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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埃克曼的说法，海德一开始时认为埃克曼的研究结果不能被证实，因为达尼人没有与表达普遍基本情感的英语概念相对应的表达。埃克曼认为，这种最初的否定倾向有力地加强了海德研究结果的可靠性，而这些结果几乎与埃克曼的研究结果完全吻合。随后，埃克曼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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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例外是达尼人无法区分愤怒和厌恶的表情，尽管他们能将这些情感与其他所有的情感区分开来。海德预见到了这一发现，因为他观察到达尼人会避免表达愤怒，常常用厌恶来掩饰。(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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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回顾起来，埃克曼注意到缺乏任何实证证据来证明表达规则，即通过标准化的社会表达模式来覆盖“真实”的基本情感。这涉及自然（基本情感）和文化（表达规则）之间的协调。埃克曼和他的团队设计了以下实验：让美国和日本的大学生观看澳大利亚原住民青年做包皮环切的影片，同时还要观看外科手术的影片，所有这些电影都会令人紧张不安。(27) 受试者将分别观看这些影片，并被秘密录像，作为对照，【157】他们也会在观看不会引发压力的“中性”影片时被录像。以这种方式记录下来的图像将被展示给两组受试者，每组受试者都属于第三种文化。两组受试得出的结论是，日本和美国学生在相同的时间点做出了相同的情感反应。虽然被认为是“不可捉摸的东方人”，按照通常的刻板印象，日本学生会掩饰他们的情感，而这正是选择日本学生作为实验对比文化的代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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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使用面部动作评分技术（Facial Action Scoring Technique，简称FAST，这种方法后来被称为面部动作编码系统，即Facial Action Coding System，简称FACS）对录像进行研究，这一技术由埃克曼和他最亲密的同事华莱士·V.弗瑞森（Wallace V. Friesen）开发并申请专利，用于分析面部肌肉动作。这再次证实了在文化适应的表面下也可以检测到同样的基本情感。(28) 最后，实验被重复进行，先是让实验对象独自观看“有压力的”影片，用一个隐藏的摄像机对其进行录像。然后，受试者当着他们自己文化中“权威人物”的面观看同样的影片，这位权威人物实际上是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博士生。结果发现，在第二个实验中受试者的“面部表情完全不同。日本人比美国人笑得更多，以掩饰他们的负面情绪”。(29) 可见，文化确实发挥了作用，虽然自然仍然是基本的，埃克曼总结说，“这绝不仅仅是一个自然或后天培养的问题”。(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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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克曼的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心理学家的支持，20世纪80年代初，他取代了伯德惠斯戴尔，成为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有关非语言交流的研究项目的顾问，这标志着他日益增长的声望达到了巅峰。雷斯写道：“埃克曼战胜了伯德惠斯戴尔，这是一次方法论上、学术上和体制上的胜利，这决定了美国情感研究未来几十年的命运。”(31) 埃克曼自己的回顾性判断是，这代表着科学战胜了猜测，客观战胜了主观，以经验为基础的实验心理学战胜了建立在参与者观察基础上的人类学解释学，将观察者的地位定义为既位于观察到的人类行为的内部，也位于其外部。(32) 雷斯本人的视角是科学史学家的视角，她在这里看到的是影像的暗示力量战胜了诚实和严肃的科学。这是便利性所取得的胜利，因为实验可以很容易地通过埃克曼公司在网上提供的一组面部照片进行重复。这也是一场战略行动的胜利，一场以成功地将持不同意见的声音边缘化而告终的胜利。特别是，它是情感作为想象中一种“硬的”普遍物理范畴的胜利，这本身与其他科学对这一范畴日益增长的需求有关。(33) 【158】我们将会看到，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尤其是在21世纪初，人文科学越来越普遍地采用埃克曼的情感概念及其神经生物学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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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埃克曼的研究成果被人文科学所吸收，本书才用如此多的篇幅来介绍。在生命科学领域，埃克曼的理论在许多方面已被神经科学所取代。现在，情感的运作原理要到大脑中去寻找，而不是在脸上。(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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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出发，按照科学的程序和真实性原则，埃克曼的研究不攻自破。更确切地说，他的假设的经验证据可以说是非常薄弱的，留下的是这样一个可能性，即其他人在其他地方可以提出其他证据，仍然可以证实这些假设。让我们扼要说明得出这一结论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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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用情感状态的照片进行的实验构建是循环论证。首先，选择表示基本情感的概念简化了情感的复杂性。这些概念是否与基本情感相匹配，而不是与其他情感相匹配，这并不明确。然而，由于后者“更为复杂”，因此被先验地排除在外。同样不明确的是，为什么只使用英语中的情感概念，为什么没有尝试用其他语言来提取基本情感。其次，测试对象被要求通过面部表情来模仿所选择的、据称是基本的英语情感概念。第三，使用面部动作评分技术对照片进行分类，只选择那些似乎符合要求的基本情感的照片。但面部动作评分技术是利用原来的摆拍照片开发出来的。因此，用面部动作评分技术寻找“纯粹情感”的照片涉及循环论证。最后，研究人员向其他受试者展示的是被认为显示了基本情感的照片，然后要求他们将这些照片与最初用来形成这些照片的同一套概念匹配起来。即使是这样一种重复的实验设计，当实验在其起源的美国文化中进行时，依然没能建立起概念和表达之间的完全匹配。还有一点，读者们，你们是否正确地识别出了本章开头几张面孔所表达的情感？试试看！上边的这幅照片表达的应该是厌恶，中间的表达的是悲伤，下边的是愤怒。一旦离开美国，这种匹配度就会下降。