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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历史学家莫妮克·舍尔进一步发展了雷迪的理论。我们在第二章中已经谈论过她，提到她受到了皮埃尔·布尔迪厄的研究的启发，与帕斯卡·艾特勒合撰了一篇论文。她对从后结构主义的角度来重新进行道德判断不感兴趣，而是要克服诸如身心、结构和能动等二元论，最重要的是克服情感的外在表达与内在的、“真实的”情感体验的对立。舍尔试图建立一个整体性的情感史，其中包括身体和“真实的”情感体验，以及文化和历史，但这只有在身体被文化和历史同化的情况下才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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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尔从新的意识哲学出发，特别是延展心智理论（Extended Mind Theory，简称EMT）和与“情境认知”相关的方法，对认知只能发生在大脑中这一观点提出异议。(45) 她引用了新意识哲学主要代表之一阿尔瓦·诺埃（Alva Noë）的观点，后者认为思维、感觉和感知并不是“由大脑单独来完成的。意识需要大脑、躯体和世界共同协作。的确，意识是全身在其环境背景下的成就”。(46) 舍尔通过分析感觉运动系统、手势和控制身体的方式，得出结论：“社会和环境语境下的身体随着大脑一起思考。”(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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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关注与神经科学有关的新哲学，【266】例如诺埃曾参与神经科学实验，历史学家可以更好地将身体作为研究对象，而不是将“评价”认知心理学作为研究对象。后者曾是他们的最爱，因为它把情感等同于认知，而这似乎为时间变化开拓了空间。然而，这还不是全部。事实上，这种新的意识哲学很少提及身体是如何被文化和历史塑造的。舍尔认为最好是从“认知的身体”的角度来思考这一问题，就像布尔迪厄那样。(48) 借用布尔迪厄的理论，她提出了自己的“情感实践”理论，她将其定义为“控制身心以唤醒本来没有的情感，把这些分散的情感集中起来并赋予它们可理解的形状，或者改变或消除已经存在的情感”。(49) 她提出了四种情感实践，分别是调动情感实践、记录情感实践、交流情感实践和管理情感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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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调动情感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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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动情感实践常常与媒体的使用有关，而且通常更具有群体性而非孤立性。以求爱为例。人类学和历史研究表明，它蕴含很强的可变性：“技术的变化（从情书到手机和互联网）和场所的变化（从监督下的探访到约会再到聚会）。”(50) 这些情境和技术建构出来的情感并不相同，但都在塑造可能婚姻对象的情感和感情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忠实的服从、荣誉、激情、崇拜、熟悉到尊重。因此，求爱不仅是一种行为，它对于情感和（性别化的）自我的建构都会产生影响”。(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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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例子是经常与舞蹈和音乐结合在一起的毒品，它可以促进情感的快速实现。然而，用简单的刺激—反应模型来解决这个问题是错误的，好像一种化学物质无论在哪里都能引发相同的情感。安慰剂效应已经证明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因为它也能产生情感。此外，致幻药物的使用常常被嵌入仪式和文化代码之中。(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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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调动情感实践的例子是天主教文化中的忏悔。忏悔的情感不一定要在忏悔之前出现，也可以在忏悔的过程中出现，【267】通过相关的身体技巧，如下跪、戴头巾或佩戴苦修带。结合这些技巧，忏悔就可能会产生想要的情感，可能“调动”它。这里的重点在于“可能”。舍尔认为，情感实践在某种程度上总是不可预测的，可能会失败，如果失败次数太多的话，这种实践就会被抛弃。(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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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记录情感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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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情感实践主要是说话和写作，但也包括思维中的无声记忆。因此，“情感表达”也是记录情感实践，而舍尔的情感实践超越了雷迪的“情感表达”，更注重记录的形式。因此，记录情感实践的问题是这一过程是否涉及写作、说话或思考。如果涉及写作，是用手写还是用计算机打字来完成。如果是说话，说话的对象是谁，重点是什么，是在什么样的语言环境中发生的。记录情感实践总是一个产生意义的问题，或者如舍尔所说：“情感就像雪花，每一种情感都是独一无二的，只有通过记录才能将其归类。”