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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大概……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好吧，（。）这对我来说是莫名其妙的……就像，为什么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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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在这个时刻与这个女人在一起，我想都没有想，噢，你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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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有时候，甚至，我真的发现她，（。）我感觉到了更多，不仅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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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而不仅仅是一个朋友。所有这些当时根本就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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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总的说来，对另一个女人来说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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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先看看，嗯，她是谁，我有多喜欢她……我是否觉得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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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也很漂亮……然后，那目光开始（。）像那样互相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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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然后你也意识到（。）另一个人也在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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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与海尔格的情况就是（。）这样。(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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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有时被认为是“恋尸”的，或者说与招魂有关，因为与人类学和生命科学不同，它专门研究死人的东西。当然，这不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口述史是当代史的一部分，已经有一些人尝试把它纳入情感史。本诺·加梅尔对17名男性和15名女性进行了长时间的录音采访，他们都自称是同性恋者，都是响应了他为同性之爱作证的呼吁。这是他“感受不同：西德农村的同性恋和情感生活（1960—1990）”项目的一部分。访谈形式如下：第一天通过访谈了解受访者生平，第二天根据既定方案和问题对受访者进行访谈。如之前大段的引语所示，访谈的笔录把重读和其他韵律特征也考虑进来，（。）表示大约一秒钟的短暂停顿，（停顿）表示更长的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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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口述情感史符合定性社会研究的详细规则。首先，它将自己与这样一个假设区分开来，即如果让人直接讲话，那么就可以更接近于“真正经历过的”事物。相反，正如加梅尔所强调的，尤其在口头陈述过去的感受时，“过去体验”一去不复返的性质变得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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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回忆的感觉的叙述特别清楚地表明了客观性和主观性之间的区别并没有那么大。【289】即使在当前的情感体验中，对感觉的心理和物理实质性的解释也很难脱离其主观价值、“内在”体验和“外在”社会文化框架。传记讲述和情感一样，要么模棱两可，要么多种多样，不允许对历史参与者的真实感受做出任何明确的陈述。(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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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现实的激进叙事建构相反，加梅尔坚持同时代人在采访中关于情感记忆的陈述的“可信性”。他认为“当故事的内容和叙事结构之间存在照应关系时”，当同时代见证人的谈话方式（对此有复杂的语言学和文学研究）与他或她所说的内容相呼应时，记忆就是可信的。(143) 此外，传记叙事总体上提供了对“自我塑造”（受访者在采访过程中的自我呈现）的洞见，而这反过来使“对这些身份的起源和发展以及叙事主体独特的行事风格进行推理”成为可能。(144) 最后，采访者和受访者与社会文化背景或多或少应该可以一致。例如，如果受访者受到20世纪80年代初新时代运动和治疗性文化的影响，而采访者虽然不太了解来自这种背景的规范、言语模式和隐喻，却能了解来自其他背景的，由此产生的不一致本身就值得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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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般的口述史一样，情感的口述史特别提出了代表性的问题。在选择受访者时，加梅尔当然希望确保他们尽可能多地反映研究期间西德农村同性恋的各种生活方式。这样一项研究的目的，并不是要一劳永逸地确定1980年西德同性恋者的爱或欲望（想想同性恋文化中的“享乐主义”）是否占主导地位，或者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艾滋病经历是否以恐惧、悲伤或愤怒为特征。更吸引人的地方在于细节：“呃”“呃嗯”和重读传达出了情感的流动性、短暂性和难以确定的方面。这就好像可以用放大镜来检查反馈回路——缺少动词，用另一个人的言语表达来覆盖共现的情感。雷迪本人在理论上已经完成了这些过程，但他的材料来自司法史，不能像对待口述史那样生动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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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的口述史也提出了情感与记忆之间关系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神经科学越来越关注“情感记忆”。(145)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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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关于创伤的研究，它的灵感来自精神分析，这已经被历史学家广泛接受。