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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莱拉注意到的那样，“津纳瓦”是验证情感的主要方式。她听到一个妻子的演唱，这位妻子可能对她所嫁的男人感到鄙视，也可能没有。丈夫的家庭对这种情况感到不安，莱拉违背了她的诺言，即永远不让别人知道她听到的诗歌，她把这些诗歌告诉了那位丈夫的弟弟。在此之前，他一直认为嫂子只是在逗弄他的哥哥，假装不喜欢他，好让丈夫送给她礼物。然而，一听到这些诗歌，他马上就改变了看法。当这位人类学家向这位妻子提起她自己的“津纳瓦”时，她告诉莱拉，她爱的是来自另一部落一个敌对家族的男人。(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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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唱“津纳瓦”的社会背景是决定性的因素，它让有关性别关系、社会等级和阿瓦拉德阿里人情感的一般讨论成为可能。对男性来说，公共领域被严格的荣誉准则所支配：骄傲的、不可战胜的、自主的贝都因男性拥有高度的情感和身体自控能力。女性的行为也会受到同样严格的羞耻规范“哈萨姆”（hasham）的约束。这是弱者的荣誉，意思是“羞耻”和“害羞”。它与面纱密切相关。最终，“哈萨姆”的意思是担心被一个高高在上的人统治，担心破坏阿瓦拉德阿里人自治和自由的理想。(116) “哈萨姆”规范禁止女性公开（更不要说在男性面前了）谈论真正的、【105】理想的爱情（与包办婚姻中的爱情相反），也禁止女性嫉妒丈夫的其他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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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马布鲁卡（Mabrūka）嫁给丈夫已经16年了，是六个孩子的母亲，她发现丈夫打算娶第二任妻子，但是她似乎一点也不为之烦恼，只是说：“让他娶吧，我才不在乎呢。但是他应该给我买些好东西。他一无是处，他一直都是这样。一个真正的男人应该关心他的家人，确保他们拥有所需要的一切。”(117) 即使她的丈夫婚后和新婚妻子在一起的时间超过了通常的七天，她的反应也很淡定，似乎毫不在乎。在第二次婚姻后的第10天，他终于又来了，给她带来了从市场上买的食物。马布鲁卡只抱怨说他忘记了一些东西。然后她丈夫拉希德（Rashīd）拿起枪去打猎了。她告诉正在拜访她的莱拉说：“已经好久没有见到他的人影了。”莱拉温和地问她是否会想念丈夫，得到的是一个果断的回答：“不可能。你认为我还爱他吗？我甚至没问过他的事。他想来就来，想走就走。”(118) 不久之后，她开始吟唱饱含深情的诗歌，其中谈到了悲伤和失望，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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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总是对我许下虚假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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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īmā khallō l-‘a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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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āmrāt bimwā‘īdhum.(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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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做是否意味着马布鲁卡对她的家人“撒谎了”或误导了他们，而她的诗歌暴露了她的真实情感呢？莱拉认为根本就不是这样。这种愤世嫉俗的解读就像欧文·戈夫曼的观点，即人们在公共场合交往时会戴上“面具”，把真实的面孔保留在“后台”，在那里他们可以展示真实的自我。(120) 莱拉认为我们应该拒绝西方对真实自我的幻想，并赋予女性的公共话语和私下吟诵的诗歌一样的真实性，平等对待这两种话语（莱拉在这里明确借用了福柯的观点）。(121) 因此，莱拉也会反对上述观点，即认为带有情感色彩的口头陈述缺乏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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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莱拉还认为，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审美上，“津纳瓦”诗歌都很适合表达不能在“哈萨姆”规范框架内用语言表达的情感。“津纳瓦”既是程式化的，又是即兴创作的，这就创造了一种模糊性，从而为情感的表达创造了空间。吟唱者总是可以隐藏在诗歌形式的背后，声称由于受到体裁的限制，【106】自己只是在遵循一种传统。当然，“津纳瓦”是一种古老的艺术形式，在阿瓦拉德阿里人的心目中，它和埃及开始将西部沙漠逐渐现代化之前的光辉时代有关。(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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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会建构主义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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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谈到情感人类学的社会建构主义方法时，通常与莱拉同时出现，甚至更早出现的一个名字是凯瑟琳·卢茨。(123) 1977年，卢茨前往西南太平洋的伊法利克环礁（Ifaluk Atoll）进行田野考察。组成伊法利克环礁的两个主要岛屿加起来面积不到2.6平方千米。它们在1797年被英国人“发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直被日本占领。1945年，它们被联合国指定为美国的战略托管领土。在卢茨进行研究时，430名伊法利克人住在单间茅草屋中，每户平均有13人。(124) 和我们讨论过的其他民族志一样，卢茨的专著也体现了她高度的自我反省，这使她本人的立场十分明确。她告诉我们，她正在寻找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中，情感不会自动地与女性特征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西方的刻板印象，她在20世纪70年代多次遇到这种刻板印象，虽然美国大学里的女性在担任教授和其他高级职位方面取得了进步。与此同时，她强调伊法利克人实行的是入赘制度，即全家人住在妻子父母的家里或附近，这使她期望更大程度的性别平等，而情感的性别划分则不那么重要。她还透露了自己对南太平洋的浪漫憧憬，认为这里是一个“更好”、更和平社会的堡垒，正如保罗·高更所描绘的那样。(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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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卢茨的作品面世之前还是之后，社会建构主义都从未被如此直言不讳地表达过。她书上第一句话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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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比情感更自然，更与文化无关，更私密，因此也就更不受公众监督，更不成熟，更不符合社会科学的理性。然而，这些观点可以被视为文化话语中的项目，其关于人性的传统假设和种种二元对立——身体与心灵、公共与私人、本质与表象、非理性与理性——构成了我们所认为的不证自明的情感本质。