表现出来的情感也似乎与欧洲人不同。在1768—1771年的第一次环球航行中，随行的博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写道：“在我所见过的面孔中，很少有人的表情比他们更丰富。”(21) 在其他人看来，塔希提人脸上的表情令人怀疑。他们觉得这些表情有欺骗性，就像库克本人在第二次环球航行中离开胡阿希内岛（Huahine）时所说的那样：“酋长、他的妻子和女儿几乎没有停止过哭泣，尤其是后两者。我不清楚他们在这一场合所表现出来的悲痛是真是假。”(22) 库克的航海长威廉·布莱（William Bligh）也不知道这种表达情感的方式是否真实。他在日记中写道，他路过一个因为儿子夭折而“悲痛欲绝”的母亲。当他走近时，他震惊地发现“哀悼者看到我突然大笑起来……几个年轻的妇女和她在一起，她们也都恢复了一定程度的快乐，眼泪立刻就干了”。布莱对他的同伴解释说：“这位母亲并不为她的孩子而悲伤，因为如果她真的因为失去了儿子而伤心的话，她的悲伤是不可能那么快就平息的。他（布莱的同伴）打趣地叫她接着哭，但是直到我们离开，也没有见到她有任何悲伤的迹象。”(23)
1701500373
1701500374
这种情感真实性的问题极大地困扰着传教士，他们在19世纪初前往塔希提，试图从当地人的脸上看出他们是否已经成功皈依基督教。起初，塔希提人脸上表现出来的力量被认为是一种特别深刻和持久的基督教化的证据，但后来这被证明是一种幻觉。1851年，传教士约翰·戴维斯（John Davis）出版了一本英语—塔希提语词典，其中26个条目证明了情感及其表达方式之间的差异，例如，“好听而具有欺骗性，就像伪君子的言语”，“华而不实”，“空洞的同情”，“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以及“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假装虔诚或服从”。(24)
1701500375
1701500376
在这些“发现之旅”以后，人类学这门新学科于19世纪中叶开始在英国发展起来，随后传播到德国、俄国、法国、美国和其他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人类学在情感的多学科研究中发挥了先锋作用，表明人类共性观念背后并没有多少实质内容。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无论是名为民族学、人类学和人种学，还是名为社会和文化人类学，这门新学科很少关注情感的本质，而主要是关注社会组织（包括亲属关系），尤其是人的起源问题。人的外貌和习俗的多样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如何解释这种多样性呢？人类是有一个起源，还是有多个起源？人类是一种还是多种？(25) 【82】是普遍主义还是特殊主义？这些都是人类学最初的核心问题。
1701500377
1701500378
人类同源说和对普遍的精神结构的强调是早期英国人类学家的进步反应。他们献身于反奴隶制的事业，如贵格会传教士的儿子詹姆斯·普里查德（James Prichard，1786—1848）。(26) 这种方法与17—18世纪广为流传的“高贵野蛮人”思想有一些相似之处，但它与这种思想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没有基督教时间循环性观。像安东尼·阿什利-库珀和让-雅克·卢梭这样的哲学家认为，“高贵野蛮人”更接近于人类堕落之前的自然状态，因此在许多方面都优于同时代堕落、腐败的欧洲人。这个观点回应了托马斯·霍布斯关于自然状态是一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的观点，并且保留了其情感因素，认为来自外族文化的人拥有更纯粹、更原始的情感。(27)
1701500379
1701500380
在这场辩论中，查尔斯·达尔文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引发了一次重新洗牌。进化论强化了人类同源说，为其提供了科学上的支撑。达尔文完全摒弃了神创论的观念，自然选择和性选择的原则为未来提供了一个时间上的开放性，将那些目前在世者简化为进化的一个阶段，并且后面还会有很多个阶段。进化论的庸俗化版本被“科学化”为种族主义话语，和新的毁灭性技术一起，导致了20世纪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种族灭绝。达尔文将自己与一切野蛮人的观念划清界限，无论是高贵的还是不高贵的，他将我们所有人都视为“野蛮人”。这一点在他1872年出版的《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一书中得到了非常清晰的阐述，他在书中强调：“从远古到现在，人类对恐惧的表达方式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28) 对达尔文来说，情感是普遍的，因为它们显然对所有动物的生存斗争都有好处，从灵长类动物到智人。这种普遍化及其与生存斗争（自然的战斗或逃跑反应）之间的联系是实验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前提，因为实验心理学必须以实验对象的可比性为先决条件。
1701500381
1701500382
达尔文乘坐“小猎犬”号进行的“发现之旅”和他的著作《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之间的联系，就像他的著作对同时代人类学的影响一样，很少有人研究过。【83】阿道夫·巴斯蒂安（Adolf Bastian，1826—1905）于1869年成为第一位担任民俗学教席的人。现代情感实验心理学的奠基人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1832—1920）对阿道夫·巴斯蒂安的思想产生的影响，也没有多少人感兴趣。(29) 冯特和巴斯蒂安这对双子星在两个方向上产生了影响：在法国，他们影响了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1858—1942）；在美国，巴斯蒂安的学生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1858—1942）于1887年移民美国，开创了美国的人类学研究。大约100年后，情感人类学正是由此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1701500383
1701500384
三、人类学经典中的情感
1701500385
1701500386
虽然涂尔干的确探讨过遥远的民族，但他本人并没有进行过任何长途的旅行。他的研究建立在现有的人类学研究之上。他主要感兴趣的是：是什么将社会维系在一起的；群体是如何形成的；“集体表征”（包括仪式及其功能）。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对情感和情感表达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新的看法。1912年，他写道：
1701500387
1701500388
哀悼并不是个体感情自发的表达。亲属们流泪、悲伤、虐待自己，并非是其本人感受到了死去亲人的影响。当然，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人们有可能真实地感受到其表达出来的遗憾之情。但一般来说，他们感受到的情感与参加仪式时所做出的各种动作并没有什么联系。当失声痛哭的人完全被悲痛所占据时，倘若有人向他们说起一些带有世俗趣味的事情，他们通常会即刻换了一副面孔和声调，开始谈笑风生，这真是让人不可思议。因此，哀悼并不是因为骤然失去亲人而受到伤害的私人感情的自然流露，而是群体强加给他们的责任。一个人流泪，不仅仅是因为他很悲伤，而是因为他不得不这样做。出于对习俗的尊崇，他不能不接受这样的仪式态度；可是，这种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却与他的感情状态并没有什么关系。而且，这种义务经由神话的和社会的惩罚做了规定。例如，他们始终确信，如果某个亲属在哀悼死者的过程中没有做到恰如其分，死者的灵魂就会步步紧随着他，直到把他置于死地。(30)
1701500389
1701500390
如果我们把时间快进一点，【84】就会发现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1922—1982）对社会面具和“真实面孔”或个性的区分，不仅体现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也体现了涂尔干对仪式的理解。(31) 而且，如果没有涂尔干的贡献，尤其是他对情感的仪式化解读，当今社会建构主义的情感人类学是很难想象的。
1701500391
1701500392
现在我们回到涂尔干和他对宗教的研究。对他来说，宗教不仅仅是一种功能性的东西，不仅仅是社会行为者在促进共同体发展的固定社会规则下的运动。宗教也意味着宗教仪式和集体情感爆发的“沸腾状态”。在这里，我们显然可以看到古斯塔夫·勒庞的影响。勒庞是研究人类群体的右翼理论家，他的观点被贝尼托·墨索里尼等更加右倾的人所利用。我们在第一章已经提到了勒庞，当时我们提到他为吕西安·费弗尔提供一些基本思想。(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