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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普遍的意义上，或许可以说 我们 这些中产阶级才是受害者，我们不像圣弗朗西斯那样有生气，不像巴勒斯坦自杀式炸弹袭击者那样有生气。或者再进一步（但这是一个稍微不同的 话题），或许可以说今天的左翼痴迷于一系列本质上属于自由的问题，从种族主义到同性恋婚姻，这是回避经济不平等问题的方式。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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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斯对意识形态差异而非情感本体论差异的坚持，得到了同样利用情感范畴的保守派圈子的支持，尽管后者是以一种相反的、肯定的方式，在为低工资的后工业时代的劳动力辩解时，声称主要的事情应该是“感觉良好”。这是里根和布什执政时期美国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纲领，也是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对英国“大社会”的构想。(298) 那么，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指出神经科学的普遍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的普遍主义之间的相似之处。在20世纪80年代后结构主义的多元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之后，全球化在神经科学中发现了可以为其所利用的普遍主义。(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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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对神经科学的借用：暂时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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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表明，人文和社会科学家曾大胆利用的神经科学实验常常是可疑的，甚至完全站不住脚。对这些实验和假设的批评来自神经科学本身。狂热的神经科学业余者应该为此而烦恼吗？他们不能把一个基于实验的假说当作“有趣的解读”吗？就像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对同一段文章提出各种不同的解释那样，以此来暗示符号的模糊性和解释的开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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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怎样才可行。人文和社会科学在经历了后结构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阶段之后，又回到了寻找普遍真理的道路上，并且似乎认为已经找到了神经科学的合适来源。如果一些曾经被认为正确的神经科学发现现在被认为是错误的，【241】那么就没有相对主义的救生圈可以拯救它，这表明今天的真相只是一种可能的解读。非浮即沉，非黑即白：这就是自然科学认识论的运作方式。(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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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对他们不喜欢的自然科学发现时，大多数人文和社会科学家都选择遵循这种自然科学认识论：无论是颅相学、优生学、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面相术，还是20世纪后期钟形曲线（the Bell Curve）中暗含的种族主义，这些都不是众多解读中一种有趣的“解读”，而是错误的、完全过时的、没有经过充分证明的、被明确驳斥的解读。(301) 相比之下，神经科学家对自己的认识论毫无异议。他们已经习惯了真理很快就会被取代，也习惯了悬挂在每次实验头上的可复制性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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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文和社会科学来说，这一切意味着，如果使用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就无法避免与它们进行更彻底的接触。人们需要了解实验设计、样本量、内部效度、外部效度和生态效度。对于像勒杜和达马西奥这样的普及工作者，人们应该保持根深蒂固的怀疑。他们这些人大多只提出一个假设，将笛卡尔、斯宾诺莎或莎士比亚的名言穿插其中，粉饰门面，供那些非神经科学家读者阅读。威廉·雷迪曾说过：“我对普及工作者的不满之处主要在于，他们提供了一种解释研究趋势的理论，就好像这个理论已经被公认为对大脑和思维功能的一种无可争议的新解释。他们系统地淡化研究的多样性，以便从最近一些流行的突破中推断出引人注目的答案。”(302) 他所言甚是。如果考虑到在不同国家普及化的程度，那么所谓的普遍理论的特别之处就变得显而易见。在德国，格哈德·罗斯（Gerhard Roth）和沃尔夫·辛格（Wolf Singer），也许还有汉斯·J.玛科维奇（Hans J. Markowitsch）和曼弗雷德·斯皮策（Manfred Spitzer），宣称自己的神经科学真理很有市场；但是在美国，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发现还多少有点不为人知。(303) 正如哲学家托马斯·梅岑格（Thomas Metzinger）所言，【242】“21世纪完全商业化的流行知识分子”最终可能会助长高级的“肤浅”。(304) 正是因此，人们应该记住时间差异：从在科学杂志上发表实验室研究成果，到和布罗克曼的公司签约向大众推广，其间都有很长一段过程（虽然比历史档案从研究到出版所需的时间要短得多）。因此，作为一个外行，依靠普及性著作的危险就是其所掌握的都是已经过时的知识。人们还应该对媒体、广播或电视上耸人听闻的新神经科学发现持怀疑态度。通常，这些所谓的最新发现仅仅建立在一篇文章的基础之上，而且还是由科学记者解释和总结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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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神经科学持怀疑和更负责任的态度，就应该从阅读元分析开始，这种分析是系统地比较数百篇同一主题（例如，镜像神经元）的论文的结果。在神经科学领域，这些元分析被视为黄金标准，但也有必要阅读大量的单篇论文。如果被某个特殊发现所吸引，那么应该记住所涉及的时间性，并不止一次地反问自己，这个发现是否真的能满足历史研究中使用的鲁棒性（robustness）标准：任何陈述的范围都是严格限制的，做出这种陈述的对象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非常规的，并且任何结论在一段时间内都被认为是有效的。在考虑某些东西是否被认为长期有效时，历史研究是有优势的。尽管许多神经科学家抱怨他们的学科缺乏制度记忆，五年前做的实验就像被遗忘了一样，【243】但这种递归功能是历史的核心。如果不遵守这一原则，那么发生在让·德吕莫身上的事情还会发生。他是一本关于早期现代性恐惧的经典著作的作者，我们在第一章已经提到过。有一次，他发表了一个从实验心理学中借来的普遍观点：“一旦处于警戒状态，下丘脑就会做出反应，通常会调动机体，产生各种各样的躯体行为，特别是促进内分泌变化。”在这本书出版20多年后的今天，这种观点已经彻底过时了。(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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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超越一切鸿沟：批判性神经科学和合作的真正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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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十年里，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神经科学家对自己的学科提出批评，或者接受了来自人文科学家的批评，他们对神经科学持一种怀疑但是开放的态度。