(54) 从脱口秀节目到传达情感技巧的治疗“行业”，“情感的符号化 和再次符号化 ”已经高度商业化。(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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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尔强调，记录情感实践的重构使历史学家能够把握“真实的”情感体验。例如，在印度，只有通过宝莱坞电影，英语国家文化中的“我爱你”才首次获得广泛认可。它渗入印地语，成为求爱和结婚仪式的一部分，而在此前这个表达并不为人所知。“如果记录情感使情感得到体验，那么记录这种变化就意味着书写一段最完整意义上的情感史。”(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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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流情感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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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情感实践的主要目的是与他人交流。如果政客希望在自然灾害后在电视上传达他或她的关心，这一过程将发生在“多个感官层面，涉及不同的知识模式”，包括“面孔、手势、声音模式、身体姿势，或如眼泪、肤色变化或呼吸沉重等外在表现”。(57) 舍尔认为，成功情感交流的关键是信息要以预期的方式被接收。同样，在此非常重要的是，信息的传达者必须适当考虑具体情境、参与者们以及他们的社会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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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尔认为交流情感实践的关键是，先验领域的前提被重新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例如情感交流失败的原因是社会参与者没有体会到真情实感吗？因此，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268】提升感情真实性的交流情况是否是一种理想？或者，在这种情况下，“真实”和“模拟”的情感没有区别，因此这种区分对情感交流的成功与否是否有影响？还是这种情况更适合模拟，因此情感表达变成了约定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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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管理情感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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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一看，这似乎解释了迄今为止所写的情感史的大部分内容：情感规范和对它们的疏忽，以及对它们的侵犯的惩罚。从这个角度来看，斯特恩斯的情感学将成为管理性的情感实践，而有关礼仪的自助书籍将成为其历史探究的史料来源。但这就未免太草率了，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历史研究中容易理解的规范和难以理解的“真实”情感之间的区别就会占上风。按照舍尔的理解，管理情感实践不仅控制情感，还会产生情感。它们与“福柯所说的将情感和理性对立起来的知识秩序密切相关”。(58) 其他的两分法也由此而来，例如，男与女，外与内，文明与不文明，公共与私人。小男孩很少哭泣，而小女孩则经常要忍气吞声，这是具体的管理情感实践的结果，这种实践既有公开的（礼仪书中的明确指导），也有隐性的（老师或其他权威所规定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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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四种情感实践之外，还有一种惯习，舍尔非常重视布尔迪厄提出的这一概念。惯习描述的是已经沉淀并被吸收的“身体知识”。音乐家们的手指无意识地划过乐器，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将音乐内化的速度要快于认知速度较慢的人。同样，运动员们的身体也能习惯性地做出快速而复杂的动作，这些都是用来阐明“惯习”含义的经典事例。(59) 惯习有社会文化差异和性别差异的烙印：一个人的文化修养和受教育程度不仅体现在他能引经据典，信手拈来，或者能立即识别出歌剧的咏叹调，或者知道一个源自古希腊语的单词的正确复数形式，还体现在知道对一个笑话要笑多大声，或者是知道在博士考试后的招待会上要与谈话对象保持多远的距离，等等。当然，这一切都可以很快学会，但如果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就会犯错误，如果过于拘谨或者过于急切，就会露出马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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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习当然是无意识的，它是“静态的，并具有某种程度的约束力”，但它并不是一个无法逃脱的牢笼。【269】惯习总是需要“在日常实践中得到确认”。(60) 惯习“给不完全并且不总是可预测的行为留出了空间，也可以表明变化和抵抗，而不是预先设定的复制”。(61) 因此，它允许“社会结构和个体能动之间的对比，或文化需求和身体的永恒、普遍的‘真理’之间的对比，而身体的功能和结构不受其用途的影响”。