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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尔伯格之后出现了后结构主义，在历史学家和研究对象之间出现了一种不同形式的距离——一种讽刺的距离。在过去几年里，有人抱怨说后结构主义的原则在大多数历史学家那里永远无法取得进展，因为他们在处理档案中的材料来源时，早已被情感、触觉和嗅觉所淹没。探索发现给他们带来的兴奋感总是比后结构主义的疏远策略更为强烈。最重要的还有“马基雅维利对于与死者对话并被他们‘亲切接待’的看法”。(158) 也有人反对说，在档案工作中最主要的情感是无聊。(159) 【293】但是，不管是被情感淹没还是感到无聊，毫无疑问的是，对历史学家来说在档案工作和一般的历史工作中，更多地自我反省他们的情感并无坏处。在这方面，人类学遥遥领先于历史学。为什么历史学家不应该记录他们在档案工作中的情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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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前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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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只选取了几个将来可以书写情感史的领域，但它们绝不是全部。情感的概念史可以研究某一种情感在长时间内的含义变化，如恐惧，(160) 以及时间变化，如一般的“德语情感词”，(161) 或特定材料的情感词的变化，例如词典。(162) 还可以考察民族情感刻板印象的发展，例如，英国人表示“坚定沉着”的“stiff upper lip”（绷紧上唇）；葡萄牙人表示“无精打采”的“saudade”；俄罗斯人用来表示一种略带闲散的苦乐参半的忧郁的“khandra”；还有德语中表示“焦虑”的“angst”。(163) 是什么决定了一个人对自己和他人的刻板印象呢？在这方面，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当人们在有限空间内能够看到彼此时，集体情感又是怎样的？在足球场或纳粹党集会上人们身体的互相影响还没有被纳入情感史的研究范围。(164) 关于民族主义与情感史相结合的研究，迄今为止只做了非常初步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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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165) 现实存在过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温暖”的历史还没有人书写。(166) 【294】社会经济解释称，东欧集团国家是以需求不足为基础的社会，从而使得更为激烈和密集的社会交往成为必要，以弥补供给的结构性问题。这种解释远不能充分说明苏维埃时代厨房里属于知识阶层成员的情感，如今许多人回想起来那一时期仍会充满怀旧之情。此外，几乎没有可相提并论的情感史，尽管情感的具体性质最好通过跨国比较或纵向研究来揭示。(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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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情感史的可能领域有很多，同样，可能的研究材料也有很多。悼念讣告、1939年莫斯科五一节的舞蹈编排、1954年在伯尔尼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闭幕阶段的无线电广播、法律或建议手册等规范性文本、口述史的采访，所有这些都与情感史有关。(168) 20世纪60年代新教徒做礼拜的照片和影像，以及19世纪宗教仪式的照片、版画和文字描述，例如，美国中西部的卫理公会教徒，他们的罪恶感是通过雅各与上帝的斗争而“感受”到的，表现在颤抖的身体和尖叫上，以上这些都可以作为材料。(169) 从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的《在法国和意大利的感伤旅行》（1768），列夫·托尔斯泰的《塞瓦斯托波尔故事集》（1887；俄语原版，Sevastopolskie rasskazy ，1855），到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1922—1931；法语原版，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1913—1927），一直到廉价的冒险小说，这些文学作品都是研究情感史的好材料。除了文字材料外，还有视觉和听觉材料，甚至是嗅觉材料，它们通常都与文本有关，【295】所有这些都与情感联系密切，对情感史也有重要意义。(170) 图像提供了一个广泛的范围，从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1404—1472）对如何描述情感的说明到绘画本身。对同一幅画（如《蒙娜丽莎的微笑》）在不同时期的情感表达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那些解释者的文化假设。(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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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即使是材料的空白和沉默也有作用：“证据缺失并不一定就是没有证据。”通过我所称的“沉默的解释学”，或许可以在语言的微观层面上对噪声和断裂进行解码，并在情感描述被禁止的情况下对代替情感语言的话语进行解码。(172) 从概念上讲，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进行精神分析，讨论压抑和无意识，但是考虑到理论和方法论上的问题，这似乎既无必要，也不可取。例如，假设在阅读俄国军官对战役的描述（这是“一战”中的一种常见文体）时，我读到一段话，其中对战场的描述突然变得不合逻辑。作为一个想了解战斗过程和结果的历史学家，我可以查阅其他的资料，可能会从一个士兵的回忆录或一位精神病医生根据受创伤士兵的记录所写的文章中找到线索：在这场战斗中，士兵们惊慌失措，【296】奔向与他们原本应该去的不同的方向。这引发了战斗中的意外转变，导致了俄国军官对战役所做描述中出现了逻辑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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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我既没有士兵的回忆录，也没有军队精神病医生写的文章，这场战斗的结果将仍然是一个谜。我们需要寻求新方法。首先，我会尽可能地重构当地的情感文化；在这种情况下，去收集关于战斗描述一般惯例的信息。这样一来，我会发现对恐惧的描写，尤其是以恐慌告终的集体恐惧，在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役时，这是一个禁忌的话题。除此之外，如果可能的话，我还需要根据等级、宗教和种族将情感建构的信息收集起来。然后我会非常仔细地重读军官所写的文本。是否存在替代性的话语，如对天气的评论，或者对反复擦拭武器的士兵的长篇大论？这是否会扰乱文本的内在逻辑，例如，是否有一个突然的、意想不到的节奏转变？是否出现了文本其余部分从未使用过的介词？作者是否破坏了他的叙述逻辑？如果可以得到同一军官的其他作品，那么文学研究的方法可能是有用的，例如可以用检查文本真伪的文体风格学软件来确定某一文本是否确实出自该作者之手。这种软件可以比较文本，还可以显示某个特定的单词或短语是不是第一次在文章中出现。(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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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背景和重建工作结束时，我会猜想，在军官对战役的描述逻辑崩溃的时候，应该有对士兵恐慌的描述。这样一来，战斗的结果就可以理解了。这种阅读字里行间的方法是比较可靠的。当然，这种方法需要分析上的飞跃。