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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年，布什在一次采访中承认：“我在任期间经常哭泣。我敢打赌，作为总统，我流下的眼泪你数也数不过来。”(110) 但这一点也没有影响他的受欢迎程度。从马斯基到布什，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马斯基因为哭泣而被认为是软弱和不可靠的，而布什却没有？公开情感表达的界限是什么？这个界限是如何改变的？为什么？在这里，政客的性别、年龄、种族和宗教发挥着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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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情感史的角度思考政治词汇也是很有价值的。本书的导言部分提到了外交官们对有情感编码的语言和动作的使用。公开表露出来的愤怒又是什么情况呢？“尤其是在议会论辩的过程中，它是最有效的战术资源之一”，(111) 或者在追悼会、党代会、君主接见、皇室婚礼、政治巡回演讲、向养兔专业户或教区委员会发表演讲的场合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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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情感转向之后出现的政治是怎样的呢？比如“政治抑郁者的国际游行”（International Parade of the Politically Depressed）、“抑郁示威”（Depress-ins）、“绝望网络”（networks of desperation）等示威行动。黛博拉·古尔德所属的“芝加哥情感库”（Chicago Feel Tank）又是什么情况呢？它经常有意讽刺地使用情感语言。(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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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引起人们关注的是“那些在政治环境中引发行动的决定性情感”。但是它们极难获得，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仍将是历史研究的一小部分。(113) 如果可以找到研究这些问题的史料和方法（本章结尾将提出一个建议），那么就能为政治决策的因果解释提供情感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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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史与情感【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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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的华尔街大崩盘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大萧条；有些人甚至认为还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但其原因仍不清楚。其他国家的银行业和经济危机（1927年的日本，1931年的德国和英国）的原因则都很明晰，但是经济学者和经济史学家依然对美国的经济崩盘感到迷惑不解。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曾质疑，这么小的起因为何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曾指出，“理解大萧条是宏观经济学的圣杯”。(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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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经济历史学家哈罗德·詹姆斯（Harold James）已破解了1929年10月24日股票恐慌性抛售和道琼斯指数暴跌的奥秘。詹姆斯认为，在这样的恐慌中，类似灾难性事件的记忆会浮现出来，并与当代事件相结合。面对不确定性，人们似乎需要某种历史立足点；但是，通过将他们的行为与假定的历史先例（过去股票和大宗商品交易所的崩溃）联系起来，行动者只会让一切变得更糟，因为没有一次崩盘会与另一次一样。詹姆斯继续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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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历史参照是金融危机持久而必要的驱动因素：在欢欣鼓舞的状态下，人们就会幻想乌托邦式的未来；当这种状态破灭时，他们又会回忆起过去的灾难（他们可能从未亲眼见过）。(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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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的大崩盘让当时的人们想起了1869年9月24日（星期五）发生的崩盘。过去事件的阴影还笼罩着当下，以至于1929年10月24日（星期四）的股市崩盘被称为“黑色星期五”。(116) 1929年之后的每次崩盘都是如此：1987、2000和2008年，危机中最糟糕的日子都被称为是“黑色的”。因此，遇到金融崩溃这样典型的集体危机情况，人们总是会试图从过去寻找意义，出现“一种狂热的时间想象”，这种想象融合了不同的时间性。(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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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经济社会学的作家已经意识到，经济往往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理性”无关。大多数人会把马克斯·韦伯与合理化的概念和现代科层制及工作世界的“铁笼”联系起来，但就像我们在第一章已经看到的那样，他不仅仅探讨虔诚和情感。乌特·弗雷沃特指出，“如果我们更仔细地审视韦伯，就会发现他的分析并没有忽视现代资本主义中情感在创造价值和引导行为方面的力量”。(118) 【283】她问道：“难道他没有考虑到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秩序完全建立在‘情感’的基础上，‘贪得无厌的欲望’‘痛苦不堪的激情’和‘变幻无常的价值’才是经济主体的真正动机吗？”(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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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韦伯的一生中，相对年轻的心理学开始对产业工人的情感产生兴趣。一项基于对5 000多名工人的问卷调查显示，跟摆脱工作相关的情感占主导地位，对现代机器生产的典型反应是“厌恶”。(120) 一名年轻时曾在家庭作坊工作的金属工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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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取代我的工作，铸造厂和磨坊雇用了80到100名工人，设想一下，如果你在没有嘈杂声的地方干了42年，突然之间喧闹和噪声充斥在你耳旁，年纪大的人难免会心烦意乱。我整天汗流浃背，感到焦虑不安。我常常像个小孩子一样哭泣，晚上会失眠。我现在晚上会留着一盏灯，这有助于缓解我的情绪。(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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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工作心理学和情感心理学历史的可能性，还可以看到工作和情感相结合的历史的轮廓。