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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批评意见，《心灵的整饰》的出版还标志着情感社会学中出现了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198) 在制度上，这从国家社会学协会设立新部门的情况就可以看出来，例如，1986年，情感社会学部作为美国社会学协会的一部分成立了。(199) 乔纳森·特纳（Jonathan Turner）将自那以后的研究分为七个主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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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领域是“进化生物学”（evolutionary biology）。情感社会学的这一分支认为，情感存在于大脑皮层下较早进化出来的区域，因此表明它们作为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一种手段是先于语言存在的。特纳将这一观点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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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很久以后，也许只有智人才出现了听觉语言，但这种语言是依附于情感语言的。然而，一旦听觉语言出现了，情感、语言和增强了的认知能力都会相互影响，从而产生对人类社会组织至关重要的文化系统。(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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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纳认为，第二个领域是“象征性互动主义”（symbolic interactionism）。这种倾向可以追溯到米德，它认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涉及个体自我的维护，在此过程中情感也发挥着作用。(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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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领域把所有可以追溯到戈夫曼的方法归入“拟剧论”（dramaturgy）之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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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个体的行为总是在向他人展现自我。【124】在从事戏剧表演时，个体会使用意识形态、价值观和规范组成的文化脚本，以及舞台道具（衣橱、空间和物品），不仅戏剧性地而且战略性地展现自我。(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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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追随戈夫曼的霍赫希尔德，佩吉·斯奥兹（Peggy Thoits）也属于拟剧论的范畴。她的发现与芭芭拉·罗森宛恩的发现非常相似（就像我们在本书的第四章看到的，还有情感历史学家威廉·雷迪），因为在她看来，个体属于不同但有重叠的情感共同体。(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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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纳的第四个领域是“互动仪式”（interaction ritual）。这与大名鼎鼎的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有关。柯林斯指出，在面对面的见面中，人们使用仪式化的问候、手势和语言形式，结合起来产生一种情感丰富的声音，这种声音在见面的过程中得到调节。如果涉及两个以上的个体，就会产生群体团结。如果这些仪式被外人侵犯了，就会使得这个群体对他们感到愤怒，这反过来又加强了群体的团结。(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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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个领域是“交换理论”（exchange theory），它把社会交往看作是一种经济交换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社会行动者有所投入（如时间），或者赢或者输（如积极情绪）。(205) 第六和七个领域分别是“权力和地位”与“社会分层”（stratification），这些也许是历史学家最感兴趣的，因为他们寻求用一种理论方法来研究社会学的核心范畴——社会不平等。(206) 我们可以把最后一个领域归给一位游走于社会学、文化研究和批判理论之间的学者——伊娃·易洛思。(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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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商把情感转化为鲜花”：伊娃·易洛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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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商把情感转化为鲜花”，这是伊娃·易洛思引用的一句广告语。(208) 这个说法乍一看可能很有趣，但随着易洛思开始深入思考如今人们见面和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125】易洛思试图剖析爱情的商业化，以及它作为最“私密”的情感，不受商业和市场影响的理想化。她质疑一个所谓的“无阶级的”市场是否能够通过情感的商业化复制和强化现有的社会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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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易洛思的说法，我们对浪漫爱情的看法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非理性的而不是理性的，无私的而不是利益导向的，有机的而不是功利的，私人的而不是公共的。”简而言之，浪漫爱情似乎避开了理解资本主义所常用的传统范畴。(209) 同样，正如卡尔·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资本主义无情地侵入了我们人际关系和情感生活最隐秘的角落”。因此，易洛思认为，今天的爱情与市场机制和广告紧密相连。(210) 这种矛盾——非资本主义浪漫爱情的“集体乌托邦”与几乎完全商业化的浪漫爱情相结合——使爱情领域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分裂和文化矛盾上演的舞台”。(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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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洛思的《消费浪漫乌托邦》（Consuming the Romantic Utopia ）一书以20世纪初到“二战”期间浪漫爱情的历史图景开篇，接着以20世纪80年代的采访以及对杂志、广告和个人建议的分析为基础，对后现代爱情进行了研究。如果我们在研究的第一阶段考察一下广告的趋势，就有可能发现20世纪20年代末出现了一个转折点：在那之前，针对中产阶级的广告与针对工人阶级的广告截然不同。前者划定了明确的空间界限和性别界限——女性在厨房，男性去上班，两性之间几乎没有任何身体上的或浪漫的亲近。相比之下，针对工人阶级的广告模糊了这些界限，例如，展示了男性工人和女性工人相互拥抱。从20世纪30年代起，更加带有享乐主义色彩的工人阶级道德开始盛行，并被提升为一种普适性的理想。现在，通过消费，所有人都可以实现这一理想。现在，可以说爱已经成为可以购买的东西，或者用易洛思的话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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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早期的20多年里，浪漫的主题越来越多地与消费联系在一起。而且，后来浪漫与消费之间的联系成为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同一时期，表现自我的产品的广告宣传新的浪漫模式，不仅把这种情感从家庭生活、男女领域划分的意识形态和宗教中脱离出来，而且实际上是反对婚姻的。