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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和无中介反应的形式（各种直接和无意识反应的临时称呼）提供了一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的方式：即使在没有任何特殊知识或有意识回忆的情况下，数百年之前的艺术品依然能够对当代观众产生吸引力。(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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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伯格是如何发现神经科学的？根据他自己的讲述，阅读19世纪艺术史学家罗伯特·费肖尔（Robert Vischer）、特奥多尔·利普斯（Theodor Lipps）和海因里希·沃尔夫林（Heinrich Wölfflin）的作品让他了解到了欣赏艺术作品的普遍基础：“在1873年出版的《论视觉的形式感情》（Das optische Formgefühl ）中，罗伯特·费肖尔将感觉和感情区分开来，这预示了最近神经科学对情感和有意识感觉的区分。”(261) （“情感”一词的使用表明，即使是专家也很少将神经科学的生理的、无意识的“情感”和较少生理的、有意识的“感情”区分开来。）弗里德伯格认为，19世纪这些艺术史学家已经走上了正轨，虽然他们的遗产在新的艺术史学科形成的过程中受到了压制。这门新学科必须看上去扎实而严肃，而它不能只谈论感情。恩斯特·贡布里希（Ernst H. Gombrich）的《艺术与错觉》（Art and Illusion ，1960）“也许是将艺术和科学心理学结合在一起的最佳尝试，但几乎没有涉及情感”。(262) 后来，弗里德伯格开始对神经科学产生兴趣，甚至与镜像神经元的发现者之一维托里奥·加莱塞等神经科学家一起做过实验。(263) 弗里德伯格最近的神经科学实验表明，我们的镜像感知以运动的表征为特征，而不以静止物体的表征为特征。这证实了希科克对镜像神经元假说的修正，后者指出相对于“认知”，镜像神经元更多与感觉和运动有关。(264) 弗里德伯格可能是视觉艺术研究中最杰出的神经科学皈依者，但他并不是唯一的一个。许多艺术史学家与神经科学家萨米尔·泽基（Semir Zeki）一起工作过，后者创造了“神经美学”的概念，【232】并用来自“伟大”艺术的刺激来设计实验。(265) 这显然是一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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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不去追寻文学研究中与神经科学类似的趋势。(266) 让我们看一下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神经政治学。在这方面，它起初也有将自己与后结构主义划清界限的意图。后结构主义的问题在于它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以及它缺乏同时处理语言和身体、认知和情感的能力。威廉·E.康诺利（William E. Connolly）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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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注意到，神经科学是要讨论的话题之一。正因为如此，最近经常有人（尤其是我的朋友们）向我提出以下问题：“比尔，这种冒险不会把你推向迄今你一直反对的还原主义（或者是科学至上主义、颅相学、社会生物学、基因决定论、行为主义、取消式唯物主义和不加修饰的经验主义，等等）吗？”我不这样认为。我的感觉是，在文化理论家值得称赞的努力阻止一种还原主义的过程中，他们常常会陷入另一种还原主义，这种还原主义忽视了生物学是如何融入思想和文化的，以及自然的其他方面又是如何融入这两者的。(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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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恩·马苏米的观点也大致相同。他称吉尔·德勒兹和费利克斯·加塔利的表现主义本体论是边缘的，“对于20世纪末的欧洲思想来说，很难找到一个这样不流行的概念”。他声称“所有这些假设都受到了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后现代思想’的严格检验”，(268) 相对于德勒兹和加塔利赋予表达的本体论地位，“‘后现代’的形象是交流的失控。它似乎失去了在与客观的一致性中的根基，在没有尽头的、没有保证的‘滑移’（slippage）过程中，它似乎没有原因、没有动机”。(269) 《情感理论读本》（The Affect Theory Reader ）告诫读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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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要为理论的有用性划定一个界限，【233】希望这些文章所引发的 不仅仅 是话语。我们希望它们去触动、感动和调动读者。我们这里提供的不仅仅是文字，我们想让它们展示出情感的 行动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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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想法是用文字表达的，而不是用声音或视觉来呈现：字体没变，没有做凸出处理，也没有一刮就散发气味的东西。但是，这种反对后结构主义的划界运动并没有阻止神经政治理论家，他们称他们的新方法为“生机论”或“新唯物主义”，他们以典型的、折中的后结构主义方式来利用后结构主义概念，以取代福柯的“生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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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政治理论家说，他们与众不同，遥遥领先于我们大多数人，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将自己与后结构主义划清界限。他们最早也最重要的行动是将无意识的身体情感和有意识的情感分开，但两者仍然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前者，后者无法想象（而前者却可以没有后者）。后者是一种认知形式，总是有前者的因素在里面。以下是从康诺利开始人们所做的一些定义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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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压力从人类和非人类的各种来源传到人类的感觉中枢，这些来源包括阳光、电击、侮辱性的言论、磁场、汹涌的大海、鼓舞人心的行动，等等。