神经科学家已经开始为他们的学科建立一种制度记忆，这样他们就能避免重复过去的发现，并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他们接受了基于长期传统和逻辑一致性的哲学批判。相反，尽管那些从事人文科学的人持怀疑态度，但他们不得不承认神经科学领域已经取得了进展——细化确定并最终改进了大脑的程序、图像和模型。他们会像对待其他任何科学成就一样，认真对待这一进步。当扁桃体发炎时，他们会服用青霉素，也会将食物放在冰箱里保存，并希望有治疗癌症的方法。我们可以称这个松散的联盟为“批判性神经科学”。(306) 当然，这个联盟的边界漏洞百出，难以划清界限。例如，神经科学家理查德·J.戴维森（Richard J. Davidson）与埃克曼进行了大量的合作研究，但是戴维森在2003年发表了《情感研究中的七宗罪》（“Seven Sins in the Study of Emotion”）；【244】拉尔夫·阿道夫斯（Ralph Adolphs）与达马西奥合作过，但也与神经科学家路易斯·佩索阿（Luiz Pessoa）一起发表了著作，他同样对自己的学科进行了激烈的批评。(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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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神经科学的成果与邻近领域的联系程度仍然是一个开放的问题，但至少没有一个先验的理由说明为什么关于大脑的知识不能对心智、文化和历史的研究产生影响。我个人认为，正是这种突破固有思维的方法最具成效。以下是批判性神经科学家目前关注的三个主题：功能分区，即认为大脑特定区域负责特定功能；可塑性，即大脑变化范围的问题；社会神经科学，不仅研究个人，还考虑到个体与其他个体之间的互动，甚至在群体内部的互动。这些暂且不在这里详细讨论，我们的目的仅仅是指出神经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三个领域的交叉之处，指出它们在认识论方面的明显重叠，以及这些交叉对历史研究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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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功能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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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以前，人们认为大脑的特定区域负责特定的功能，当执行特定的功能时，只有一个区域被激活，而那些不参与的区域是不活跃的。现在，这种大脑的地形学观点仍然影响着大量的研究，以及在媒体上出现的几乎所有的科普知识：“在颞叶中可发现上帝”，“杏仁核控制着大脑中的社交生活”，等等。(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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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的神经科学已经从越来越多的研究中得出结论：大脑的功能分区和地形学观点是对现实的不完整描述，特别是当这些想法成为固定的绝对观念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这样的观点，即大脑一个特定的区域被激活时，这个空间会“亮起来”，随后再进入休息状态。(309) 第一个遭到质疑的就是静息状态。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人们发现大脑活动与解决实验任务没有直接关联。(310) 【245】今天，这种活动通常被认为是带有目的性的，面向的是特定的未来长远目标，而不是与解决特定短期任务有关的短期冲刺。(311) 这种与解决任务相关的平行大脑活动被称为默认模式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简称DMN）。(312) 此外，“以前对独立于刺激的、与任务无关的想法和‘走神’的分散研究被集中归于‘思维游移’这一范畴”。(313) 然而，思维游移也是一种活动。这是在处理大脑扫描产生的数据处理中的计算问题时注意到的，即“在分析模型中作为噪声被抛弃的自发活动”。(314) 最后，关于病变的研究表明，以前从未被认为有能力这样做的区域可以承担受损区域的功能。(315) 最近，批判神经科学谈到了“一体化”，以及一个互动的、动态的、网络化的观点。大脑科学家恩斯特·波佩尔（Ernst Pöppel）在一次采访中总结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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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情感对我们的思考和学习很重要。你是如何做出艰难的决定呢？是根据你的直觉，还是根据你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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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佩尔：你这个问题不对，但这不是你我的错。我们使用诸如智力、意识、情感、自由意志等概念，这是我们2 500年来的传统，但这些概念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些功能并不是互相独立的。没有独立的情感，也没有独立的感知和记忆，它们都来自大脑的解剖结构；它们都是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紧密相连的。每一种情感同时也是感知和记忆，每一个理性过程都嵌入情感评价中，每一种直觉都与行为意图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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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大脑研究的成像程序表明特定活动与大脑中的特定区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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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佩尔：那是一种幻觉。这些区域总是嵌入一个更大的结构之中。在实验中，当有人吃巧克力，或感到疼痛，或发生性行为，或有强烈的欲望时，所谓的岛叶皮层（脑岛）会亮起来。这又能说明什么呢？如果你仔细观察，当执行特定活动时，大脑中总会有多个区域作为整体参与其中。(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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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可以提出这样的反对意见，【246】即在大脑局部活动中仍然存在强度梯度，而这种强度的变化表明功能分区的假设是正确的。例如，马可·亚科博尼提出了以下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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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每个细胞都与其他细胞相连，正如在美国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就连最小的城镇也通过公路系统与其他城镇相连。路线可能很迂回，但是你可以从头走到尾。同样，从理论上讲，大脑也是如此，这个连接的迷宫比美国或任何其他道路系统都要复杂无数倍。为了让大脑的一个区域与另一个区域对话，就需要一条特别直接的道路，就像某种州际公路一样。(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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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目前可用的fMRI扫描等程序还不完善，甚至连亚科博尼所说的州际公路都应付不了，更不要说同时考虑高速公路和偏僻小路了。但是这些程序需要不断改进，并且在连接它们这一方面，人们正取得巨大的进展，例如fMRI、PET和EEG/MEG的结合。根据当前的知识，以下画面会呈现在我们面前：一个始终处于活跃状态的大脑，在执行某个特定功能时，有几个区域非常活跃地参与其中。在这些区域中，一个或多个区域的强度高于其他区域。不同区域的活动强度不同，但没有哪个区域是完全不活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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