(62) 正如舍尔所强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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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练地利用身体的自发运动、冲动和激活是一种习得的实践，通过模仿而获得，使身体和大脑发生持久的变化。习惯性的姿势和动作会在一个特定部位形成肌肉组织、神经分布和血管，使一些肌腱变短，使另一些肌腱变长，影响骨密度和形状，并诱发脑组织的特定发展。(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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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我们的身体给我们设定了绝对的限制，毕竟“没有一个人类社会会发明一种需要五只脚的舞步，或者一种需要八根手指的乐器”。(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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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惯习的情感从来就不仅是对刺激的线性反应，而且是循环的。(65) 它们绝不是布莱恩·马苏米所说的“纯粹强度”，他将情感定义为完全无意识的和生理上的，并赋予它自主的地位。(66) 舍尔认为，情感总是有生理层面的，虽然它深受文化和历史的影响。人不会“拥有”情感，而更像是去试验情感，或者产生情感，“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从完全有意识到完全无意识，在此过程中，情感会沿着这个连续的过程发生转变”。(67) 同样，我们不“是”一个情感主体，也“没有”一个情感自我，“这个情感主体不是先于情感而是在产生情感的过程中 出现”。(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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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对历史研究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史料来源的范围扩大了，并且对现有史料的分析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除了明确的情感词汇和传记资料外，关注点开始转向身体语言，例如“热血沸腾”。所有形式的身体感觉在文字、声音和图像上的痕迹都很重要，例如气得浑身发抖，声音颤抖，恐惧，压抑的愤怒，因羞愧而晕倒；当然还有本书导言部分提到的“仰首伸眉”，对中国人来说，这个成语意味着意气昂扬、幸福满足。在这一点上，舍尔远远超越了雷迪，雷迪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言语行为上。其中最吸引人的是冲突，由于它们表明了“产生情感”的失败，从而揭示了这方面的潜规则。【270】在冲突中，不同的管理情感实践相互碰撞，使得人们有可能得出有关情感文化的更广泛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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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神经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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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尔的“认知情感”意识概念与延展心智理论相关，雷迪很清楚自己正在做什么，在当时，几乎没有历史学家对生命科学感兴趣，他选择了认知心理学和评价学派以及其意向论维度。(69) 自从雷迪接受了实验心理学之后，就出现了一股神经科学浪潮，在它最终成为历史之前，已经席卷了许多人类科学。它就是今天的神经历史学。(70) 其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研究中世纪的史学家丹尼尔·罗尔德·斯梅尔，他备受推崇的《论深度历史与大脑》探讨了作为一个核心问题的情感，雷迪对其进行了批判性的评论。让我们先来看看斯梅尔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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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梅尔想要扩展“历史”的时间界限，将其起点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文字之前。因此，他首先揭示了在19世纪历史学发展的过程中，作为一项基于书面资料的事业，这门学问丧失了什么。这就变成了“史前史”，苏美尔人和楔形文字的历史，旧石器时代变成了“一个永恒的反乌托邦，只有某种‘从天而降’、定义不清、创造了运动和历史的催化事件才能打破这种不变性”，那就是书写技术的发明。(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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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人挥别19世纪后期在书面记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历史研究，而将史料的概念（斯梅尔更愿意称之为“痕迹”）扩展到包括石头碎片、化石、DNA痕迹、同位素、行为模式、【271】陶器碎片和音素；如果一个人记得“伟大的历史学科包括地质学、进化生物学、动物行为学、考古学、历史语言学和宇宙学”，那么，在斯梅尔看来，我们就对历史有了更好、更深刻的理解，这就是深度历史。(72) 这就出现了“一种宏大的历史叙事，它将旧石器时代和后石器时代联系起来，并在一定程度上围绕着人类文化与人类大脑、行为和生物学之间的持续相互作用而展开”。(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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