这种状态随后被组织成感觉和更高级的情感。在最基本的层面，情感是一种化学电荷，它在你到达感觉或意识的临界值之前，将你推向积极或消极的行动。这种行为在它形成文化灌输的感觉、情感或情绪之前就引发压力。情感电荷由流经神经系统不同部分的振动组成，它对外部到达的东西做出初始的、快速的、潜意识的反应。凡·高画笔下金光闪闪的向日葵、沐浴在阳光下的身体、意想不到的爱抚、刺耳的声音、刺鼻的气味、跃动跳舞的身体、一道闪电，这些都会作用于感觉中枢，然后被组织成有意识的感知、感觉和反应。的确，这个组织过程的产生是由于新的振动和已经存在的感官习惯之间的一系列共振所致，除非这种情感压倒了那些习惯。灌注情感的行为甚至在知觉形成之前就开始了，这就是为什么驾驶员在看到视觉图像或意识到危险感之前就会急转弯。(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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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普罗特维（John Protevi）强调“认知和对表征的无情感的理性考虑无法再被分清”。(272) 最后，马苏米表示：“思想像闪电一样，具有突然的个体发生的力量。它是被感受 到的。”(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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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涉及行动或能动性的范围。【234】鉴于认知维度的具体化和弱化，大量的有机体，甚至是物体，被认为具有能动性。用康诺利的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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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人的能动性解释为一种突现现象似乎是合理的，一些非人类过程的属性与人类能动性带有家族相似性，可以参照非人类过程出现的原始能动性来理解人类的能动性。(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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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讨论的是细菌的原始能动性（“具有能动性的一些 特性”；“它会被糖吸引，它把追求糖作为目的，它调整自己的行为以实现自己的目的，当它实现预定的目的时会感到满足”）(275) 以及猴子和屎壳郎的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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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某些复杂程度上，也不能确定是否只有人类才具有能动性。神经科学家贾科莫·里佐拉蒂发现了镜像神经元并引发了一场至今还未停息的神经科学革命。他指出，猴子具有受文化灌输的镜像神经元，它们虽没有复杂的语言技能，却能很好地解读其他猴子和其他生物的意图。随后，它们把一些意图纳入自己的行动之中。它们也可以根据对这些意图的初步了解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被赋予在语言之前和之下的文化能动性。就连屎壳郎在遇到障碍物时，也会调整移动粪便的第一阶欲望，即使不改变自己的目的，至少也会调整实现目的的方法。(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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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此宽泛的能动概念下，有更多的物体和生物变得值得加以保护。(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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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一切神经政治思想的核心都是抵制问题。应当说，神经政治学是由左翼人士（或美国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发起的，他们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自从保守的广播电台和福克斯新闻电视台成立以来，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保守派产生的情感和认知危险越来越大。他们认为，这些新的视频类型以一种更微妙、更无意识的方式向媒体消费者传达信息：“如今，诸如《汉尼蒂报告》（The Hannity Report ）、【235】《格伦·贝克》（Glenn Beck ）和《奥雷利因素》（The O’Reilly Factor ）等节目都在渗透政治认知的色彩……因此，怨恨和教条式的犬儒主义现在被编码进了感知本身。”(278) 在这种可以被称为“认知情感”的情况下，“基于理性”的抵抗是不够的。面对这种新的威胁，基于“客观”阶级立场、主观信仰或意识形态的反抗是无能为力的，理解这一点是抵抗的第一步。康诺利写道：“没有一个社会范畴或宗教能够完全对应于你试图暴露、抵抗或克服的存在倾向。”(279) 除此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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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改变个人或选民的 信仰 是不够的，因为信仰的分层体现和角色的实际表现紧密结合在一起。 信仰是表现的一种具体化倾向；一致的表现实践有助于改变或强化信仰；新的信仰强度又会反过来影响未来的欲望、行为的优先级和政治行动的潜力。(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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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康诺利建议采取特定措施，以自动塑造互相联系的、抵抗的身体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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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中产阶级，请购买丰田普锐斯或雪佛兰沃蓝达汽车，并向你的朋友和邻居解释你这样做的原因；写博客；参加一次重要的集会；多骑自行车上班；考虑安装太阳能电池板；在你的教堂引入新话题。当你做这些事情时，你可能会注意到，很多犹豫不决的信念和欲望此时变得更加根深蒂固，而其他倾向则会消失。