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1503283
尽管如此，我们的身体给我们设定了绝对的限制，毕竟“没有一个人类社会会发明一种需要五只脚的舞步，或者一种需要八根手指的乐器”。(64)
1701503284
1701503285
作为惯习的情感从来就不仅是对刺激的线性反应，而且是循环的。(65) 它们绝不是布莱恩·马苏米所说的“纯粹强度”，他将情感定义为完全无意识的和生理上的，并赋予它自主的地位。(66) 舍尔认为，情感总是有生理层面的，虽然它深受文化和历史的影响。人不会“拥有”情感，而更像是去试验情感，或者产生情感，“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从完全有意识到完全无意识，在此过程中，情感会沿着这个连续的过程发生转变”。(67) 同样，我们不“是”一个情感主体，也“没有”一个情感自我，“这个情感主体不是先于情感而是在产生情感的过程中 出现”。(68)
1701503286
1701503287
这一切对历史研究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史料来源的范围扩大了，并且对现有史料的分析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除了明确的情感词汇和传记资料外，关注点开始转向身体语言，例如“热血沸腾”。所有形式的身体感觉在文字、声音和图像上的痕迹都很重要，例如气得浑身发抖，声音颤抖，恐惧，压抑的愤怒，因羞愧而晕倒；当然还有本书导言部分提到的“仰首伸眉”，对中国人来说，这个成语意味着意气昂扬、幸福满足。在这一点上，舍尔远远超越了雷迪，雷迪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言语行为上。其中最吸引人的是冲突，由于它们表明了“产生情感”的失败，从而揭示了这方面的潜规则。【270】在冲突中，不同的管理情感实践相互碰撞，使得人们有可能得出有关情感文化的更广泛的结论。
1701503288
1701503289
三、神经历史学
1701503290
1701503291
舍尔的“认知情感”意识概念与延展心智理论相关，雷迪很清楚自己正在做什么，在当时，几乎没有历史学家对生命科学感兴趣，他选择了认知心理学和评价学派以及其意向论维度。(69) 自从雷迪接受了实验心理学之后，就出现了一股神经科学浪潮，在它最终成为历史之前，已经席卷了许多人类科学。它就是今天的神经历史学。(70) 其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研究中世纪的史学家丹尼尔·罗尔德·斯梅尔，他备受推崇的《论深度历史与大脑》探讨了作为一个核心问题的情感，雷迪对其进行了批判性的评论。让我们先来看看斯梅尔这本书。
1701503292
1701503293
斯梅尔想要扩展“历史”的时间界限，将其起点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文字之前。因此，他首先揭示了在19世纪历史学发展的过程中，作为一项基于书面资料的事业，这门学问丧失了什么。这就变成了“史前史”，苏美尔人和楔形文字的历史，旧石器时代变成了“一个永恒的反乌托邦，只有某种‘从天而降’、定义不清、创造了运动和历史的催化事件才能打破这种不变性”，那就是书写技术的发明。(71)
1701503294
1701503295
如果一个人挥别19世纪后期在书面记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历史研究，而将史料的概念（斯梅尔更愿意称之为“痕迹”）扩展到包括石头碎片、化石、DNA痕迹、同位素、行为模式、【271】陶器碎片和音素；如果一个人记得“伟大的历史学科包括地质学、进化生物学、动物行为学、考古学、历史语言学和宇宙学”，那么，在斯梅尔看来，我们就对历史有了更好、更深刻的理解，这就是深度历史。(72) 这就出现了“一种宏大的历史叙事，它将旧石器时代和后石器时代联系起来，并在一定程度上围绕着人类文化与人类大脑、行为和生物学之间的持续相互作用而展开”。(73)
1701503296
1701503297
如果更仔细地观察这些“痕迹”，就会发现它与文本史料之间的相似性。斯梅尔称：“痕迹是任何编码了关于过去的某种信息的东西。”(74) 他接着说：
1701503298
1701503299
