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1502228

1701502229 资料来源：“The BASIS Glossary”, The Brief Addiction Science Information Source (BASIS) accessed 13 March 2014。

1701502230

1701502231

1701502232

1701502233 在安东尼奥和汉娜·达马西奥（Hanna Damasio）成名之前，他们就已经在艾奥瓦大学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神经系统异常损伤患者数据库，这些患者大多是由于病变导致脑组织损伤，但也有因脑瘤导致的脑组织丧失。爱荷华博弈任务实验对象分为两组：一组是前额叶皮层受损的患者，另一组是大脑未受损的对照组。结果显示，前额叶皮层受损的患者追求更高的收益，而不考虑最终的负面结果，而那些大脑未受损的人总是关注最终结果，乐于接受更小的胜利。就像达马西奥的同事、实验设计者安东尼·贝查拉（Antoine Bechara）所说的那样，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受损的患者“缺乏远见”。(218) 科学家们还发现，当第一次获得高收益时，预期阶段皮肤电导反应（Anticipatory Skin Conductance Response，简称SCR）的测量值和其他生理数值都开始上升。

1701502234

1701502235 爱荷华博弈任务实验被重复了很多次，也被更多地用于检验其他假设。自1994年以来，已经发表了100多篇基于爱荷华博弈任务实验的论文。从这些实验中得出的结论远远超出了纸牌游戏中的决策。例如，对来自芝加哥的HIV阳性的受试者进行实验，他们有严重的药物依赖问题，他们的最终结果和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受损的患者一样糟糕。这项研究的作者得出结论，药物依赖性损害腹内侧前额叶皮层的方式与由于意外或脑瘤引起的病变相似。还有一点可以进一步论证：正如腹内侧前额叶皮层损伤患者只想以牺牲长期利润为代价，赢得眼前的胜利，因此抽更高风险的牌一样，那些有严重的药物依赖性问题的患者会从事非常危险的性行为，所以助长了HIV的传播。(219) 爱荷华博弈任务应用于生物政治学的潜力非常大。既然这意味着高危的性行为（这本身就会给卫生系统带来高昂的代价）不是“性格懦弱”“死气沉沉”或“犹豫不决”的结果，而是与大脑息息相关，那么规范药物依赖者的性行为，严惩侵犯行为是可行的。【216】爱荷华博弈任务实验的结果尚未应用于这一方面，但已经被用于测试，以确定是否有针对强迫症的药物治疗办法。(220) 此外，爱荷华博弈任务在经济神经科学方面也有许多可能性。(221) 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也有其支持者，他们对将身体和心智结合起来的具身认知理论做出了回应。我们很快就会讲到这一点。

1701502236

1701502237 躯体标记假说受到了很多质疑。(222) 人们质疑它是否真的有新颖之处。威廉·M.马斯顿（William M. Marston，1893—1947）早在1928年就提出了类似的观点。1971年，神经科学家瓦勒·J. H.诺塔（Walle J. H. Nauta，1916—1994）根据麦克莱恩的边缘系统理论，提出额叶与身体周围的感官印象和复杂决定相关，这与20年后达马西奥的观点非常相似。(223) 第一个质疑与实验心理学对制度记忆的恢复有关。第二个质疑是质疑爱荷华博弈任务是否真的激活了情感记忆，并且在“认知上难以理解”。(224) 达马西奥曾声称，“区分贝查拉和同事们的任务与其他概率推理任务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受试者通过感觉来做出选择；他们会预感某些选择优于其他选择”。(225) 【218】这个实验的成败取决于这个问题：在选择扑克牌时，如果只有没有情感信号的高级认知过程被激活，并且对于决策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那么这个实验就不能说明躯体标记的存在。事实上，一系列研究表明，受试者比实验设计所预期的要更完整、更快速地掌握这一实验中奖励和惩罚的一般逻辑，因此可以在认知元层面上执行任务，这比用躯体标记做决策更为重要，如果这些躯体标记的确存在的话。(226) 一篇概述文章总结如下：

1701502238

1701502239 关于爱荷华博弈任务的奖励／惩罚计划在认知上完全无法理解的说法似乎站不住脚。这意味着，早期的爱荷华博弈任务涉及隐蔽的、无意识的躯体标记来调节决策的断言不再被认可。(227)

1701502240

1701502241 第三个质疑与对情感信号的解释有关——皮肤电导反应（Skin Conductance Response）。如前所述，根据达马西奥的观点，认知决策的能力之所以可以得到提高，是因为在身体回路中，皮肤电导反应的真正变化被记录在腹内侧前额叶皮层中；或者就像身体回路那样，在皮肤电导反应没有真正变化的情况下产生一个伪印象。各种重复的爱荷华博弈任务实验未能阐明所测得的皮肤电导反应是否真的是预期的积极决策的迹象。这些信号也可能是“对反馈的响应、风险指标、决策后情绪状态的标记，或者是某个特定响应选项好坏的信号”。(228)