有些所谓的基本情感根本就没有被记录下来，对于某种特定的基本情感，【159】有些非美国文化中并没有相应的概念，或者任何与其相接近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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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没有书面语言的文化中进行的实验是建立在讲述的基础上的，即围绕照片编造故事，把这些故事从英语翻译成当地语言，然后再翻译成英语。讲述和翻译的过程都弱化了图像与情感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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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再也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真正不受外来影响的。如果埃克曼的实验是在未受影响的文化中进行的，那么第二个实验就不可能发生，因为严格意义上讲，该文化已经不再是未受影响的了。这违反了实验可重复性的科学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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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没有人能解释为什么是面部表情，而且只有面部表情，被认为能表达一组特定的基本情感。埃克曼对面部的选择是一个悠久传统的一部分，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有关面部表情的思想，然后到勒·布伦的《情感表现法教程》（Méthode pour apprendre à dessiner les passions ，1668）和拉瓦特（Lavater）关于面相学的作品，再到达尔文和迪谢纳的照片。(35) 这一传统也得益于实验心理学的要求，以及其认识论和技术可能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情感在身体上位置的选择也发生了变化。从20世纪90年代脑成像技术出现后，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即在对情感进行实验心理学研究时，大脑是得天独厚的研究场所。在第二章我们看到，对于情感在身体中的确切位置这个问题，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答案。我们看到，拉莎理论和印度舞蹈并不认为只要观察面部表情就可以获得最充分的情感真实性。相反，面部表情被有意用来为戏剧效果服务。还有一些表达情感的方式因为我们对图像和视觉的执着而被完全忽视。例如，在这些实验中，嗅觉从来没有被提及过，然而事实上，在许多文化中，恐惧与出汗有关，因此也有嗅觉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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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正如露丝·雷斯所证明的，埃克曼对情感状态的照片的运用，被真实性与模仿之间的内在矛盾撕裂了。一方面，埃克曼批评了早期关于面部表情的研究，因为这些研究使用了摆拍的照片。他认为这是不真实的，贬低了所使用照片的价值。但随后他就改变了立场，声称最有可能被摆拍的照片是最纯粹、最真实的。(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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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情感可以在最纯粹的表达瞬间被捕捉到，【160】这一想法的前提是一切都是瞬间发生的。然而，即使是最先进的摄像器材，在拍照时也会有轻微的延迟，部分原因在于器材本身，部分原因在于手指必须按下按钮才能打开快门。因此，认为一切都可以实时捕捉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对于一个实验模型来说，这种延迟是有问题的，因为该模型假定最自然的反应会立即跟随给定的刺激，毫无延迟，一个突然的口头命令（例如恐惧！）会产生一种受表达规则影响最小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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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雷斯还考察了一个人独处、未被观察时的感受，与一个人在权威人物面前并被观察时的感受之间的差异。首先，在拍摄照片时，拍摄对象能够意识到摄影师的存在。即使当埃克曼在新几内亚拍摄照片和录像时，那些被拍摄的人也总是会意识到埃克曼作为摄影师的存在。然而，埃克曼也承认，实现“真实的”情感面部表情的理想环境是独处，并且是在一个人认为没有被观察的情况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后来的实验使用的是一部隐藏的相机。(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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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使用隐藏摄像头对美国和日本学生进行对比研究对埃克曼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许多对原来的实验持批评态度的人因此选择了沉默。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埃克曼实验室的“背叛者”艾伦·弗里德隆德（Alan Fridlund）对这项研究提出了详细的批评。下面的几点批评最有分量。首先，他对埃克曼的假设提出了批评。埃克曼认为，在实验室环境中观看电影，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与独自在家时的感受一模一样。弗里德隆德认为，仅仅因为受试者在生理上是独自一人，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心理上也是独自一人，因为指导实验的人总是一个潜在的观众，而实验室本身就是实验进行的舞台。(38) 其次，弗里德隆德指出，当日本受试者在旁边有权威人士的情况下观看电影时，他们不动声色的反应并不是因为表达规则，而是因为日本社会对礼貌的普遍要求。他们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在场的其他人身上，而不是屏幕上。第三，弗里德隆德批评了埃克曼实验设计中的假设，即在实验过程中，只有面部才表达情感。显然，事实并非如此，因为面部肌肉也被用来说话。面部动作评分技术的方法并没有考虑到面部肌肉在表达情感时与说话时的区别，【161】而这对实验结果产生了影响。(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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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看，埃克曼情感理论的内在矛盾和方法论问题十分突出。我再说一遍：对埃克曼的大多数批评并非来自人文学科，基本情感理论的不足已经被心理学家利用实验心理学的常规标准所证明。