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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精神分析所做观察的粗略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出，本能代表的数量因素有三种可能的变化：要么是本能被完全抑制，以至于找不到它的踪迹，要么是它以某种方式或其他定性的色彩显现出来，要么是变成焦虑。(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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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一个由驱动力、情感和个人感受组成的三角形。延森写道：“情感状态由一种能量元素组成，这种能量元素在心理机制中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发挥作用。”他接着说：“一种情感以一种扭曲或位移的形式，强行通过一种不完全的压抑，从无意识进入有意识，以这种方式可以被作为一种情感来感受。”(167) 这让我们想起，在诺贝特·埃利亚斯的作品中，有一种对弗洛伊德情感理论的呼应。他谈到了“情感经济”，并指责现代社会用禁忌来掩盖在中世纪仍未被过滤的情感表达。因此，在最好的情况下，情感可以在体育运动的人造舞台上表现出来；在最坏的情况下，情感被压抑，导致神经官能症、强迫症和其他疾病。延森将弗洛伊德情感理论的生物学和机械性特征归因于生理学对早期弗洛伊德的影响，以及资产阶级男性价值观的内化，如理性被理解为对情感的控制，还有过度的科学主义，这在某种程度上保护科学免受对其缺陷的指责。最终，那些研究情感的人，尤其是研究精神分析的人，被指责为“不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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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森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所发现的关于情感的矛盾心理，在强迫性神经症患者身上表现了出来，他们承认一种感觉（例如爱），同时压抑另一种感觉（例如恨），这驱使他们做出强迫性的行为。对弗洛伊德来说，对情感的矛盾心理也有人生经历方面的影响，【199】他后来回忆说，他小时候有一个比他大一岁的侄子，他崇拜这个侄子，但也讨厌他的优越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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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有的朋友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他的化身……我的情感生活一直在以下一点上有所坚持：我应该有一个亲密的朋友和一个讨厌的敌人。我总是能够重新为自己提供这两者，童年的理想状态被如此彻底地再现，以致朋友和敌人在同一个人身上结合在一起，这种情况并不鲜见。(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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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森认为，第二个线索是焦虑在弗洛伊德的思想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弗洛伊德写道：“不管怎样，毫无疑问，焦虑问题是一个节点，在这个节点上，各种各样重要的问题汇聚在一起，这个谜题的答案一定会对我们理解整个精神世界带来很大的启示。”(169) 当他把焦虑的概念从早期“情感经济”理论中分离出来时，弗洛伊德马上提出了这样一个理论，即婴儿出生时的原始焦虑是所有其他焦虑的蓝本，这种焦虑与出生时“由于血液更新（内部呼吸）中断而引起的大量刺激”有关：“‘焦虑’这个词强调了呼吸受到限制的特征，这在当时是真实情况的结果，现在几乎总是在情感中再次出现。”(170) 在一个人后来的人生过程中，所有的焦虑都可以追溯到这一最初的情况。弗洛伊德强调：“随着对被父母亲阉割的恐惧的去人格化，这种危险变得不那么明确了。阉割焦虑会发展成道德焦虑——社会焦虑——现在要知道这种焦虑是什么并不容易。”(171) 乌法·延森认为，弗洛伊德的焦虑位于自我的层面，从那里到达超我，使焦虑成为“文化创造的核心感觉”。(172) 自我寻求个体的幸福感，传递焦虑的信号，这种信号被转化为道德，以及强大的、超个体的集体和社会文化成就。“在作为一种症状的个人层面上表现出来的失败中，可以看出推动文化向前发展的因素：一种感觉，对这种感觉的理性控制必须成为每个人的任务，也必须成为所有人共同的任务。”(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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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弗洛伊德以来，精神分析学经历了各种变化以及进一步的发展和修正，追溯情感在这些变化、发展和修正中所扮演的角色并没有多大意义。【200】但是为了说明这个领域发生了什么，我们可以介绍当前的两个事例。首先是最近神经精神分析学的发展，它将神经科学所理解的情感与精神分析概念相结合。精神病学家和神经学家约拉姆·约维尔（Yoram Yovell）将弗洛伊德的驱动力理论与神经科学家雅克·潘克塞普提出的情感指挥系统（Emotional Command Systems）结合起来。潘克塞普在1998年创造了“情感神经科学”这个表达。约维尔提出的是一个爱情的神经心理分析模型。(174) 潘克塞普的情感指挥系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神经化学过程，能够带来生存上的优势，因此在功能上是基于进化生物学的。情感指挥系统中的“探索”“恐惧”“愤怒”和“欲望”位于大脑皮层最深处，位于脑干内部和周围。这些情感指挥系统负责人类和动物的基本活动，如应对威胁或繁殖。其他位于大脑皮层下、较高区域的情感指挥系统调节简单的社会行为（“恐慌”“关心”“玩耍”），这些行为与社会关系和对分离的恐惧有关。