1701502242

1701502243 第四个质疑与腹内侧前额叶皮层未受损的健康对照组有关。反复的实验表明，在对照组所有假定健康的受试者中，有恒定比例（约五分之一）的表现与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受损的受试者一样糟糕。这给爱荷华博弈任务在反映真实生活方面的可靠性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如果一大群健康的人在爱荷华博弈任务中的表现和那些有病变的人一样糟糕，但另一方面他们在处理日常生活上没有问题，那么爱荷华博弈任务对现实生活还有什么启示呢？(229) 第五个质疑是由一些科学家提出的，即使是无瑕的结果，充其量也只能表明皮肤电导率反应和决策行为之间的关联，而不是因果关系。(230) 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质疑与腹内侧前额叶皮层的神经解剖学有关。达马西奥和他的同事们将其视为一种特殊的神经细胞组织，到目前为止，这种组织尚未在大脑中绘制出来。【219】受到质疑的不仅是这些细胞的连接，也就是所谓的腹内侧前额叶皮层的轮廓，还有它们在爱荷华博弈游戏中作为躯体标识器的这一说法。很明显，大脑其他区域的病变——比如同样界线不明确的杏仁核——也限制了爱荷华博弈任务的成功概率。同样很明显的是，达马西奥实验室称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在大脑左侧区域几乎不起任何作用；如果有一方起决定性作用，那就是右脑。(231)

1701502244

1701502245 十五、贾科莫·里佐拉蒂、维托里奥·加莱塞、马可·亚科博尼，镜像神经元和社会情感

1701502246

1701502247 2010年，两位神经科学家称：“很难想象有哪一类神经元能比镜像神经元更让人兴奋”；同年年底，德国《时代周报》（Die Zeit ）总结道：“镜像神经元很流行。”(232) 这两种说法都不夸张。还有什么是不能用正常的镜像神经元和镜像神经元功能失调来解释的？微笑、打哈欠、共情、爱、儿童的语言习得、宗教、心灵理论，甚至一般意义上的文化；(233) 还有脱发、阳痿和自闭症（“破碎的镜像神经元假说”），所有这些都可以用镜像神经元来解释。(234) 【220】神经科学普及工作的明星维拉亚努尔·拉玛钱德朗在2000年大胆预测，“镜像神经元之于心理学，犹如DNA之于生物学”。(235)

1701502248

1701502249 但什么是镜像神经元？贾科莫·里佐拉蒂、维托里奥·加莱塞等人于1995—1996年在帕尔马发现了镜像神经元。(236) 里佐拉蒂和加莱塞研究了南平顶猴（豚尾猴）身体运动中的神经元事件。他们观察了猴子伸手把坚果放进嘴里时神经细胞水平所发生的变化。出人意料的是，他们从连接到大脑的电极上发现，无论是当猴子做动作时，还是当猴子看到人类或其他猴子做同样的动作时，神经元特定区域（前运动皮层）都会放电。在此之前，没有人想到能在前运动皮层发现视觉感知，毕竟前运动皮层以前只和动作相关。考虑到他们观察到的神经细胞放电的双重功能，里佐拉蒂和加莱塞将其称为“镜像神经元”。这就是躯体运动和认知之间无意识神经元联系、无意识模仿和高层次理解之间神经元关联的假设的起源，与达马西奥的躯体标识器假设大同小异。

1701502250

1701502251 21世纪初以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人类身上可以找到类似的神经细胞，它们都处在一个类似的放电回路中；在2010年，就有大量证据表明确实如此。(237) 与此同时，许多实验室声称，通过使用经颅磁刺激和fMRI扫描的非介入性程序，可以发现镜像神经元在负责运动的前运动皮层之外的区域也会放电，并且与大脑皮层中负责高级认知能力的神经元有着类似的放电顺序。(238) 很明显，语言习得（以及更多）是以类似的自主和无意识的方式进行的。记者和普及工作者从中得出了本节开头所提到的结论。【221】以神经科学家马可·亚科博尼描述的实验为例：

1701502252

1701502253 在一系列实验中，要求其中一组参与者想着大学教授并写下所有想到的东西，他们通常会联想到高超的智力。另一组被要求做同样的事情，只不过心里想的是足球流氓，这些不守规矩、破坏力强的球迷通常让人联想到愚蠢（或至少是非常愚蠢的行为）。然后两组都被问了一系列的“常识”问题，表面上看，这一任务与第一个任务无关。但事实证明，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那些早先专注于大学教授的参与者的表现要优于那些一直在思考足球流氓的参与者。的确，思考“大学教授”的参与者比起对照组在回答常识问题时发挥得更好，而这个对照组反过来又比思考“足球流氓”的参与者表现更好。

