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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大脑研究的成像程序表明特定活动与大脑中的特定区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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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佩尔：那是一种幻觉。这些区域总是嵌入一个更大的结构之中。在实验中，当有人吃巧克力，或感到疼痛，或发生性行为，或有强烈的欲望时，所谓的岛叶皮层（脑岛）会亮起来。这又能说明什么呢？如果你仔细观察，当执行特定活动时，大脑中总会有多个区域作为整体参与其中。(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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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可以提出这样的反对意见，【246】即在大脑局部活动中仍然存在强度梯度，而这种强度的变化表明功能分区的假设是正确的。例如，马可·亚科博尼提出了以下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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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每个细胞都与其他细胞相连，正如在美国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就连最小的城镇也通过公路系统与其他城镇相连。路线可能很迂回，但是你可以从头走到尾。同样，从理论上讲，大脑也是如此，这个连接的迷宫比美国或任何其他道路系统都要复杂无数倍。为了让大脑的一个区域与另一个区域对话，就需要一条特别直接的道路，就像某种州际公路一样。(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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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目前可用的fMRI扫描等程序还不完善，甚至连亚科博尼所说的州际公路都应付不了，更不要说同时考虑高速公路和偏僻小路了。但是这些程序需要不断改进，并且在连接它们这一方面，人们正取得巨大的进展，例如fMRI、PET和EEG/MEG的结合。根据当前的知识，以下画面会呈现在我们面前：一个始终处于活跃状态的大脑，在执行某个特定功能时，有几个区域非常活跃地参与其中。在这些区域中，一个或多个区域的强度高于其他区域。不同区域的活动强度不同，但没有哪个区域是完全不活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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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可以看出，正如波佩尔所观察到的那样，就历史研究来说，“情感”“认知”和“意识”等概念之间的关系将会被重写。即使坚持这些概念构成现实的方式，但如果到头来真的证明这些认知区域几乎不能彼此分开，情况还是会有所不同。例如，这可以阐明个人的意识形态化，他们通向意识形态的道路将比完全理性对待更加难以描述。为什么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欧和美国有那么多学生转向马克思主义？仅仅将其归因于理性（阅读马克思主义文本）无法令人满意，甚至有点荒谬；鉴于当时大多数学生来自上层和中产阶级，理性选择的说法无法解释这一现象，因为它假定利润的最大化是一个不变的动机。在接受采访时，这些人谈到了一种模糊的不公平感和随之而来的愤怒。我们这里有一个“认知情感”或者“情感认知”的混合物，但这些概念仍然与“认知”和“情感”这两个独立领域的二分结构有关。如果对大脑的互动观点得到发展，历史研究试图从中得出一个异于通常来源的分析概念，那么人们将不可避免地引入一个整体观的新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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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分区范式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大脑一体化的认识，这为科学史提供了一个空间。在这种对大脑的认识中，许多全新的东西已经在控制论中得到了发展。【247】主动自体调节的控制论模型（即生物体中稳定、恒定的状态，例如维持体温）可以作为始终活跃的大脑的模型，让我们摆脱完全不活动的大脑这一概念。(318) 大脑不同区域的相互作用也与控制论网络理论有相似之处。(319) 最后，如果有人问，为什么我们今天会遭逢功能分区范式和大脑不活动状态相关观念的瓦解，这与它们和当今世界运作方式之间的相似之处有关，这些相似之处看起来是很明显的。互联网、数字通信媒体、多任务、智能手机和全球化的全天候供应链管理网络，就相当于一个交互式大脑的形象。即使在睡觉时，我们的大脑和身体仍是活跃的，而非处在不活跃状态，这样的一个事实与我们的现代生活相呼应：今天，工作和休闲之间的界限、工作和失业之间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工作是一个常量，而收入来源却不断快速变化，从长期稳定的铁饭碗到朝不保夕的临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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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神经可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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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大脑内部的神经发生（神经细胞的构建）和连线（神经细胞之间的连接）就基本上固定不变了；成熟的大脑有固定数量的神经细胞，它们之间的连接也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样的认识一直占据上风。