(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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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克曼的怀疑者日益形成网络并制度化。后一种趋势的一个明显迹象是，2009年，埃克曼的著名批评者莉莎·费德曼·巴瑞特（Lisa Feldman Barrett）和詹姆斯·拉塞尔创办了刊物《情感评论》（Emotion Review ）。这一刊物也发表情感史方面的论文。尽管如此，埃克曼在学术界的其他领域，以及在政治和流行文化中都很受欢迎。自“9·11”事件以来，美国政治经历了结构性的转变，围绕国家安全展开的激烈辩论占据了主导地位。如果在“9·11”事件之前，这些辩论遵循的是相当可预测的、总体上“民主的”路径，辩论在公开场合进行并会达成妥协。但是在“9·11”事件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不同的意见似乎已不被容忍，焦点集中在全面安全而非相对安全的愿景之上。这个新时代的逻辑与埃克曼实验室的实验逻辑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埃克曼的方法假设，人的情感可以从他们的脸上清楚地看出，独立于产生这种情感的个人，独立于他们的情感，也独立于他们管理和引导他们情感的方式，即他们对自己的情感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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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这一切，“9·11”之后埃克曼成为反恐项目“通过观察技术筛查乘客”计划（Screening Passengers by Observational Techniques，简称SPOT）的教父也就不足为奇了。2004年测试阶段结束后，到2012年初，美国161个机场安装了SPOT机器。这些机器会捕捉面部“微表情”，用来选择排队者中那些被认为有什么要隐藏的，或者在撒谎的人。(41) 埃克曼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对这一计划持批评态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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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是根据一种未经检验的观察方法，对个人隐私无谓的侵犯，对于抓获企图炸毁一架飞机或将其撞向一座大楼的恐怖分子，不会发挥太大的作用，但是会侵犯乘客的公民权利。我不同意这种观点。40年来，我一直在从事对欺骗和行为的研究。我知道，研究人员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知识，知道撒谎者的样子和行为，【162】如果不使用这些知识来搜索恐怖分子，那就是疏忽大意。除了行李检查、雷达扫描、炸弹嗅探犬和其他安全措施，观察技术还可以帮助降低风险，有可能会阻止类似于2001年9月11日那样的致命袭击。(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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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内的确定性是通过实验心理学特有的认识论获得的：把现实缩小到几个自变量和因变量，通过两个变量之间已被证明的因果关系来确保内部效度，通过结果可以推而广之这一事实来确保其外部效度，通过在实验室外的自然环境中将得出同样结果这一事实来确保其生态效度。这些是支配实验心理学的法则，用这种方法得到的结果在非常有限的适用领域可能是正确的。但外部效度至关重要，把实验室的实践引入混乱的政治实践中是非常危险的做法，尤其是那些被安全话语所主导的政治实践，因为在这里没有办法创造自然科学所需要的那种界限。无论实验室制造的确定性多么诱人，它都无法在安全政策领域复制。无论是SPOT，还是国土安全部使用的五级警报（以特定颜色表示威胁级别），都永远无法创造绝对的安全，它们所能做的就是承诺可以做到绝对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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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承诺的产生消耗了大量可以用于其他目的的公共资金。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提出，是否值得花这么多钱在这上面，这与要求有关国家安全的辩论再次回到政治逻辑，而不是安全话语的逻辑有关。不同的政治圈子和一种新的专家文化已经发起抵制。前者剥去了启蒙运动传统中伪科学的安全话语，而后者则坚持必须运用成本效益计算，即防范恐怖主义的高昂成本是否值得。(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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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从实验室向政治领域的转移已不再是一条单行道，而更像是一个相互的过程。埃克曼现在将自己的研究隐藏在安全逻辑中，声称他将不再在专业期刊上发表文章，因为这样做可能会泄露国家机密。(44) 这种科学上的不透明与公众越来越多的可见性相伴随。《别对我撒谎》只是他一系列媒体露面和访谈中的最新一幕。【163】在1992年总统竞选期间，他说自己对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一个虽然做坏事被抓到但仍然想让我们喜欢他的家伙。”在1998年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当克林顿否认与莫妮卡·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有染时，埃克曼声称自己可以通过表情看出克林顿在撒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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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三章的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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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导言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第三章探讨的是一种特殊的观点。它有一个使命，那就是要警告历史学科不要走其他人文学科的道路，草率地借用实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尤其是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因此，本章的语气将变得比以往更加严厉，但我认为这是应该的，其他人文学科采用实验心理学研究结果的方法证明了这一点。尽管如此，本书导言部分阐明的原则仍然有效，即历史学科必须尽可能保持开放，在处理包括生命科学在内的邻近学科时不允许有任何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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