1701502254

1701502255 结论：想着大学教授会让你变得更聪明，而想着足球流氓会让你变得更笨！雅普·狄克斯特霍伊斯（Ap Dijksterhuis）总结了他的研究，他说：“相关研究表明，到目前为止，模仿可以让我们变慢或变快、变聪明或变愚蠢、数学好或数学差、乐于助人、粗鲁或礼貌、啰唆、敌对、好斗、合作或竞争、顺从或叛逆、保守、健忘、细心或粗心、整洁或邋遢。”这个清单够长的，我相信这种持续的无意识模仿确实是某种形式的神经镜像的表现。(239)

1701502256

1701502257

1701502258

1701502259 因此，人们不仅可以通过认知让自己变得更聪明，还可以通过二级模仿（即心里想着其他聪明人）让自己变得更聪明。这是因为镜像神经元会使其他神经元（负责认知）与其保持一致。这是实验的核心结论。在此我们不讨论该实验的细节，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里显然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在这样一个封闭的模仿回路中，这种改变是如何发生的？如果一个人从未与他可以模仿的聪明人打过交道，那么这个人怎么可能变聪明？如果每个人都在模仿其他人，那么人类行为的差异又是如何出现的？

1701502260

1701502261 但亚科博尼更进一步。在《存在主义神经科学与社会》（“Existential Neuroscience and Society”）一章中，他写道：

1701502262

1701502263 反对神经科学影响政策的第二个原因与我们的自由意志观念会受到的威胁有关，而自由意志显然与模仿暴力的理论有关。对镜像神经元的研究表明，我们的社会性——也许是人类的最高成就——也是我们作为个体的自主性的一个限制因素。这是对长期以来的认识的重大修正。传统上，与个体行为的生物决定论形成对比的一种观点是，人类有能力超越自己的生物构成，通过自己的思想和社会准则来定义自己。然而，镜像神经元的研究表明，我们的社会规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的生物学决定的。【222】我们该如何运用这种新知识？因为难以接受而否认？还是用它来指导政策的制定，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好？我当然会支持后者。(240)

1701502264

1701502265 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们是否应该禁止那些在幼儿园就表现出攻击性的孩子进入社会，将他们关起来，这样他们的同龄人就不会模仿他们的行为？我们是否应该严格审查媒体和日常语言中暴力的表现形式，因为这些影片以及暴力的语言表达必然会引起模仿（在午餐时，我大声表达了对专横的老板使用暴力的愿望，这样做不仅让我自己更接近暴力行为的神经元阈值，而且让那些与我一同吃午饭的人也更接近暴力行为的神经元阈值）？

1701502266

1701502267 在里佐拉蒂和加莱塞首次发现镜像神经元约15年后，也就是2012年，对镜像神经元的研究出现了一种更具差异化和批判性的视角。格雷戈里·希科克（Gregory Hickok）和他的同事们研究的是语言的神经基础，他们没有质疑神经元新形式的存在，但他们怀疑高级认知是神经过程的一部分。通过回顾最初的实验并建立新的实验，他们证明了颞叶的语义分析不是放电回路的一部分。镜像神经元实际上是感觉运动神经元，在不同的行为选择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有人观察到，恒河猴能够区分向它们扔石头的人和向它们扔食物的人，尽管它们自己既不能扔石头也不能扔食物。希科克和他的同事认为，镜像神经元与其他“目标导向”的关联细胞相似：它们使投掷动作和被投掷物体之间的联系成为可能。(241) 希科克和其他人认为，里佐拉蒂和加莱塞应该盯着他们最初的问题，更多地思考运动的过程，而不是将他们发现的神经元的镜像性延伸到认知。

1701502268

1701502269 有些神经科学家认为，在使用像fMRI扫描仪这样的仪器进行成像时，其时间和空间分辨率太过粗糙，无法证明像镜像神经元放电这样快速而微小的现象的存在。在功能磁共振成像的大脑扫描中，很可能只有不同细胞同时放电——有些负责运动功能，有些负责认知功能——才能被观察到。在缺乏介入性程序的情况下，无法确定同时具有运动和认知功能的单个神经细胞的放电情况。这使得人类镜像神经元的存在尤其遭到质疑。(242)

