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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之所以能够上升到这种统治地位，部分原因在于布罗克曼和他的机构。布罗克曼在互联网论坛edge.org上为生命科学家创建了一个重要的媒体平台，他们可以在这里表达对人类重大问题的看法。C. P.斯诺（C. P. Snow）提出了两种文化的观点，一种是自然科学文化，另一种是人文科学文化。布罗克曼则提出了“第三种文化”，包括“经验世界中的科学家和其他思想家，他们通过自己的研究和解释性的写作，正在取代传统的知识分子，让我们看到生活更深层的含义，重新定义我们是谁和我们是什么”。(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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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站在矮人的肩膀上，或者说，神经科学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洛伊木马”【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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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勒杜、达马西奥、里佐拉蒂和他们的实验越来越多地被人文社会科学著作引用，其频率不亚于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和福柯的著作。(246) 脑部扫描图和彩色树突装饰着文学批评和政治科学新书的封面。使用“神经”作为前缀的新研究领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神经政治学、神经经济学、神经伦理学、神经美学、神经文学批评、神经神学。虽然哲学和语言学在后现代时期占据主导地位，但神经科学已经成为所有这些分析文本和图像的学科的主要资源。有时候，这一胜利被宣布为一个新的、后后现代（post-postmodern）时代的标志，虽然这个时代还没有属于自己的名称。即使在历史学领域，随着语言学转向，文学和人类学导向也被认为已经部分被取代，第一批关于神经历史的作品也开始出现，如约翰内斯·弗里德（Johannes Fried）的《记忆的面纱：历史记忆的特征》（The Veil of Memory: Features of a Historic Memory ，2004）和丹尼尔·罗尔德·斯梅尔（Daniel Lord Smail）的《论深度历史与大脑》（On Deep History and the Brain ，2008）。情感（emotions）——或者，更准确地说，是“affects”，这是神经科学对强烈的身体和无意识的感觉的称呼——是今天奠定神经科学文献基调的核心。神经科学导向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情感会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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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解释是，神经科学战胜了自然科学。新知识和新方法——我们已经看到，fMRI扫描是其中最令人振奋的方法之一——首次使大脑可视化成为可能，这些突破在科学政策上得益于美国“大脑的十年”（1990—1999）等大规模研究计划，经济上放松金融市场管制的调控作用、互联网的繁荣、更容易获得的风险投资，以及伴随着互联网繁荣而来的生物技术繁荣。在新千年伊始，随着人类基因组的解码，在许多地方，人们似乎可以重新开始寻找人类历史上重大问题的答案——语言习得、自由意志、意识和情感。200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白宫宣布人类基因组草图绘制完成，这天德国《法兰克福汇报》文化版块的前六页贴满了字母A、C、G、T，这是构成人类基因组的32亿对当中的最终序列。这是一个标志性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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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还有其他因素的作用：对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支持，【226】神创论和智能设计论的兴起，以及启蒙思想的日渐式微。正如丹尼尔·斯梅尔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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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圣经》直译主义兴起的时代，在一个总统们怀疑进化论真实性的时代，在一个美国进化生物学的教学被简化而学校董事会认真讨论神创论和智能设计论的时代，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时支持他们在生物科学领域的同仁显得更加重要。(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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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重要的还有人文科学自身的发展，首当其冲的是后结构主义的衰落。这在一定程度上与科学生产的逻辑有关，科学生产不断求“新”，导致一连串的“转向”；此外，它还与政治和伦理有关。(248) 很有影响力的酷儿（Queer）理论家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奇威克（Eve Kosofsky Sedgwick，1950—2009）在其《触摸情感：情感、教育学、操演性》（Touching Feeling: Affect, Pedagogy, Performativity ，2003）一书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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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天都会遇到一些研究生，他们善于揭露隐藏在世俗、普遍主义、自由人文主义之下的历史暴力。然而，这些研究生们的性格形成期与他们老师的完全不同，这些学生的感情岁月完全是在一个排外的里根—布什—克林顿—小布什领导的美国度过的，在那里，“自由主义”是一个禁忌词，“世俗人文主义”通常被视为一个边缘的宗教派别，然而绝大多数人声称自己与天使、撒旦和上帝等多个无形实体有直接的交往。