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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感情研究指南》的第一部分介绍了他的理论之后，雷迪将书中的实证部分转向了历史“数据”，转向了情感主义时代的法国。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情感主义出现之前，在诸如表达“情感”的词汇如“émotion”和“sentiment”出现并取代具有情感色彩的“礼仪”（civilité）之前，法国人是否有过不同的情感？雷迪认为这里的关键是“情感表达”：“情感表达的概念表明，如果单词的含义发生变化，其情感效果也会发生变化”。“情感表达”的概念“使我们可以在无须详细说出特定某人的真实感受的情况下而进行表达”。(24) 感伤主义之下新的情感词有何作用？雷迪的回答野心勃勃，他对法国大革命期间的“恐怖”做出了几乎全新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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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雷迪所说，在路易十四统治下的专制主义的法国，有一种贵族的荣誉准则，它以一种极其等级森严的方式来规范情感的外在表现，其主要目的是避免冒犯。(25) 相比之下，18世纪早期，情感避难所开始出现：沙龙和共济会，充满感情的信件和小说，基于浪漫爱情的婚姻，所有这些都以温暖、亲密和诚实为特征。字里行间的情感不仅是传统的，而且是富有表现力的、真实的情感。“情感表达”的反馈效应最终注定了感伤主义的结局。在感伤主义对情感的公开表达中，有一种内在的激进力量——书信中的爱意越来越浓，仇恨越来越深。除此之外，这些情感被理解为自然的、真实的，男男女女都能强烈地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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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感伤主义的范围不断延伸到社会生活中。政治技巧也要植根于情感之中。雷迪强调了启蒙运动时期的经典作家（孟德斯鸠、伏尔泰、孔多塞）对情感的高度依赖，指出卢梭的《新爱洛伊斯》（Le Nouvelle Héloïse ）与其说是例外，不如说是常态。通过这种方式，雷迪重新调整了对“理性时代”的看法，并将1700—1794年称为“感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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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迪认为，法国大革命试图把整个社会变成一个按照感伤主义逻辑组建起来的情感避难所。(26) 【260】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同伙都是感伤主义者，他们相信眼泪和其他身体上的迹象是真实的情感表达。如果他们知道什么是“情感表达”，他们就会明白，持续不断的情感表达会导致一种过热，强烈的情感体验不会持续太久。无论如何，情感是多方面的，越来越多的情感可以共存。这种情感共存和对某一种情感（或几种情感）的过分强调造就了“目标冲突”。在恐怖时期，这种情感体制螺旋上升，达到了最激烈的程度。首先，期望一个人能不断地体会极端和真实的情感，在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之后，就开始反过来质疑情感的真实性。其次，其他情感的共存（例如，对断头台的恐惧，作为雅各宾派的人，实际上就只应欣然地迎接它，把它看作是正面的美德之剑）促使人们对自己的情感及其真实性产生怀疑。最后，这导致巨大的情感痛苦，以至于最终只能意味着感伤主义情感体制的终结。(27) 雷迪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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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他的情感是什么，而且因为表达情感就意味着会改变情感，是否改变、如何改变的问题，有时候可以预测，有时候则不可预测。要求人们要具有某种“自然”情感，否则要面临死刑，这就会激发起大部分人的关于“我表现得是否真诚”的暗暗疑虑。“我表现得真诚吗”这一问题，往往难以回答。(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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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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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并没有为大家提供一个情感庇护所，而是演变成了一个情感战场，在这里每个人的真诚都被怀疑，在这里人们忙于转移怀疑，但不管这种转移怀疑的努力对生存而言是多么重要，其本身就是一个不真诚的表现。(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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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图用美德共和国取代专制主义打破了虚假的“情感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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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衔情话语（即情感表达）理论正确的话，感伤主义对于人性的看法就是以有趣的方式而错了。（说它“错误”，是指在面对我的研究主题时，我有意打破了相对主义立场。）(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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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的”情感表达能够指引情感，【261】在不同的取向之间操控自如。