今天所发出的音素是一个活化石，虽然在几千年后它的谱系已经被遗忘。DNA也是如此。尽管人口遗传学家偶尔会从古代遗骸中提取DNA，但他们更常用的做法是从唾液或血液中提取现代DNA。现代DNA与编辑文本有着惊人的相似。它由几行代码组成，用四个字母组成的字母表书写，可以忠实地再现原文。就像文本一样，它承载的信息可以被后代阅读且只有被阅读才会有意义。唯一的区别（对一些人来说很重要）是DNA不是任何人的意图的产物。(75)
1701503300
1701503301
但是，斯梅尔认为，正是这种意图的缺失，才使得生物学与历史研究的某些分支更加接近。例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史研究站在了匿名结构的一边，而忽视了意向性；社会史不关注个体的能动性。(76) 在其他方面，生物学与其他生命和地球科学离历史也并不遥远。历史和进化生物学对时间都有一个开放的概念：种系发生（即一个群体内部关系的进化发展，是相对于个体发生而言的，后者是指一个特定个体的起源和发展）理论假定开始和结束都是开放的。简而言之，是无穷无尽的。(77) 神经心理学将能动归于神经元事件，这样的观点并不奇怪。归根结底，“历史学家总是习惯性地用心理学来思考。我们常常会情不自禁地对史料中人物的心理状态做出假设”。(78)
1701503302
1701503303
该书第四章“新神经史”讨论了情感。斯梅尔将情感定义为“相对自动的”，并且和勒杜与达马西奥一样，区分了无意识情感和生理情感，以及作为意识和生理情感产物的感情（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三章中所见，大多数神经科学家将前者称为“affect”，【272】将后者称为“emotion”）。(79) 这种对情感的定义对斯梅尔的研究至关重要，因为他认为情感决定人类行为，但它们是无意识的、古老的，它们是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的联系。如果没有一个反意向论的情感概念（这里再次运用露丝·雷斯的区别），斯梅尔就不可能为人类行为建立一个漫长的年表。他是这样说的：
1701503304
1701503305
还有大脑的所有非认知特征。我们所做的许多事情都是由行为倾向、情绪、情感和感情决定的，而这些都有很悠久的进化史。这些身体状态并不是幽灵般的东西在意识中神秘地一闪而过。神经心理学和神经生理学方面的最新研究表明，它们是生理实体，位于大脑的特定区域，并且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其中一些（包括情感）是相对自动的，与所有类人动物的大脑所例行处理的生命治理的其他领域（基本的新陈代谢、反射、痛苦、愉悦、驱动力、动机）没有什么不同。大多数（也许全部）还与一系列激素和神经递质有关，例如睾酮、雄激素、雌激素、5-羟色胺、多巴胺、内啡肽、催产素、催乳素、加压素和肾上腺素等。这些化学物质产生于遍布全身的腺体和突触，它们促进或阻止信号通过神经通路。它们会诱发我们身体上和体内的躯体状态，帮助确定情感的实际感受。我们与其他动物共享几乎所有这些化学物质，尽管鬣蜥的神经系统不一定会像我们一样使用睾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化学物质都有自己的自然史。(80)
1701503306
1701503307
结论就是：“大脑结构和身体化学物质的存在意味着倾向和行为模式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普遍的生物基础。”(81)
1701503308
1701503309
斯梅尔反复强调，他已经把先天和后天的二分法抛诸脑后。那么，鉴于如此多的普遍主义，变异性在哪里呢？(82) 他把情感当作一种刺激和反应模式；可变性来自历史变化的刺激。对蛇的恐惧是源于数百万年来“蛇”对人的威胁刺激。如今，对蛇的恐惧这种“深层历史痕迹”已经不会再影响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生存，因为大多数人都不会在野外遇到蛇。进化上有用的是对汽车的恐惧，而害怕汽车的人会更受自然选择的青睐。完全有这样一种可能：在几百万年后，又会有其他刺激因素决定进化上的有利行为，而对汽车的恐惧将会变成另一个深层的历史痕迹。(83) 【273】无论如何，这就是斯梅尔对动态影响之作用的设想。
1701503310
1701503311