(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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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塞奇威克这一代人赶上了后结构主义的潮流，为诸如黑人、妇女和同性恋的解放等经典启蒙理想奋斗了十几年甚至20年。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对启蒙运动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得出了合乎逻辑的结论，并对人文主义普遍主义的暴力化、集权化的潜力有了清晰的认识。这种思维转变在米歇尔·福柯的《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 ，1977；法文原版Surveiller et punir ，1975）中得到了很好的例证。这本书以两张法国量刑实践的快照开头。1757年，罗伯特-弗朗索瓦·达米安（Robert-François Damiens）企图行刺国王。达米安的尸体印证了其罪名的严重性，他被严刑拷打、肢解，身体各部分被烧毁并四处丢弃，他的房屋被毁，亲戚被迫改名，这些都明确表明了在前现代时期惩罚的“残酷”。福柯将达米安的命运与1838年少年犯监管所的规定进行了对比。在少年犯监管所中，每天都进行着有秩序的活动：上课、劳动和宗教活动。这意味着，在前现代惩罚的是肉体，而在现代惩罚的是灵魂。这是权力从宏观物理学到微观物理学的转移，在该书的结尾，【227】几乎没有任何读者会对哪种惩罚形式更糟糕有任何疑问。进步原来是一种痴心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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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按照塞奇威克的思路，1960—1980年出生的年轻一代已经从解放斗争中获益，但从未学会如何为启蒙运动而奋斗，也没有学会将启蒙理解为一种价值观。即使像塞奇威克这样的老师还没有，大多数美国人是信奉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的美国中产阶级，他们已经与启蒙运动决裂。换句话说，一个人是从现代主义过渡到后现代主义，还是直接出生于后现代主义，还是有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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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知道为什么事物会发生转变的情况下，游移的身份、多孔的边界、转变的话语还会持续多久？塞奇威克和她的同事们认为，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更加坚实的锚点：更强健的现实概念和更清晰的因果关系。为什么塞奇威克会选择西尔万·汤姆金斯的情感变体，这本身就值得知识史和科学史的关注。但事实是，塞奇威克选择了埃克曼和人类面部基本情感理论的先驱作为她的理论渊源。她的学生似乎还认为，受汤姆金斯和实验心理学启发的理论对思考政治变革非常有用：“她对汤姆金斯的解读（以及汤姆金斯本人的著作）对于对政治虚无主义持怀疑态度的研究生来说非常有益，而这种政治虚无主义似乎是成功的学术实践所固有的。”(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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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他人来说，在个人和存在层面让人放心的可能是这样一种安全感，即这一切是建立在基因学和神经科学的基础之上的，就像西尔万·汤姆金斯的情感心理学所主张的那样。如果同性恋基因（同性恋的一种基因倾向）真的存在呢？如果同性恋基因是不可变的，我不再需要担心导致我成为同性恋的环境、成长过程和童年经历。我甚至不能“皈依”，就像美国的同性恋基督徒一样，在“去同性恋”运动的影响下，他们只好与异性结婚并开始组建家庭。(251)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场运动从政治光谱的另一端开始，是由朱迪斯·巴特勒和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奇威克等后结构主义者中的先进人士发起的。与文化不同，天性可以达到一种巨大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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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多人来说，【228】基因和神经元所提供的安全感是他们在多年研究和争论中寻求的最迫切问题的答案：从“作者之死”、对马克思主义的削弱到精神分析的毁灭。艺术史学家大卫·弗里德伯格（David Freedberg）曾写过颇受好评的关于圣像破坏运动的著作，他走上神经科学的道路也可以用这种方式进行解释，尽管他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不尽相同，后面我们很快会对此进行更多讨论。(252) 弗里德伯格感兴趣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艺术品过了数百年依旧能够打动人，在观众中唤起同样的情感，而另一些艺术品却不能做到这一点？利用躯体标记假说和镜像神经元假说，他指出，成功的作品能引起身体的情感共鸣，而这是由于潜在的普遍的神经生物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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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罗吉尔·凡·德尔·维登（Rogier van der Weyden）的《下十字架》（The Descent from the Cross ，1435—1438年间为鲁汶的一座教堂所作）这一艺术作品，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弗里德伯格的论点（图23）。这是死去的耶稣基督的正面画像，他看起来正在被从十字架上抬下来，尼哥底母（Nicodemus）抱着他的胳膊，亚力马太的约瑟（Joseph of Arimathea）抬着他的脚。另一侧，在耶稣脚下的位置，圣母玛利亚昏倒在地，由施洗约翰（John the Baptist）和革罗罢之妻玛利亚（Mary of Cleophas）搀扶着。按照弗里德伯格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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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画告诉我们，情感只有通过身体自身才能充分表达。