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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好几次，帕西恩（Passion）在女儿波姆（Pom）的怂恿下，抢走并吃掉了其他母亲的孩子。吃完这一顿可怕的饭后，帕西恩会用拥抱和轻拍去安慰那些伤心的母亲。这种行为看起来很变态。然而，作为一种政治行为，这是很有道理的：如何更好地建立或维护权力，而不是制造压力，并提供缓解压力的手段？(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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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梅尔在这里明确提到“20世纪的法西斯政权”。(95) 这些解释显然达不到复杂性的标准，甚至达不到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宏观社会学理论的标准，更不要说各种详细的微观研究的标准了。正如丹尼尔·格罗斯所说，它们是“真实得很琐碎”。(96) 在处理特定的案例时斯梅尔的还原主义变得最为突出，因此，他没有像雷迪在《感情研究指南》一书中所做的那样，将自己的思想应用于历史“数据”的分析研究，这也许并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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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价斯梅尔时，威廉·雷迪指责他犯了功能主义的错误。雷迪表明，尽管斯梅尔声称已放弃进化心理学，转而支持非功能主义的神经科学，但由于缺乏神经科学知识，导致他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功能主义的经典陷阱。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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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斯梅尔的观点，人们在社会上级面前通常会无意识地“用更高的声音说话，脸上带着顺从的笑容，对上级开的蹩脚玩笑也会开怀大笑”。斯梅尔猜测，在农业革命之前，这种行为编码模块在小规模社会中“可能已经濒临灭亡”。但是，一旦大规模的农业社会出现，父母会根据这个模块的指令，塑造他们孩子的突触结构。斯梅尔认为，灵长类动物的研究证实了这一推测。通过这种方式，文化和基因编程相互作用，增强了先前被抑制的行为……当然，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早期的农业社会高度等级化。几千年来人类就知道，训练至关重要，习惯和习俗的作用十分强大。神经科学研究表明，不断重复的行为可以改变突触结构。实际上，神经结构在某种程度上是学习和文化的产物。但是，要是说高声说话和顺从的微笑是对官僚君主制的“自适应”，可以通过学习来传递，这就远远超出神经科学目前所能证实或反驳的范围。如果把这种推测当真，就如同打开了一个装满功能性想象的潘多拉盒子。(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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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追踪者也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例子。除了斯梅尔所强调的人类的根源在非洲之外，这个例子很可能被一位白人、自由主义者、男性美国学者用来反对种族主义。(98) 【276】但是，如果你把追踪者的例子翻转过来，那么反种族主义中隐藏的危险逻辑就显而易见：以斯梅尔的观点来看，你可以说，非洲人的大脑中缺乏文化技巧的铭刻，无法演奏古典音乐，也无法欣赏莫扎特或贝多芬的钢琴协奏曲，更不用说肖斯塔科维奇或施尼特克的交响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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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单纯的情感史不是正确的方法，正如《论深度历史与大脑》的一位评论者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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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更严重的障碍是历史学家缺乏评估生物和医学发现的关键工具。例如，我本人就无法判断我在这里所写的关于神经生理学研究的发现是不是正确的、有争议的还是毫无意义的。可能对斯梅尔来说也是如此。很难想象，许多人文学科的学者会不断拓展他们所需要的科学专业知识，以便能参与到这场讨论中，而不是毫不怀疑地接受它。(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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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情感史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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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先天决定我们会对刺激做出反应，并受反馈机制的影响，但这对历史研究有何帮助呢？”这位评论者接着回答了自己提出的问题：“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神经元的方法……是决定论的重启。”(100) 许多人赞同这种基本的批评。要想对神经科学釜底抽薪，就需要具备充分的神经科学的知识，秉持怀疑态度，这正是威廉·雷迪想要做到的。如果“情感”变成另一种“心态”，或者退化为“国民性”这样的范畴，那也没有多大用处。(101) 【277】与任何历史潮流一样，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搭便车和过度简化的情况；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应该忽视它们所构成的威胁。并非凡是不符合时代常识的历史解释模型的东西都是情感。换句话说，应该避免给所有无法用“利益”和“理性”解释的人类行为贴上“情感”的标签，这两者是典型的优化增益的理性选择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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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并不是一个好主意。这种区分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20世纪早期的心理学及其测量方法，有太多的思想家从中获得了享乐效价的概念；但这在情感史上几乎派不上用场。把情感等同于经济的比喻以及情感股票及其当前余额的说法也没有什么用处。这里总是隐含着平衡预算的想法，而这可以回溯到情感的水力模型。最后，把情感分为基本情感和合成情感、简单情感和复杂情感也于事无补。正如杰罗姆·凯根不厌其烦所说的那样，我们需要关注情感的复合性；情感总是比有着明确界限的情感概念（“恐惧”“愉悦”“羞耻”）更为复杂。