现在，你可能已经准备好以更稳健的方式参与更大的政治团体，加入其他那些信仰、角色表现和欲望也在不断变化的人当中去。你可以将这种组合称为微政治，这是生活的一个方面，必须将其与宏观政治联系在一起，只有这样两者才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如今，我们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由不同群体组成的反共鸣机构，这些群体在宗教信仰、阶级地位、种族或族裔认同、性取向和性别习俗等方面存在差异。这是为了壮大将地球放在首位的群体，而不管他们自己如何解释最基本的生存条件。(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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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具有应用野心的左翼政治科学，它不同于没有这种野心的理性选择政治科学（因为它缺乏一种身体—情感维度），它还将自己与有应用野心的后现代身份政治区分开来（因为这种趋势缺乏“合众”之后的“为一”）。(282) 【236】然而，用老生常谈的话来说，我们还不清楚这种抵抗的内容可能从哪些情感和认知来源中获得。考虑到唯物主义者和生机论者的共情形式，从细菌到人类，都是浩瀚宇宙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再做那些使人类享有特权的决定。例如不能在严格条件下进行动物实验以开发新药；也不能使用转基因、健壮、高产的种子，因为这样做虽然有助于养活不断增长的世界人口，却可能会产生无法预料的后果。神经政治也没有为最贫困人口争取超出最低生存保障范畴的财产再分配（例如，激进的递进税）提供任何基础。最后，这种神经科学论证既不能推翻暴君，也不能结束种族灭绝。这是一个更友善、更温和的美国中产阶级的有限愿景，而它将普遍性推向了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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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政治学依赖于生命科学的发现。关于神经政治理论家如何运利用生命科学，有两点可以说明。首先，他们引用了一些普及的文本：粗略算来，康诺利的《演化的世界》（A World of Becoming ）引用了11次，班尼特的《活力物质》（Vibrant Matter ）引用了18次。这些参考文献大多不是论文，而是普及工作者的著作，它们都是基于勒杜的两条恐惧路径假说、达马西奥的躯体标记假说和镜像神经元理论，有时也基于利贝特实验（Libet experiment）。(283) 这些假说都有疑点。所有这些，以及无意识的情感和有意识的情感之间的基本区别（这可以追溯到汤姆金斯和埃克曼），都受到了科学史家的批判，例如，在有自然科学背景的露丝·雷斯的作品中。在实验设计、样本量和认识论前提方面，人们都做了认真和详细的研究，但神经政治学完全忽略了所有这些实质性的批评。(284) 相反，它的支持者在哲学的一般性中寻求庇护，就像康诺利在回应雷斯批评时所做的那样，声称在右翼博客、福克斯新闻和茶党的时代，太多的东西都岌岌可危。他们声称，面对这样的发展，理性话语无济于事。(285) 其次，用典型的后现代的随意方式来对待生命科学：对康诺利来说，达马西奥的《斯宾诺莎效应》（Spinoza Effect ）是“神经科学的一项优秀研究，【237】它利用了斯宾诺莎的身心平行论和他认为情感总是伴随着感知、信仰和思考的观点”。(286) 在神经科学中，既没有“好”，也没有“最好”“非常好”“不那么好”，只有对或错，这是坚固的二元认识论规则所允许的唯一限定条件。(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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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谈谈神经政治的文学风格和围绕它的炒作。从文体上讲，神经政治文本既包含了个人情感陈述，又夹杂了笔记本电脑、电脑键盘和铅笔芯的描述，因为写作总是有身体维度和情感维度，同样还有物质维度。还有新时代运动风格的对比和画图，加上完全没有讽刺，仿佛在后结构主义从世界记忆中彻底抹去的第二天，神经政治家们刚完成了一节创意写作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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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全世界的情感主义者，团结起来！以哈特、奈格里等人为代表的神经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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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科学思维也已从学术界扩展到了政治运动领域。批评全球化的团体中最有影响力的文章，除了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的《拒绝商标！》（No Logo! ，1999），还有麦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合著的《帝国》（Empire ，2000）。《帝国》被称为是“21世纪的共产党宣言”，它描绘了一幅全球化的、后工业资本主义的图景：扁平的等级制度、网络化、计算机化生产、权力分散的国家、私人警察武装和军队；人们无路可退，至少不能退出由生命权力主导的生态位。(288) 在《帝国》，尤其在其续篇《大众：帝国时代的战争与民主》（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2004）和其他一些篇幅更小的著作中，哈特和奈格里描述了在新的全球化世界中工作的性质是如何变化的：工作的产物被认为是无形的，但是工作正变得越来越重要，甚至“在定性方面是支配性的 ”。一方面，我们有知识职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在谈论一种新的“知产阶级”（cognitariat）；另一方面，还有“情感劳动”（目前还没有人谈论过“情感阶级”［affectariat］）。(289) 首个研究情感劳动的是女权主义社会学家阿莉·霍赫希尔德，【238】我们之前在第二章中谈论过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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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劳动是产生或操纵诸如舒适、幸福、满足、兴奋或激情等情感的劳动。人们可以意识到法律助理、空乘人员和快餐店员工（微笑服务）工作中的情感劳动。至少在主要国家，情感劳动重要性上升的一个迹象是，雇主倾向于把教育、态度、性格和“亲社会”行为作为员工必需的主要技能。说一个工作人员有良好的态度和社交技能也就是说他善于情感劳动。(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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