然而，感伤主义“虚假的”情感表达导致所有情感表达的自我激进化，情感的导航变得僵化，从而破坏了情感对立目标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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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其余部分追溯了在1794年的热月政变后感伤情感体制的消亡。雷迪认为，直到19世纪中期，法国人的公众情感表达除了怀疑和悲观之外，几乎没有别的东西。感伤主义的情感表达可能只能存在于某个特定的领域：在私人、家庭或女性的领域；在艺术领域；在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想中。(31) 乔治·桑（George Sand）所代表的是感伤主义的余波；她的失败为雷迪提供了证明一种后感伤主义体制已经取代了感伤主义情感体制的证据。(32) 自由理性与浪漫情感之间的严格分离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之前。造成留存至今的“情感”和“理性”的二元论的，正是这个原因，而不是笛卡尔。18世纪政治领域理性与情感之间的联系已经被成功地从所有集体记忆中抹去。(33) 恐怖时期感情上的过分伤害所造成的创伤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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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迪的作品是迄今为止情感史领域最重要的理论著作。他是极少数能够判断生命科学论文中基础研究质量的历史学家之一。同时，他对人类学著作也有丰富的了解。这两种特质以及他数十年来对法国18世纪和19世纪史料的研究也是独一无二的。尽管如此，仍有值得批评之处。首先，有人怀疑雷迪研究的基石也是他最重要的创新“情感表达”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雷迪的“情感表达”这一概念是从约翰·奥斯丁的言语行为理论中衍生出来的。然而，非言语行为的反馈效应是否与言语行为的反馈效应相似，目前尚不清楚。心里想着“我很快乐”和口头表达“我很快乐”的情感影响一样吗？刻意地微笑与说出“我很高兴”的效果一样吗？如果我们像芭芭拉·罗森宛恩一样，把这些想法放到历史上：“雷迪的‘情感表达’将言语置于其他形式的情感行为之上，但在一些文化中（例如，在中世纪的冰岛），脸红、颤抖和膨胀比言语更重要。”(34) 即使在言语行为中，口头表达的社会情境仍然是模糊的：例如当我对需要付钱帮我寻找幸福的心理治疗师说“我很快乐”时，或者当我对认为我陷入了一段不愉快的感情的母亲不耐烦地说“我很快乐”时，起作用的反馈机制是一样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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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迪在情感体制和政治体制之间建立的密切联系也有问题。【262】他似乎认为典型的政治体制是现代民族国家，但这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创造。在人类存在的大多数时代，没有统治社会各阶层的占支配地位的国家组织。相反，历史参与者同时属于几个共同体。这里再次引用罗森宛恩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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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不同的场所，例如，18世纪的沙龙、婚床和法庭，更不用说贫穷劳动者的家了（后者由雷迪本人提出），这些难道不可能构成他们自己的情感共同体吗？这些共同体与“感伤主义”（或宫廷礼仪）所规定的情感表达之间的关系各不相同。(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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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如果想保持一致，“情感体制”必须采用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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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会对雷迪试图解决后结构主义困境的方式表示怀疑：一旦采取了相对主义的立场，就不可能重新获得道德的、评价的立场。对于其范围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后结构主义的困境不仅局限于情感，还涉及更多的问题，如真理和客观性的问题。当然，你可以接受雷迪本人在他书中的描述，认为情感是自我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思想、记忆、意图或语言”一样。(36) 既然本体、自我和主体性问题都是后结构主义困境的核心，那么雷迪的解决办法在这里肯定同样适用……然而，现实和真理的问题与通过最大限度地引导情感来缩小情感痛苦的问题，两者之间似乎有根本的不同。情感是否以某种特殊的方式使后结构主义的困境变得戏剧化？它仅仅是关于情感，还是将情感作为遭受后结构主义困境的几个领域之一？我们真的能找到一条彻底摆脱后结构主义困境的出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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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困惑的是，与雷迪的情感自由观念最接近的是市场经济中的自由民主和对少数人权利的可靠保护，雷迪创造了一种超越历史和文化的立场，以便有可能再次建立有说服力的政治评价，事实证明，这种立场为西方民主国家（即雷迪的当代政治现实）的许多进步力量指引了方向。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雷迪并不是在为保守派失去所有价值观而哀叹，而是在寻求将后结构主义从其激进后果中解放出来的可能。