【126】通过对比“婚姻的乏味”和“浪漫的刺激”，这些广告呈现了婚姻状态的负面形象。(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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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媒体对婚姻的这种负面呈现表明，人们对婚姻的看法发生了普遍转变。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接近尾声时，工作越来越被视为生活的纽带，这反过来又促进了乌托邦式的思考：在集体想象中，浪漫变成了不工作、休闲和假期，最终，浪漫成为永远不会结束的假期这样的乌托邦建构。今天我们仍然有这种浪漫的概念。易洛思的一位受访者告诉她：“如果你周末去了某个浪漫的地方，或者去了夏威夷之类的浪漫之地，回来后却发现行李不见了，我觉得这很不浪漫。”易洛思认为，这位受访者“抓住了浪漫与非浪漫对立的本质。浪漫意味着异国情调（夏威夷）、开心（旅行、派对）、富裕（机票、考究的衣服）、魔力和放松。浪漫凌驾于日常生活之上，位于日常生活之外，日常生活被认为是费力的、实用的、例行公事的、不好玩的”。(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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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种婚姻观念的转变，易洛思的许多受访者认为，和持久的关系相比，在短暂的风流韵事中，“爱情”更加强烈。(214) 显然，如果把每天一起吃早餐以及由此产生的亲密关系也理解为“爱情”的话，这种现象是文化上“制造”的。此外，让我们想到“爱情”的大部分广告如今都与假日产品有关，强调的是产品的非日常性。因此，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加勒比度假的广告，画面上是被棕榈树环绕的孤独海滩或日落，而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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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以及象征浪漫并被浪漫所象征的产品——都发生在一个理想化的、永恒的亲密和消费的乌托邦中。饮酒浓缩了所有欢庆的感觉，吸烟意味着放松，意味着退回到私人世界；在钻石里，爱情是永恒的。(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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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来自“二战”后治疗时代的“反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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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观点看来，维系婚姻，甚至保持激情，都需要付出“努力”。因此，这种新的理想试图把不容易调和的态度和活动结合起来。【127】要想成功，夫妻双方必须把自发性、精心算计和谈判能力与对“热恋”的品味相结合。由此产生的享乐主义治疗模式的特征是“在一起玩得开心”“拥有共同的兴趣”“交谈”“互相了解”“理解对方的需求”和“妥协”。(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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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算计和自发性之间的反差只是资本主义带来的诸多矛盾之一。有目的的理性利润优化也与无私的理想相矛盾：“浪漫关系的矛盾之处在于，尽管它可能是由自身利益所驱动的，但只有在个人证明了自己无私的那一刻，它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217) 当然，最大的矛盾之处在于市场的平等化逻辑与爱情的非凡能力之间，即爱情绝不是“盲目的”，而是使人能够以梦幻般的确定性和惊人的精确性找到和自己属于同一社会阶层的那一位。一旦公开的不平等和维多利亚时代的爱情模式被废除，一个新的悖论就产生了：“后现代浪漫主义乌托邦在肯定新的阶级划分和阶级认同的同时，也蕴含着对休闲和真实性的无阶级梦想。”(218) 因为，正如易洛思所提出的那样：“我们怎样才能在爱伴侣的个人品质甚于其市场价值的同时，做出符合自己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决定呢？”(219) 皮埃尔·布尔迪厄的惯习概念对这一机制给出了一种解释：潜在的伴侣利用既定的物理标记，如衣服和语言等习惯性标记，来表明他们所属的阶层。这是在意识的阈值以下含蓄地或“无意地”发生的，因此，自由选择伴侣、自主决策以及原创性和个性原则的理想可能不会受到玷污。(220) 然而，易洛思始终未能完全解决这一矛盾。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里的“矛盾”概念直接取自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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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的媒介结构化（medial structuration）的问题在后现代变得尤其重要。在这个充斥着陈词滥调的时代，爱情符号中任何原创性和真实性的理想都是很难实现的。在这一点上易洛思引用了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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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后现代的态度就是一个人喜欢一个非常优雅的女士，【128】他知道自己不能对她说“我疯狂地爱着你”，因为他知道她知道（并且她也知道他知道）芭芭拉·卡德兰（Barbara Cartland）已经用过这句话。不过，还是有办法的。他可以说：“就像芭芭拉·卡德兰所说的那样，我疯狂地爱着你。”此时，他已经避免了虚假的纯真，已经清楚地说过不可能再纯真地说话。尽管如此，他还是会说出他想对她说的话：他爱她，但他是在一个失去纯真的年代里爱她的。(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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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矛盾及其扭曲的逻辑后果是“承诺恐惧症”（commitment phobia）的流行——也许这已经被包括在《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中。易洛思认为，这不是一种“真正的”疾病，而是资本主义爱情模式过度发展的一种变体。她认为，承诺恐惧症是指在面临过多选择时无法做出决定的现象。在爱情市场上，似乎总有更好也更加短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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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甚至大胆地提出，“承诺恐惧症”是一种身份认同的副产品，这种认同很大程度上建立在通过生活方式的选择来肯定自主性的基础上，导致人们不愿放弃选择的自由和“找到一个更好伴侣”的可能性。(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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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洛思从事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社会学呢？她采用的是什么方法呢？从理论上讲，她兼收并蓄，既借鉴了韦伯、马克思和涂尔干的经典著作，又借鉴了结构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和后结构主义。易洛思经常引用理论，将其应用于她的材料，并通过修改她最初的观点来结束。她的方法包括定性访谈和实验，例如让受试者从三张“浪漫”明信片中选择一张，并给出理由。她还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杂志广告与1989—1991年期间的一些广告进行比较，并没有做出任何全面分析的主张，而是同时利用了杂志和各种形式的咨询文献。如果该书对历史研究中遇到的各种惯例有任何主张的话，那么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些年到20世纪80年代这种时间上的混乱可能值得担心。此外，《消费浪漫乌托邦》并不是第一部关于浪漫爱情的社会学研究著作。(223) 然而，本书最引人注目的是幻灭的效果。她用坚定的手引导着她的社会学手术刀，无情地揭示了爱情的社会经济框架，到了书的结尾，浪漫几乎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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