要对“过去”和“现在”做出明确地区分，要对情感体验和情感记忆做出区分，要对坠入爱河的经历与后来对这段经历的记录做出区分，要对暴怒之下用菜刀杀人和因为“情感”而减轻刑罚的判决之间做出区分；无论这样做的问题有多大，其间的时间流逝有时还是值得考虑的，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在情感史上几乎没有被考虑过。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人类学家西格妮·豪威尔认为，雷迪在谈论其“情感表达”时没有注意到时间的流逝。司法程序中充斥情感的文件不包含任何“情感表达”，没有直接的情感言语行为，而是一段时间之后的书面记录。在言语行为与其记录之间存在多个中间阶段。简而言之，雷迪对历时性不敏感，他就像一位从事参与式观察的人类学家一样，采取的是共时性的方法。(146) 因此，建议想利用口述史资源的历史学家牢记情感体验与其记忆之间的时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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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历史学家是情感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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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塔西佗强调，他对奥古斯都和提比略皇帝统治下的罗马历史的讲述“无忿无偏”。(147) 正如鲁道夫·菲尔豪斯（Rudolf Vierhaus，1922—2011）在谈论历史主义之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时所说的那样，在19世纪，兰克所说的“公正无偏”有“不同的表达，但始终坚持将‘激情和兴趣’排除在外，当然，相对于那些一直延续到现在的事件，对于时间更加遥远的事件会更容易做到这一点”。(148) 1946年，英国历史学家罗宾·乔治·柯林武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1889—1943）写道，“非理性的成分”，“与思想不同的感觉、与概念不同的情感”是“心理学的主题……但它们却不是历史过程的一部分”。(149) 历史和情感可能属于同一类，但历史的书写和情感的书写是相互排斥的，这在引文中都很清楚，无论写作的时代有多么不同。缺乏激情正是历史学家所应该具有的品质，【291】这不仅仅是19世纪历史学发展成为一门科学时，客观性逐渐上升到中心地位的结果。(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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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世纪之交瑞士和奥地利一些讲德语的历史学家的信件和日记，丹妮拉·萨克瑟研究了他们消除情感的策略。由此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对史料中过去的了解并不意味着激情和热情必须被驯服。19世纪晚期的历史学家确实听到了很多关于发现未知宝藏和“由此产生的胜利感”的说法，但他们本人接受的训练使用的主要是印刷版本的史料。在历史学家挖掘出惊人的发现之后是记录、整理和复制，这些日常活动在他们的信件中被描述为“无聊”，“让人想要放弃”，“让人头脑麻木”和“很糟糕”。(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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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史料收集，19世纪后期的年轻历史学家还要接受“共情”方法的训练。在19世纪70年代，年轻的历史学家必须以古代和中世纪的作家及其作品的风格完成写作练习。这种“通往过去的感情之桥”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即历史参与者、史料编纂者和19世纪的历史研究者之间没有本质区别。(152) 到19世纪末，历史写作中越来越多的客观性要求逐渐取代了共情观念和在其基础上进行的正规训练。共情和客观性之间不可能妥协。1900年前后，共情不再是历史训练的一部分；年轻的历史学家现在不得不凭“直觉”去理解共情的本质。(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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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同一时间，一波新的历史学家开始将情感本身作为学术关注的对象。在1917年发表的题为“科学作为天职”的演讲中，马克斯·韦伯向他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认为你能忍受年复一年地看到平庸的人被提拔到你之上而不感到痛苦和受伤吗？”他接着说：“……据我所知，只有极少数人能忍受这种情况而不对自己造成伤害。”(154) 韦伯指出，通往终身教授这条令人生厌的道路让人们把从事科学作为一种永久的职业，而这种道路只有在科学发现的刺激中才能得到补偿。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科学‘体验’。如果没有这种被外人嘲笑的狂热，如果没有这种激情……就没有科学的天职，那么他就应该从事别的事情”。(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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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292】人们并没有研究过书写历史的人与他们自己的情感之间的关系。我们只知道，在很大程度上，驱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解放史的是年轻历史学家对自己所处时代的不公（美国南部的种族隔离和越南战争）的义愤填膺。即使是作为一种疏离的“客观性”也可能有不同的意图、功能和层面。1939年，当时年仅13岁的历史学家劳尔·希尔伯格（Raul Hilberg，1926—2007）从维也纳逃离纳粹的魔爪，在他关于大屠杀的著作中，人们可以感觉到这种沉默背后的努力——我们感觉到一种参与性的脱离。希尔伯格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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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社会科学方面的训练是在 20世纪 40年代进行的。我读过的方法论文献强调客观性和价值中立的词语。我添加了图表和数字，这给我的书（《欧洲犹太人的毁灭》［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 ］）增添了一种冷静超然的色彩。我的确屈服于一些诱惑。赫尔曼 ·沃克（ Herman Wouk）对我说，这部作品包含了一种 明显 被压抑的讽刺。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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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尔伯格从音乐中寻找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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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和音乐一样，是线性的，但文学中没有和弦与和声。因此，我越来越专注于室内乐，它只有几件乐器，因此我能清楚地听到每一种乐器和每一个音符。舒伯特的C大调弦乐五重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认识，即力量不依赖于简单的音量，而是取决于不断地增强和对比。贝多芬的钢琴鸣奏曲《热情》是钢琴音乐的最高成就，它证明了一台钢琴可以相当于一个管弦乐队。它向我证明，我不能一直大声呼喊，我必须压抑声音和回响，我必须有选择性地、非常有选择性地放松我的控制。(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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