(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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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情感史的角度来看待消费似乎也很有前景。(123) 广告专家很早就对情感的功能产生兴趣，并着手去探索。(124) 广告业的发展潜力巨大。它开发的媒体产品、海报和电视广告、街头广告和网络广告、有装饰的热气球和人们穿着泡沫服装分发的传单都可以作为史料来源。它和情感的媒体史的关联是相当明显的。各种形式的政治“广告”同样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从国家社会主义宣传到真正的社会主义之下的“视觉激励”，再到20世纪末的电视民主国家的政治建议。【284】从古斯塔夫·勒庞到保罗·伯奈斯（Paul Bernays），再到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在公共关系和政治宣传的先驱那里，情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夏尔·戴高乐和罗纳德·里根的形象塑造者利用了什么样的心理和情感资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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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律史与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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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裔美国心理学家雨果·芒斯特伯格（Hugo Münsterberg，1863—1916）是测谎仪之父，师从威廉·冯特，他对法国因反犹情绪而起的德雷福斯事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894年，犹太人炮兵上尉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被指控向德国人泄露军事机密。芒斯特伯格指出，当阴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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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制造不利于他的证据时，他们一再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当他们向他口授一封包含有被发现的叛国手稿字句的信时，他浑身发抖，几乎无法执笔。警察和犯罪分子所说的拷问大部分在于那些问心有愧者的身体迹象；要使被告本人情感崩溃就是这种不当的执法行为的胜利。(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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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案中，被告人的肢体动作、颤抖的手被认为是他内心情感的表征，最终是他有罪或无罪的证明。(126) 如本例所示，至少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法国，生理情感的表达在刑事诉讼中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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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最早将法律史和情感史结合起来的并不是在19世纪末，并且也不仅仅是在法国。许多关于法律纠纷的资料谈到了对名誉的攻击和侮辱，从冒犯君主到私人之间的诉讼。(127) 关于婚姻纠纷和离婚后财产分配的资料中都充斥着情感。(128) 此外，有些法规只涉及情感，例如激情犯罪。就像吸毒或酗酒一样，情感也可以作为减轻惩罚的理由。如果情感史适用于法律和法律史，这可能与律师本人对情感的浓厚兴趣有关。(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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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媒体史与情感【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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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万圣节前夕的傍晚，美国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播放了广播剧《世界大战》（The War of the Worlds ），这是H. G.威尔斯（H. G. Wells）1898年的小说，讲述的是外星生物入侵地球的故事。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将这个故事改编成广播剧，并将地点从英格兰改为新泽西。这部戏的逼真程度以及这种新的传播媒介让许多听众信以为真，听众惊慌失措地给电台打电话，询问这次来自火星的袭击的更确切信息。(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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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说明了媒体在现代情感史中的重要性。可以利用现有的关于传播媒介的研究，设法实施其主要原则：媒体不仅仅是承载信息的容器；媒介的结构特性决定了意义产生的形式和机制。许多历史学家在研究文学作品时都认同这一观点，即文体的惯例对意义的产生有重大影响。例如，他们将自助指南中的行为修正意图和犯罪惊悚片让人产生紧张和愉悦的方式区分开来。但是，我们才刚刚开始将这种理解应用到大众媒体和情感的研究中。(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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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把一些媒体产品（例如历史频道对纳粹主义的处理）称为“情感化的”是不够的，好像情感可以自由开关一样。(132) 在考虑情感及其与媒介结构属性的关系方面，电影和媒体研究与媒体哲学可能走得最远。哲学家克里斯蒂安·沃斯（Christiane Voss）将电影院中的观众视为“电影替身”（filmic surrogate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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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论点是，观众的身体在心理和感官情感上与荧幕上发生的事件产生共鸣，它（如我之前所描述的那样）把一个三维身体“借给”银幕，从而将二维电影事件的映射到三维的感官身体。这样，观众就成为银幕的临时“替身”，而这个身体则成为电影构建的一个组成部分。(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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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的参与远远不止是观众对电影的刺激做出反应。【286】例如，作为一个替身，观众参与了电影叙事巨大的时间间断性，而“我们可能会感到遗憾的是，我们的审美纠葛实际上很快就会结束——当灯光再次亮起，影院里90到120分钟的电影放映时间就结束了”。(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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