(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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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出诸多提醒之后，下面我将重点介绍几个领域，在这些领域，情感史研究似乎有可能富有成效。其中有些是历史的分支，可以受益于情感的视角。对每一部分的介绍都会穿插一段历史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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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史、社会运动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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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0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简化了药物的标准，使艾滋病药物能够更快地通过临床试验，尽快提供给需要的患者。(103) 而在此之前的10月11日，艾滋病解放力量联盟（ACT UP）组织了大约1 000人在华盛顿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大楼前举行了示威活动，参与者大部分是男女同性恋活动分子。大楼被迫关闭了一天，示威活动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图24）。(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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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艾滋病解放力量联盟（ACT UP）的海报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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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Image Title: “How Many of Us Will Be Alive for Stonewall 35?” Verso: “AIDS:Where is your Rage? ACT UP”, ACT UP New York records, 1969, 1982—1997(bulk 1987—1995), posters and placards © Manuscripts and Archives Division,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Astor, Lenox and Tilden Foun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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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海报上的文字为“艾滋病：你的怒火在哪里？艾滋病解放力量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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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政治史会将这一系列事件描述为带头人成功领导的抗议行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参与会被视为该联盟创始人拉里·克莱默（Larry Kramer）战略技巧和个人魅力的结果。这种传统的历史将突出活动分子的利益，那就是要实现更有效的艾滋病治疗，消除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对感染者和病人的歧视，促进医学研究，降低价格让更多的人能购买到现有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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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社会学家黛博拉·古尔德（Deborah Gould）对这段历史的描述却截然不同。她将1988年10月11日的这次示威活动视为情感型社会运动的创造性政治的典范。古尔德本人是改组芝加哥分部的成员并积极参与了这场运动。她写道：“我们的常识是‘化悲痛为愤怒’。”(105) 【279】艾滋病解放力量联盟的创立与具有媒体影响力的、新型非暴力抗议形式的出现有关。例如，在1991年1月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的“绝望之日”，活动分子冲进新闻直播间，在摄像机前高呼诸如“抗击艾滋病，而不是阿拉伯人；艾滋病才是新闻！”的口号。这和其他有关事件都是对下面这种绝望形势的反应：政府、教会和社会大部分人对同性恋群体大规模死亡的态度，往好了说是漠不关心，往坏了说是充满蔑视。(106) 与传统的政治历史不同，将艾滋病解放力量联盟的历史与情感联系起来并不意味着要强调实用主义的利益——活动分子情感化的语言和行为被看作是这些利益的附带现象，相反，所有参与者（包括政治、政府和社会中的活动分子和受众）复杂的情感过程会带给我们一些启示。此外，这还意味着与认为社会运动是由理性领导的社会学传统分道扬镳。(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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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情感史加持的政治史可以有何作为呢？例如，它可以思考政治中处理公众情感表达的方式的变化。在1972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前，人们普遍认为民主党候选人埃德蒙·马斯基（Edmund Muskie）是最有可能击败在任共和党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的人。但是当马斯基似乎在公开场合哭泣之后，他不得不退出民主党初选。新罕布什尔一家新报纸发表了一篇文章，暗示马斯基的妻子是酒鬼，后来才发现这个故事是尼克松竞选团队编造的。在暴风雪中，马斯基在报社外举行了一场会议，极力否认这一指控。在他说话的时候，他的脸颊上似乎流下了泪水，但后来马斯基说那是融化的雪水（图25）。(108) 30年后，乔治·沃克·布什担任了八年的美国总统，他曾一次又一次地在镜头前流泪，例如2007年1月11日在一名22岁士兵的追悼仪式上（这位士兵在2005年因拯救战友而牺牲）。(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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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哭泣的总统候选人？暴风雪中的埃德蒙·马斯基（1972年2月26日）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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