尽管潘克塞普本人不赞成将他的情感指挥系统和驱动力理论相混淆，认为它太复杂了，无法与弗洛伊德关于力比多和自我或性冲动的概念相提并论，但这一过程已经完全被神经精神分析这一新领域所采用。(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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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维尔还谈到了浪漫爱情，它既与对象有关（爱的是谁？），又与文化有关（许多文化缺乏浪漫爱情的概念），在这种背景下，将情感指挥系统和驱动力理论联系到一起。或者更精确地说，约维尔试图以情感指挥系统作为纠正方案，重写弗洛伊德的理论。约维尔认为，支配一切的普遍的欲望驱动不能直接用来解释浪漫爱情，只有把不同的情感指挥系统结合起来才有可能：情感指挥系统中的“探索”最接近力比多，而“恐慌”和“关心”最接近弗洛伊德所说的驱动力的欲望方面，这三个因素在浪漫爱情中不谋而合。最后两个因素导致了与依恋和对分离的恐惧有关的焦虑，这是浪漫爱情的具体方面。“不管怎样，驱动力理论现在可能会被修正，以便包括非力比多的本能和情感系统，比如依恋系统。在精神分析学和认知与情感神经科学共同努力研究并理解浪漫爱情的过程中，它可能会成为两者之间一个有用的连接。”(176) 费莉西蒂·J.卡拉德（Felicity J. Callard）和康斯坦蒂娜·帕普利亚斯（Constantina Papoulias）认为，【201】只有当人们对弗洛伊德进行神经科学解读时，这才会奏效。这种解读在进化生物学的框架内对快感原则（Lustprinzip）进行功能性的解释，而这种解读与人们通常对浪漫爱情的理解相去甚远。(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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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如今，在治疗创伤和其他情感疾病的实践中，人们越来越强调讲故事这一手段的治愈能力，即使在精神分析仍具有强大影响力的领域也是如此。其目的不是像早期的精神分析实践那样，追溯创伤的起源并揭示其触发因素。治疗师不是为了把被压抑的可怕经历用语言表达出来，相反，叙述本身被认为具有治疗效果。讲故事有一种反复的操演性的力量，使零碎的记忆成为一个连贯的整体。此外，叙述使人对一些可怕的事情产生一种距离感。叙述过程通过消除情感的直接性来消解情感。(178) 一些治疗方法预设了一个阶段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即使是情感的识别也有治愈效果。例如，叙事暴露疗法（Narrative Exposure Therapy）援引了神经科学的原则，即“情感标记（而不仅仅是对情感本身的识别）会破坏情感反应，并减少边缘系统的活动，否则，当出现负面体验时，这些活动就会发生”。(179) 但是最终叙述也是决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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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一个连贯的表现病人经历的一系列事件……这个过程允许习惯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恐惧反应会减少。治疗师的任务是鼓励痛苦记忆的激活，防止病人利用习得的策略避免或终止这些记忆和身体感觉的激活……病人会在这个过程中逐渐适应，习惯于在不引起强烈情感反应的情况下回忆事件。(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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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20世纪60年代以来情感心理学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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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关于情感的概念性和经验性著作的数量呈指数增长”。(181) 目前还不清楚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部分原因与心理学的内部发展以及其他科学的发展有关。【202】其中一个主要的影响是情感在存在主义哲学中的重要性，而后者产生了全球性的影响。社会的总体发展很可能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妇女运动的兴起，以及妇女进入大学和职场，无疑展现了诸如情绪化等典型女性特征的面貌。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另一个因素是由于治疗、自助团体和谈论个人感受的新时代运动的影响，情感的地位在更广的社会范围里提高了。(182) 和平运动也对“情感”概念中任何消极内涵的淡化做出了贡献。事实上，在与和平运动有关的团体中，那些不善于表达自己焦虑的人日子不好过。(183) 这一转变，连同那些尚未进入历史记载的其他变化，在情感心理学研究中引发了一场真正的爆炸。让我们通过考虑一些最成功的范式来回顾一下这方面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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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情感的综合认知生理学理论：沙赫特-辛格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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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心理学家斯坦利·沙赫特和杰罗姆·辛格提出了一个假设：处于一般生理唤醒状态的人可以根据不同的环境，用不同的情感描述来识别这种唤醒状态。