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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所有语言都有词语来表达（i）“坏事会发生在我身上”的想法；（ii）“我想做点什么”的想法；（iii）“人们可能会认为我不好”的想法。这些词语与英语里表达害怕、愤怒和羞愧的词语有语意重叠（虽然并不完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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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在所有语言中，【133】人们都可以通过可观察到的身体“症状”（也就是说，通过一些被认为是这些感觉的特征的身体事件）来描述基于认知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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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在所有语言中，基于认知的感觉都可以通过身体的感觉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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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 在所有语言中，基于认知的情感都可以通过比喻性的“身体意象”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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⑪ 在所有语言中，都有不同的语法结构来描述（和解释）基于认知的情感。(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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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概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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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不同文化和社会（以及不同时代）思考和谈论情感的方式呈现出相当大的多样性，但共性和普遍性的存在也是不容置疑的。问题是如何区分文化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如何通过后者来理解前者；如何通过对广泛的语言和文化的筛选来形成对普遍概念的一些理解，而不是通过将完全源于自己语言的理解模式绝对化。尽管如此，我曾说过，我们需要一个有理有据的第三方标准，这种“第三方标准”是由人类普遍概念的微型语言提供的，而这些普遍概念源于实证的跨语言研究。(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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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可以提出很多观点。语言和模仿中情感的表达或许可以简化为普遍概念，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然而，历史学科是根据不同的规则运作的，并且有不同的认识论。它最终对这种普遍性并不感兴趣，因为历史学家强调的是文化的多样性。正如丹尼尔·M.格罗斯（Daniel M. Gross）所言，韦尔兹比卡所提出的这种事实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事实”。但是，未来的概念史将利用语言学（尤其是词汇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到目前为止，韦尔兹比卡的理论是有理有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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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佐尔坦·科维克塞斯（Zoltán Kövecses）与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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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喻研究专家佐尔坦·科维克塞斯的研究超出了情感词汇的范畴。对他来说，英语里“anger”（愤怒）这个词并没有完全涵盖“愤怒”的内涵。在20世纪80年代末与乔治·P.拉科夫（George P. Lakoff）合著的一篇文章中，他指出，“愤怒”一词包含了更多的隐喻，在这些隐喻中，“anger”这个词本身并没有出现，例如“let off steam”（发泄怒气），“blow up”（爆发），“making one’s blood boil”（使人怒火中烧），“foam at the mouth”（暴怒）。(236) 这些形象可以通过一些隐喻类型来捕捉，如“愤怒是热量”（例如“hot head”是指容易被激怒的人）；“愤怒是一种危险的动物”（例如，【134】“他脾气很暴”）；或者“愤怒是一种负担”（例如，“发脾气之后，我觉得轻松多了”）。最广为使用的意象是“愤怒是容器中液体的热量”。这种“核心隐喻关注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愤怒可能是强烈的，可能会导致失控，而失控可能是危险的”。(237) 多年来，科维克塞斯进一步发展了其隐喻理论，如图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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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情感语言的类型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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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彼得·帕尔姆（Peter Palm）基于Kövecses, Metaphor and Emotion , 6中的一份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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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科维克塞斯认为，几乎没有任何“纯粹的”情感隐喻，而是常用的隐喻被用于情感。(238) 最主要的隐喻是力量和能量：“情感就是力量”。因此，有一个支配所有其他隐喻的隐喻。“情感隐喻不是孤立的、不相关的特定层面的隐喻，而是围绕着力量的一般概念形成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这为情感语言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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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维克塞斯甚至认为情感研究被困在社会建构主义和普遍主义之间，认为这种二分法是无益的，需要某种调解，一边是激进的建构主义者，如罗姆·哈瑞（Rom Harré），【135】他认为情感主要是由语言来建构的；另一边是约瑟夫·勒杜，他认为情感是在大脑中无意识发生的，语言中的情感表达仅仅是“对情感锦上添花的装饰”。(240) 科维克塞斯是如何看待这两种方法的结合的呢？普遍性或“接近普遍性”被认为是情感的体现。(241)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近乎普遍”的隐喻。愤怒的生理维度为愤怒的概念化设定了一定的界限。例如，愤怒通常被与体温升高联系到一起，这显然是一种普遍现象。(242) 这种生理现象为愤怒隐喻的出现提供了一个框架。愤怒的一个近乎普遍的隐喻是“有压力的容器”。科维克塞斯承认生理和隐喻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所以身体体验不一定会产生隐喻，但是“它使得大量其他可能的隐喻概念化要么不相容，要么不自然。例如，如果把愤怒理解为轻柔地飘落的雪花，一个与愤怒时我们的身体和生理机能完全不相容的形象，那就太奇怪了”。(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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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还试图在社会建构主义和普遍主义这两极之间采取一种调和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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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普遍生理学对其所施加的 限制之内 ，人们可以选择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将他们的情感概念化。这些限制给说不同语言的人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他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强烈的情感。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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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语言的这种“新型综合体”被称为“基于身体的建构主义”，它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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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方面是普遍的，与身体的生理功能有明显的联系。一旦分析出情感语言普遍性的方面，情感语言和概念中非常显著的差异就可以通过参照文化知识和语用话语功能的差异来解释，这些差异是根据不同的文化定义的规则或场景来运作的。【136】这种方法也使我们能够看到，文化利益可能与固有表达倾向相矛盾，并压制或扭曲固有表达倾向。因此，我们并不需要永远站在对立的阵营中，一边是天生主义者，另一边是社会建构主义者。(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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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作为语言学家的科维克塞斯来说，情感最重要的“来源”是言语，尤其是比喻性的言语。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情感的语言和意象表达部分体现了普遍性，部分体现了文化性。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成立。但是身体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简化为生理状态呢？如果连身体也是文化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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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20世纪90年代（二）：超越社会建构主义与普遍主义的二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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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是自然的还是文化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种辩论以不断更新的形式反复出现。在最近一轮的辩论中，帕斯卡·艾特勒和莫妮克·舍尔以“文化”作为回应，展示了从20世纪90年代身体史和性别史中借鉴的身体的文化概念对情感史的贡献。不像人们经常做的那样，认为身体是不变的自然的避难所，从而赋予情感身体性的一面以一个永恒的、泛文化的维度，艾特勒和舍尔从历史化的角度来看待情感的体现。正如他们所说，文化以许多不同的方式铭刻在身体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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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获得了某些能力、缺陷或习惯，无论是无意识的还是有意培养的，都很难摆脱。它们会在身体上留下标记：肌腱缩短，让人无法以特定的方式坐下；血压升高或突然昏厥；心脏狂跳，或流眼泪。(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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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特勒和舍尔批评了语言学转向的逻各斯中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