1701502270

1701502271 最后，一些神经科学家指出，早在20世纪初，【223】科学家们就已经考虑到了观念功能和运动功能在大脑中的联系。例如，早在1908年，胡戈·利普曼（Hugo Liepmann）就根据他对因脑损伤而不能运动的病人和在执行有目的的学习动作方面有困难的患者的研究，区分了观念性失用症和观念运动性失用症。他认为，观念性失用症是指失去将观念联系在一起的能力，而观念运动性失用症则是不能协调动作。(243) 这一“新”范式再次吸引了新的研究人员和资金，而它所引发的轰动也再次受到了另一种声音的抵制，这种声音代表了长期以来被实验心理学的体制记忆所忽视的知识。

1701502272

1701502273 然而，镜像神经元的例子对神经科学的普及具有指导意义。像里佐拉蒂和亚科博尼这样的知名科学家能够成功地普及这些看似难以置信的想法，部分原因是人们对生命科学的兴趣普遍浓厚。此外，科学记者傲慢和浮夸的想象力也启发了一些神经科学家。他们中的许多人会这样想：如果一个无知的记者能写出一本关于镜像神经元和两性之战的畅销书，那么我也可以，这样就不用日复一日地在实验室里工作，也不用为了保住手下工作人员的饭碗而没完没了地填写课题申请表。这实际上是一种新的商业形式，涉及一种新的出版模式，这种模式与约翰·布罗克曼（John Brockman）和他在纽约的文学经纪人工作密不可分。

1701502274

1701502275 布罗克曼第一次成名是在20世纪60年代，当时他与纽约先锋派舞台上的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和约翰·凯奇（John Cage）有来往。在20世纪70年代，他成为一名文学经纪人，帮助弗里乔夫·卡普拉（Fritjof Capra）和其他新时代运动作家打理出版事务。现在他的经纪人工作专注自然科学领域，代理的作者包括约瑟夫·勒杜、马可·亚科博尼和史蒂文·平克。畅销科普书是一个相对新颖的事物，它们运用生动的、日常的例子，其叙事性话语远远超出了实验研究，有时试图从总体上解释这个世界。如果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1988年出版的《时间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Time ）没有在世界范围内一举成功，这一切都是异想天开。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布罗克曼把这些实验室科学家变成了作家。与其他学科（如历史）相比，他的经纪人工作更专注于著作的构思和创作，因为历史的专业语言更接近日常用语，并且在学术普及领域历史悠久。布罗克曼的手下密切关注实验室的进展，评估其市场潜力和研究人员对媒体的友好程度（毕竟不是每个科学家都像史蒂文·平克那样能说会道、有镜头感，也不是每个科学家都能像约瑟夫·勒杜那样有业余时间在乐队里弹电吉他）。然后，他们选定一位生命科学家，【224】帮助他完成一本科普书籍的出版计划书（通常不超过两页）。这份计划书随后被拍卖给出价最高的出版社——在1999年，布罗克曼以200万美元的预付款买下了物理学家布莱恩·格林（Brian Greene）的一部作品。正如布罗克曼所说，“进化生物学家挣的钱和摇滚明星的一样多，这有什么问题吗？”。(244) 这本书出版后，出版商的营销机器就开始运作了，作者在YouTube上播放视频片段，参加脱口秀，以专家身份出现在晨间电视节目上，通过非洲的饥荒阐述镜像神经元与共情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在学校枪击事件后在晚间电视节目中阐述镜像神经元与暴力之间的联系。这一切都促进了销售，出版商赚回了预付款。同样的模式也出现在许多购买这些书的版权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出版社也同样希望至少能够收回成本。按照行话来说，作者们就进入了一个周期：如果他每三年能出版一部新作，这个周期带给他的市场价值要高于周期为七年的作者，对后者来说公众关注的半衰期来得更快。换言之，一个周期为三年的作者的品牌效应胜过一个周期为七年的作者。

1701502276

1701502277 这在出版界很常见，其运作方式与安德鲁·怀利（Andrew Wylie）代理历史学家一模一样，其中包括理查德·J.埃文斯（Richard J. Evans）、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伊恩·克肖（Ian Kershaw）或彼得·隆格里希（Peter Longerich），你几乎可以在世界各地的每一个机场买到他们的作品。布罗克曼和怀利的不同之处在于，布罗克曼在作者身上投入了更多的时间，无论是构思环节还是写作环节，原因很简单：通俗易懂的描述性书籍的写作不是普通科学家所具有的核心能力之一。但是，增加的投资显然是有回报的，达马西奥、平克和勒杜所取得的业绩远远高于从事普及工作的历史学家，更不用说马尔科姆·T.格拉德威尔（Malcolm T. Gladwell）的科学新闻的销量了。这也与生命科学家所宣称的处理真正重大问题的方式有关，对于这些问题，人们过去是从让-保罗·萨特或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等人那里了解的，因为他们的语言更加通俗易懂。

[ 上一页 ]  [ :1.70150222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