根据沙赫特和辛格的观点，没有任何一种生理信号与某一种情感有排他性的关系。一般的生理信号只有在评估程序完成后才能找到情感上的术语。因此，愤怒、嫉妒或快乐并不是身体的状态，而是基于情境的、习得的归因。他们认为，那些从生理的角度对非特异性生理唤起提出有启发性解释（“他们被注射了肾上腺素”）的人，根本没有对这些状态使用情感标签。与此同时，如果没有生理上的刺激，就不可能有情感上的描述。(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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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验证他们的假设，沙赫特和辛格设计了一个模型，【203】其中包括184名男性受试者，他们都是大学生，被告知要注射一种维生素来测试他们的视力。事实上，他们被注射了肾上腺素溶液，这种溶液通常会导致心率和血压升高，血糖升高，呼吸加速。在整个实验过程中，每一位受试者都受到引导，认为这些影响是用来测试他们视力的维生素所带来的结果，但研究人员向其中一部分人解释了所谓的维生素注射的效果。然后，这群人被大致分成两组，其中一组被要求在一些演员的帮助下模拟欣快感，另一组被要求模拟愤怒感。后来检查了每一位受试者的心率，并让他们填写了一份关于自己身体状况（心率、颤抖、耳聋、瘙痒、头痛）以及对自己情感状态的印象的问卷。结果证实了这一假设：所有被提供了生理上的解释（注射维生素会导致心率加快、手发抖等）来说明其身体状况的人都说自己没有产生情感反应，只是对注射的溶液有反应。那些没有被告知注射药物对身体影响的受试者要么很愉快，要么很愤怒，并将他们的身体反应描述为狂喜或愤怒。这创造了“可能是学术心理学中最具影响力的情感理论”，至少在“发表后的20年里”是如此。(185) 沙赫特-辛格模型又被称为双因素模型或认知-生理模型，它认为情感和身体运动总是交织在一起的（没有身体就没有情感），习得认知负责解释和说明所涉及的特定情感（图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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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沙赫特-辛格的情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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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彼得·帕尔姆基于“The Schachter—Singer Theory of Emotion”, Psychwiki.com accessed 12 March 2014中的一份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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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其综合性，沙赫特-辛格模型一直与（新）詹姆斯主义和认知心理学联系在一起（沙赫特本人称他的理论为“改良的詹姆斯主义”）。(186) 【204】今天，人们总是从正面强调这种认知和生理的综合，虽然有人对这一模型的细节提出批评。(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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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情感评价：认知心理学与评价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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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沙赫特和辛格提出其情感模型的几年前，美国心理学家玛格达·阿诺德已经详细阐述了一种情感模型，这种模型为引发情感过程的刺激或情感对象的评价留出了余地。阿诺德及其合著者约翰·A.加森（John A. Gasson）认为，情感是“一种趋利避害的倾向，而这种倾向为一种相应的生理趋避模式所强化”。(188) 和刺激—反应模型不同（我逃离蛇，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危险的刺激），对事物的判断也会影响人的反应：我逃离毒蛇，因为我知道它是危险的，但我对无脚蜥无动于衷，因为我知道它是无害的。换句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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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唤起一种情感，该对象必须被评定为能在某些方面影响我，由于我的特殊经历和特定目标而对我个人产生影响。如果我看到一个苹果，我对它的品种和味道了如指掌，这些并不会对我有任何触动。但是，如果这个苹果是我喜欢的品种，而我又生活在既不产这种苹果又买不到它的地方，我可能会怀着一种真切的情感渴望得到它。(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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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模型可以简化为以下简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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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觉—评估—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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