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成熟的大脑会持续产生神经细胞，并形成新的连接。(320) 换句话说，即使是大脑的硬件也会随着人的一生而发生改变。(321) 文化差异、生命阶段（尤其是青春期）、破坏性经历（创伤）、精神药物的影响（毒品，但也包括在俱乐部里疯狂地跳舞），所有这些都会在大脑结构中留下痕迹。在这方面，不同大脑区域之间存在差异，皮层下区域的可塑性较差，而这里也是大脑进化史上最古老的区域。尽管如此，这种神经可塑性的观念为诸如历史学之类的人文学科开辟了可能性：生活不断地铭刻在大脑中；大脑成为历史变异的对象。我们将不得不假设大脑具有历史性和适应性，再也不能把大脑当作一个永恒不变的堡垒。这也给神经科学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因为许多关于“大脑”普遍性的陈述遭到质疑；领域大幅减少，【248】代表性降低到n = 1。如果神经科学家进行脑部扫描，他们需要更多地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他们不是在扫描“大脑”，而是在扫描某一个人的大脑，而这个人有自己的人生经历，属于特定的群体，生活在特定的文化和特定的时代。(322) 在研究特定群体，不同时代、历史形成的大脑时，历史学家必须成为神经科学家的对话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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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会神经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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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研究领域，它利用了理解大脑可塑性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它的目的是“克服神经科学研究中个体性的陷阱”，并确保其生态效度，即实验在狭窄的实验室范围之外的意义。(323) 2010年，一位实验心理学家总结了情感研究的十大“热门话题”，其中热门话题七是“情感相关过程中的个体差异，着眼于遗传和表观遗传因素”，热门话题八是“情感相关过程中的文化差异和相似性”。(324) 当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心理学一直在研究主体间的情感。(325) 早在1992年，社会心理学家就提出了“社会神经科学”的概念。(326) 共情很快成为神经科学领域一个流行的研究课题。与心灵理论不同的是，共情并不意味着它要以“承认他人的想法、信念和意图”为前提。(327) 这是一个情感问题，就像历史学家乌特·弗雷沃特和社会神经科学家塔妮娅·辛格给出的如下定义所表明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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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1）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情感状态，（2）这种状态与另一个人的情感状态是同构的，【249】（3）这种情感状态是由另一个人的情感状态引起的，并且（4）我们意识到另一个人是“我们”情感状况的触发因素。(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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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神经科学家进行的共情实验中，越来越多的人被带到扫描室。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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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格和她的同事邀请情侣们进入实验室，目的是研究对疼痛产生共情的神经基础。女方在实验期间一直躺在扫描仪中，这样就可以测量她的大脑活动。两名受试者手上都接有电极，他们的手会感觉有点痒或疼痛。女方躺在扫描仪里，她可以通过一组镜子看到她自己的手和她伴侣的手上都连着电极。她还看到一个屏幕，屏幕上的箭头显示了他们中的哪一个将受到刺激，以及这种刺激是强是弱。这使我们可以将真正的疼痛引起的大脑活动与共情引起的大脑活动进行比较。对这些情侣们的研究表明，疼痛网络的情感成分不仅在女方自己受到痛苦的电击时被激活，在她知道自己的伴侣受到电击时同样也会被激活。根据调查问卷，那些共情能力更强的人，在与疼痛相关的区域也表现出更强的激活状态。(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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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关于共情的一个实验。其他的实验则是针对共情障碍的（如针对种族主义者对少数民族的共情障碍），或者是针对不同动机系统的竞争，或者是针对共情过剩的现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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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三个领域中，神经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认识论上的交叉。