此前，画家曾描绘过圣母玛利亚站着或跪在十字架旁边，但在《下十字架》中，她晕倒在地的姿势恰恰是耶稣基督从十字架上下来的姿势。罗吉尔用毫不夸张的肢体语言，传达了她深切的“悲悯”之情。通过描绘她对圣子所受伤害的感同身受，表现了她对圣子的悲悯。这部作品现藏于西班牙马德里普拉多美术馆。在各个方面，它的原始背景都不复存在，但它仍然能对观众产生强烈的感染力。正是这些人（尤其是基督）的肢体和他们的身体强有力地传达出情感的姿势和面部表征，继而引发了观者对这幅作品的关注。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身体从十字架上滑落时，我们感觉自己的身体也在滑落，我们可以注意到圣母玛利亚重现了同样的动作，仿佛表达了她看到儿子后的悲痛。(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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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罗吉尔·凡·德尔·维登，《下十字架》（1435—1438）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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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akg-images/Erich Lessing, , accessed 13 March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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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弗里德伯格宣称自己是保罗·埃克曼普遍的基本情感理论的信徒，认为面部尤其能表达这些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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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当我们看到这幅画中主要人物脸上的泪水和肢体动作深刻地传达出各种情感时，我们立刻就能感受到驱动这些情感表达的肌肉力量。(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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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一方面，弗里德伯格将艺术作品的成功普遍化，他声称，对动作表现的身体和情感上的共鸣是反应的中心标准，适用于任何时代和任何文化中的任何人。另一方面，他又为艺术史专家或者是鉴赏家留了一扇后门，允许有特殊性的存在。他援引了一个著名的镜像神经元实验，在该实验中，舞者和非舞者观看芭蕾舞和卡波耶拉舞的录像，与非舞者相比，舞者的感觉运动神经细胞激活能力更强。按照弗里德伯格的说法：“由于以前掌握的技能和接受的训练，舞者在观看录像时运动回路的反应更强烈。”(255) 由此，弗里德伯格对自己的研究做出这样的结论：“伟大”艺术中体现的专业身体动作能够培养很强的身体共情。但这是真的吗？要证明这一点，需要重新审视经典的艺术作品，看看其中对动作的呈现及其对该作品的重要性，【230】分析所描绘的动作是否会导致所有人的神经元放电，特别是让专家的神经元强烈地放电。此外，经典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这一事实也倾向于反对这样的观点，即对动作的身体共情应该成为判断艺术感染力的主要标准。无数社会学研究试图衡量人们对艺术的喜爱程度，其结果又如何呢？根据这些研究，人们对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作品中精心刻画的动作并不感兴趣；真正对普通民众情感产生影响的艺术反而是山脉、海洋、天空、咆哮的雄鹿和蓝色。(256) 除此之外，弗里德伯格认为有感染力的艺术具有普遍感染力的基本观点不合逻辑，因为他还坚信，对某些人（专家、鉴赏家）来说，艺术具有更大的感染力，言外之意是他们比其他人更具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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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尽管弗里德伯格的理论很有发展前景，但他仍缺乏一些神经科学证据来证明这一点，即为什么写实、自然的照片（如2004年在阿布格莱布监狱［Abu Ghraib］拍摄的那些）的感染力要小于罗吉尔·凡·德尔·维登的那幅画。(257) 虽然很难从现代视觉研究的角度来理解，但将“写实摄影”与“艺术家的艺术”区分开来，对于弗里德伯格来说是必要的，其目的是强调历史更悠久、更经典、更高雅的艺术的影响。如果不这样的话，最具感染力的总是那些写实的并被普遍认为如此的形象。最后，最严重的问题是弗里德伯格依赖于本章第十三至十五节所讨论的实验，如勒杜的两条恐惧路径假说、达马西奥的躯体标记假说、里佐拉蒂和加莱塞的镜像神经元理论，而在神经科学领域内部，所有这些现在都被认为是有争议的。即使弗里德伯格比神经政治学的科学家（我们很快就会转向他们）更善于阅读神经科学文献，也更仔细，尽管他同时亲自进行了神经科学实验，正如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的那样，他的想法是否可信取决于其深层的神经科学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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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弗里德伯格的兴趣无非是为“伟大”艺术辩护，或者是为经典的观念辩护。究竟有没有绝对的标准可以判断特定的艺术品是“伟大的”，使它们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不断吸引着人们，并且将继续对子孙后代产生吸引力？正如后现代的信条所说的，伟大的艺术很可能只是那些掌权者（艺术赞助人、鉴赏家和艺术史家）所说的伟大的艺术。经典可能永远是政治谈判和冲突的产物。【231】但是如果“伟大”艺术的形式和美学标准不是来自世俗化的宗教文化概念，而是来自严格的神经科学呢？(258) 围绕罗吉尔·凡·德尔·维登的《下十字架》，弗里德伯格又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指出：“所谓二流的艺术家，可能不过是因为他们不那么擅长引起恰当情感背后的运动反应。”(259) 更宽泛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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