由于政治原因，它一开始就破坏了对西方和男性文化的主流导向，最后彻底迷失了方向，缺乏任何道德核心。雷迪回应一位评论家说，他的乌托邦更像是朱迪斯·巴特勒的乌托邦，而不是玛莎·努斯鲍姆的乌托邦。(37) 【263】但是，认知心理学在多大程度上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有关，其研究在多大程度上“证明”了情感对象之间存在冲突？认知心理学知识的社会建构史是怎样的？雷迪的整个想法是循环论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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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他否认这一怀疑具有误导性，也无法轻易消除这种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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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雷迪提出的问题］：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你要先提出一个关于情感的特定的认知心理学理论，然后又说，某种体制最适合这个理论，因为它允许最大限度的情感庇护所、情感导航和情感自由，创造最少的痛苦。另一种选择是，首先阐述你的政治道德价值观，然后说某种认知心理学最符合这些政治道德价值观。你是怎么认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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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雷迪］：我的意图是通过对神经科学研究的批判性阅读来发现，而不是先验地列出我的政治道德价值观，这一过程的动机是后结构主义给我们留下的挫折感。我试着与感兴趣的读者分享这个过程。(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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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公开活动中，雷迪说（尽管是半开玩笑的）他只选择生命科学中能够证实他政治信念的内容。(39) 那么，与生命科学的偏差又有什么关系呢？它只能归化偶然的政治立场吗？它是否只适用于偶然的政治立场？如果事实如此，那么它就不能代表任何后结构相对主义的进步。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露丝·雷斯，虽然她从来没有像雷迪那样声称要为历史研究创造一种新的情感理论，而是通过对达马西奥和埃克曼的批判，将自己局限于区分“好的”和“坏的”自然科学研究。(40) 作为一个“好的”自然科学的例子，她引用了莉莎·费德曼·巴瑞特和詹姆斯·拉塞尔的研究，而他们都对埃克曼的观点持批判态度。然而，令人怀疑的是，“核心情感”的概念是否能经受住来自雷斯的严厉批评，并证明自己是“好的”自然科学。归根结底，“核心情感”更像是汤姆金斯和埃克曼的基本情感，而不是像马苏米的“纯粹强度”，因为它们没有对象，【264】也不能被意图直接接触到。(41) 此外，在核心情感的平均水平、波动性以及对刺激类型的反应性方面，也存在“基于遗传的个体差异”。(42) 这让人们觉得雷斯需要客观区分“好”与“坏”，真与伪。只有这样她才能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批评那些人文科学工作者对生命科学的滥用，但她在选择自己的情感概念时却没有采用相同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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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回到雷迪：他的理论最终将根据它产生的实证结果来衡量。对于一本以社会科学为导向，并以社会科学的方式构建起来的著作来说，它必须符合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逻辑。人类学家西格妮·豪威尔（Signe Howell）早在1997年就指出：“然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关于情感表达 的）争论仅仅是一种提示，是缺乏信服力的。最终，人类学对认知和情感的研究必须建立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之上。”(43) 但是，即使在雷迪将他的理论应用于对历史资料的分析后，历史学家仍然有许多疑问。杰里米·波普金评论说：“雷迪对法国历史的叙述并不陌生，他的主要突破点与传统历史相同。”(44) 这不仅不是完全陌生的，而且有点令人不安。因为雷迪的历史写作似乎是单向度的，在雷迪的情感史中，新文化史中语言学上的细微差异，对隐喻、转喻、提喻、体裁等的敏感度，都变得无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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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雷迪的批评是否会损害甚至破坏他的理论建构，这还有待观察。当然，他依然很有影响力。【265】虽然许多历史学家不愿在他理论建构的各个方面都追随他，但有些内容已经变得超然化、庸俗化了，这在学术界是常有的事。情感体制、认知情感和“情感表达”，如今这些术语已经随处可见。例如，“情感体制”一词很少以其完整的意义被使用。它是一套规范的“情感表达”以及适当的仪式和其他象征实践。它通常被理解为“情感规范”，即斯特恩斯的“情感标准”或霍赫希尔德的“情感规则”的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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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情感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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