当然，这种动态没有抛弃先天和后天的二分法，而是与以往一样与其紧密相连。因为根据斯梅尔的观点，情感——这里要重复一遍，勒杜和达马西奥将其定义为无意识的生理现象，与有意识的情感相对——是不变的：“情感……成为我们要做和已经做的许多事情的一个结构背景。”(84) 斯梅尔再现了我们在汤姆金斯和埃克曼那里遇到过的旧的情感程序。只有情感对象（蛇、汽车）是可以改变的。斯梅尔写道：“一位中世纪的女圣人吃虱子，舔舐受感染的伤口和麻风病人溃疡的脓液，在某种程度上，她知道这样做会对旁观者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也就是说改变的只是对厌恶刺激的文化反应，而不是这些刺激的普遍性。(85) 因此，斯梅尔没有考虑情感本身是否可以改变，也没有考虑大脑的“硬件”本身是可以改变的。
1701503312
1701503313
这里出现了一个贯穿全书的矛盾。一方面，从远古时代开始，动物和人类就用“精神药物机制”来影响大脑的状态，这种机制被定义为“由人类文化产生的改变心情的实践、行为和制度”。(86) 此外，不仅人类有这种精神药物机制，因为：
1701503314
1701503315
很多动物在某种程度上都会这样做。在围场中感到无聊或孤独的马，有时会以惊吓自己为乐。不断呼出的鼻息会引起化学反应，引发惊吓反射和兴奋的神经化学反应。鸟儿们聚集在结着熟透了的果子的树上，享用着含酒精的果实，它们找到了一种方法去摄取改变心情的物质，而不是去制造它。猫会被猫薄荷所吸引。(87)
1701503316
1701503317
人们会跳舞、喝酒，会让自己沉溺于宗教的狂欢，会进行怡情之性。因此，就像情感一样，使用精神类药物来自我刺激的倾向似乎是普遍的（尽管尚不清楚斯梅尔会在哪一种机体上划定界限）。
1701503318
1701503319
另一方面，根据斯梅尔的说法，公元前5000年左右的农业革命带来了影响深远的变化，因为它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精神药物机制。总是有加速发展的时期，如18世纪的欧洲“有咖啡因文化、感伤小说和色情作品，以及越来越多的消费品”。(88) 如今，在我们的全球消费文化中，精神药物机制越来越多，作用越来越强，因此斯梅尔迅速做了相应的转变，以便引入我们变得越来越迟钝这一历史变化。(89) 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越使用精神药物机制，我们反而变得更麻木呢？这种彻底的转变提供了唯一的可能，【274】让斯梅尔把历史的可变性带入了他的模式，并且做了历史学家通常做的事情：把变化进行分类。毕竟他是一位历史学家，提出新的分期的确是他的主张。当然，他的方法并没有解释为什么有些人使用某些精神药物机制，而有些人不使用。(90) 如果我们在这里遵循斯梅尔的观点，就不能再把一些精神药物机制称为“轻度上瘾”。因为，根据斯梅尔的说法，所有的精神药物机制最终都会导致依赖性的下降和迟钝感。
1701503320
1701503321
斯梅尔坚持认为情感本身是不变的，对他来说，这成为一个真正的难题。情感与认知的分界线不断被打破，以他列举的非洲猎物追踪者为例，他能够发现远处狮子的踪迹，这表明他比那些不生活在稀树草原的人更能适应自己的环境：
1701503322
1701503323
非洲追踪者只要扫一眼平淡无奇的平原，就可以定位到远处的狮群，而车上其他人都没有看到，这让人意识到自己视觉皮层的突触是多么不发达。(91)
1701503324
1701503325
为什么对环境的认知适应会铭刻在大脑皮层中，而在情感主义时代阅读小说时却不会呢（按照斯梅尔的说法，阅读小说纯粹是一种情感—精神药物实践）？(92)
1701503326
1701503327
关键的问题是，这又怎么增加了历史的解释力呢？我们来看一下斯梅尔对恐怖主义政治体制的解释：
1701503328
1701503329
在灵长类动物的社会中，可以找到一种能够灌输服从意识的实践。例如，对母系狒狒社会的研究表明，地位高的雌性狒狒经常恐吓地位低的雌性。与黑猩猩社会一样，这种恐怖主义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它往往是随机的、不可预测的。由于它们无法预测虐待，地位低的雌性就承受着非常高的压力，这会导致它们的生育能力下降，而这为占支配地位的雌性提供了明显的优势。在后石器时代社会，地位低的人体内产生应激激素的装置和机制的范围或密度都有所增加。政治精英们不可能意识到他们的所作所为引起的确切生理后果。相反，政治行为之所以会集中在这些解决方案上，因为这是最有效的维护权力的方式。(93)
1701503330
1701503331
斯梅尔还描绘了珍妮·古道尔（Jane Goodall）在贡贝国家森林遇到的一只幼年雌性黑猩猩的行为：【275】
1701503332
[
上一页 ]
[ :1.70150328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