(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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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地，【107】她的目标之一就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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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情感，表明这个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科学对话中的使用建立在一种经常隐含的联系组成的网络之上，而这种联系赋予了使用这个词的陈述以力量。(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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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也希望西方文化能够更加重视情感和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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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每一个在谈论自我、隐私、强烈的情感或无法言说的事物时，都会使用像“嫉妒”“爱”和“恐惧”这样的词，但它们也被用来谈论这个世界上被贬低的事物，即非理性的、无法控制的、脆弱的和女性的。(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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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卢茨指出，她关注的是将“情感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实践，而不是一种有待发现的东西或一种有待提炼的本质”。(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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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卢茨的观点，解构主义和去本质化将打开一种不受扭曲的思考当地人情感建构的视角。对伊法利克人来说，这些情感建构更像是主体之间的，而不像在西方那样是个人的；更多是身体外部的，而不是内部的，有时会有身体上的影响；标志着社会地位，而不是内在状况。因此，卢茨提出“情感体验不是先于文化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 属于文化的一部分。普遍认为情感在不同文化中是不变的，但在这里，这一假设被另一个问题所取代，即一种关于情感的文化话语如何被翻译成另一种文化话语”。(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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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翻译的关注使她的研究有别于克利福德·格尔茨那种典型的解释学方法。据卢茨说，格尔茨总是问“他们的感受是什么”。(131) 她对“翻译”的理解当然不是语义和指称性的，而是语用和施为性的。她对调整情感词汇的含义不感兴趣，相反，她研究的是人类行为中所包含的情感符号，包括语言的和非语言的（手势、面部表情、身体动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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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果从指称和语义的角度来翻译，伊法利克语中“song”的意思是“义愤”。但这表明了伊法利克人的什么特征呢？基本上什么也没有，因为“song”的实践不涉及宣泄和失控，不像西方的愤怒观念所暗示的那样是一种怒气的爆发。伊法利克人是一个没有成文法律的面对面社会，“song”作为一种综合的文化规范形式发挥着作用。无论是谁，如果表现出“song”既可以指另一个岛民违反了道德规范，也可以指他自己的社会地位，由于使“song”生效所需的资源是受到限制的、不对称的，更有权势的伊法利克人可以比没有权势的伊法利克人更频繁地表达“song”。然而，伊法利克人是一个合作的民族，因此这并不涉及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愿望或对社会资源的争夺。【108】相反，据卢茨说，表达“song”的首领更关心集体的福祉，他们表达了所有伊法利克人的意志。支持这种解释的是这样一个事实：首领们被认为在最大程度上拥有在伊法利克人看来最重要的情感“fago”，一种同情、爱和伤心的混合体。因此首领应该像真正的伊法利克人一样，只有比其他人多了一些情感，主要是“fago”，并且只有在其他伊法利克人违反禁忌时才会诉诸“song”。(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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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法利克环礁上，卢茨发现自己要一次又一次地面对自己的文化起源，而这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的接触越多，其特殊性就越明显。有一次，一位伊法利克人问她是否见过没有脚趾的人。卢茨谈到她在纽约见过的一个无家可归者，他不仅没有脚趾，也没有腿，靠一块有轮子的木板四处活动。一位迷惑不解甚至有些震惊的伊法利克人说：“如果我看到他，我会对他充满‘fago’。”其他的伊法利克人问这个无家可归者的家人在哪里，为什么不照顾他。(133) 他们对美国海军陆战队来到该岛时带来的好莱坞电影的反应与此大致相同。一名妇女告诉卢茨，在播放暴力场面时，她会把目光移开，“对那些被杀的人我感到强烈的‘fago’”。(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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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我的文化、阶级和性别的日常与内隐的情感理论来到这里，想了解岛民的‘真实情感’，认为他们的情感生活本质上是私人化的，认为恐惧和愤怒是需要‘征服’的，爱是需要公开宣告的”，当她离开时，已经有了两个情感模型：她自己的欧美中产阶级模型和伊法利克人的民族心理学模型。(135) 前者认为情感具有两面性：它既是半病态的，也是“真实和美化了的自我的所在地”，既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不好的。(136) 如果情感被认为是不好的，那么它就是冲动（不是有意为之），是价值判断的（不是事实），是幼稚的（不是成熟的）、是主观的（不是客观的）、是情感的（不是理智的）、是非理性的（不是理性的）、是混乱的（不是有序的），是自然的（不是文化的），而所有这些都与女性、穷人和黑人联系在一起。但总有一些人会反其道而行之，以一种积极的方式来使用情感，比如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他们利用愤怒来实现政治解放的目的。(137) 如果情感被认为是好的，那么它就是充满生机的（而不是没有活力和生机的），也是个人的和自治的。这样，情感就成为真实的、未受影响的自我最后的避难所，人们常说的“你无法想象我的感受”就表达了这样一种概念。(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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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像卢茨所描绘的那样，在伊法利克人那里，【109】元概念更加注重整体性：“nunuwan”表达的既不是由“tip”（意志、欲望）直接创造的心理感受，也不是由“tip”所决定的心理感受，而是和“tip”一样的东西。“nunuwan”表达的是一种关系，发生在主体之间，所以谈论时用的是第一人称复数，而不是单数。一种情感决定了另一种情感。一个人的“song”会引发另一个人的“metagu”（恐惧）。“nunuwan”是由社会互动和外部事件共同导致的，后者具有直接影响，不涉及更深层次的内化。它们根植于对包含三个实体的自我的理解之中，这三个实体分别是：人（yaremat ）、鬼魂（yalus ）和天主教的上帝（yalus 或got ）。伊法利克人认为死人会变成鬼魂，会给人带来疾病和噩梦。(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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