虽然目前正在进行的工作看起来很稳健，但不如毕达哥拉斯定理或开普勒定律那么稳健，几个世纪以来，它们经受住了无数次考验，而这三个领域是否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还需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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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以一种可能会被人认为有些琐碎的方式来结束这部分内容。现在一些神经科学家认为，艺术仍然是全面描绘人类的最佳方式。没有任何实验可以模拟人类现实的混乱。每一个想了解记忆的人都应该阅读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每一个想了解情感复杂性的人都应该阅读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这是乔纳·莱勒（Jonah Lehrer）的建议。在学习神经科学专业时，他曾在记忆研究专家、诺贝尔奖得主埃里克·坎德尔的实验室工作过。(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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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到了本章的末尾，这一章主要探讨了生命科学中情感的普遍主义的观点。我本可以用另一种不同的方式讲述生命科学中情感研究的历史。【250】在她们的一篇探讨学科史的文章中，心理学家玛丽亚·金德伦（Maria Gendron）和莉莎·费德曼·巴瑞特提出有三种典型的理想“传统”——基本情感、评估和心理建构主义。伦道夫·科尼利厄斯（Randolph Cornelius）谈到了四种“视角”——达尔文主义、詹姆斯主义、认知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并回溯性地分析了自19世纪以来对这些理想类型的研究，甚至以图形的方式呈现了对这些纯粹形式的偏离。(331) 露丝·雷斯选择了一种谱系学方法，追溯了从心理学延伸到其他科学领域的范式的开端，并从中发现一种强烈的反意向论的元素。托马斯·迪克森和克劳迪娅·瓦斯曼撰写了关于情感心理学研究的思想史，并研究了这些观点之间的联系，如哪个观点被谁所接受，又是如何接受的。奥特尼尔·德洛尔研究了与情感有关的实验心理学实验以及其对情感概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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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来还可以强调概念的谱系——享乐效价（hedonic valence）及其相关的指导性区别——基本的和复杂的，愉快的和不愉快的，与对象相关的和与对象无关的，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我本可以介绍其他实验，虽然它们与情感间接相关，但这些实验还是很有意义的。比如关于本杰明·利贝特的实验和决策过程中的无意识行为，或者延迟的半秒；关于伏隔核、奖赏系统和神经递质的实验；关于回忆和记忆的情感基础的实验。我本可以讨论借鉴神经科学研究的其他学科，例如神经经济学。我本可以澄清其他的谬见，比如西尔万·汤姆金斯以下的说法：“很明显行为主义轻视情感的作用。”(332) 这种说法流传甚广，而且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扭曲了人们对情感研究的认识。我本可以在这里讨论行为主义的不同脉络，伊凡·巴甫洛夫和弗拉基米尔·别赫捷列夫的反射理论，以及他们对情感刺激的研究。但我最终还是会提出一个在我看来最紧要的问题：历史学科是否应该借鉴生命科学？如果是，又该怎么做呢？在第四章中，我们将探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的最有意思的尝试，并以这种方式超越社会建构主义和普遍主义的二元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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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情感：认知与历史 (1) 最初的对话是这样的：“艾米丽· 莱特曼：‘不，我们不能这么做。在我做准备的时候你就让丹进来，最好别搞什么神秘的科学技术来搞清楚我们今晚要做什么，不做什么。答应我！’卡尔· 莱特曼：‘我保证不搞神秘科学。’卡尔· 莱特曼（打开前门）说：‘你好，丹！’丹：‘莱特曼博士，您好！’卡尔· 莱特曼：‘你想今晚和我女儿上床吗？’”《别对我撒谎》试播，福克斯，2009年电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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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见“Paul Ekman”, Paul Ekman Group, accessed 5 March 2014; “The 2009 TIME 100: The World’s Most Inflnential People”, Time Magazine (27 April 2009)。在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心理学家排名中，埃克曼排在第59位，见Steven J. Haggbloom, René Warnick, Jason E. Warnick, Vinessa K. Jones, Gary L. Yarbrough,Tenea M. Russell, Chris M. Borecky, Reagan McGahhey, John L. Powell III, Jamie Beavers,and Emmanuelle Monte, “The 100 Most Eminent Psychologists of the 20th Century”,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 6/2 (2002), 139—152, here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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