但是，相比大部分历史学家随意地使用他们自己时代的情感概念并将其应用于过去，从而落入不合时宜的陷阱，这实在是一种极其明显的飞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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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illiam M. Reddy, The Invisible Code: Honor and Sentiment in Postrevolutionary France, 1814—1848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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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illiam M. Reddy, “Against Constructionism: The Historical Ethnography of Emotions”,Current Anthropology , 38/3 (1997), 327—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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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enedicte Grima, The Performance of Emotion among Paxtun Women: “The Misfortunes Which Have Befallen M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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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enedicte Grima, The Performance of Emotion among Paxtun Women: “The Misfortunes Which Have Befallen M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2), 163．阿布-卢赫德的《含蓄的感情》（Veiled Sentiments ）中也贯穿着类似的矛盾。一位评论家怀疑阿布-卢赫德同情这些贝都因人的妻子及其颠覆性的歌唱，他写道，贝都因人的妻子们唱的“津纳瓦”（小曲）是“在日常话语中被否定的事物的情感表达的特权载体，因此也是弱者巧妙而强有力的战略手段（破坏正常权力关系的工具）”。从严格的社会建构主义和文化相对论的角度来看，阿布-卢赫德应该对阿瓦拉德阿里部落的父权秩序保持中立，见Michael M. J. Fischer, “Aestheticized Emotions & Critical Hermeneutics”, review of Lila Abu-Lughod, Veiled Sentiments: Honor and Poetry in a Bedouin Societ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in Culture, Medicine and Psychiatry , 12/1 (1988), 31—42, here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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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eddy, “Against Constructionism”, 331；关于哈贝马斯，见第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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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对此的反应见Linda C. Garro，“Comment on William M. Reddy, Against Constructionism
:The Historical Ethnography of Emotions”, Current Anthropology , 38/3 (1997), 34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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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对此的反应见Signe Howell, “Comment on William M. Reddy, Against Constructionism
:The Historical Ethnography of Emotions”, Current Anthropology , 38/3 (1997), 342—343;和Chia Longman, “Comment on William M. Reddy, Against Constructionism: The Historical Ethnography of Emotions”, Current Anthropology , 38/3 (1997), 34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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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Catherine Lutz, “Comment on William M. Reddy, Against Constructionism: The Historical Ethnography of Emotions”, Current Anthropology , 38/3 (1997), 345—346, here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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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Lynn Hunt, “Comment on William M. Reddy, Against Constructionism: The Historical Ethnography of Emotions”, Current Anthropology , 38/3 (1997), 343—344, here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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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William M. Reddy, The Navigation of Feeling: A Framework for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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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雷迪本人不接受我将他的方法描述为“社会科学演绎法”，见Jan Plamper,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An Interview with William Reddy, Barbara H. Rosenwein, and Peter Stearns”, History and Theory , 49/2 (2010), 237—265, here 246—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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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Reddy, Navigation of Feeling , 15. “认知情感”这一表达出自Douglas Barnett and Hilary Horn Ratner, “The Organiz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Cognition and Emotion in Development”,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 67/3 (1997), 303—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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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Reddy, Navigation of Feeling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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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Daniel M. Wegner and Laura Smart, “Deep Cognitive Activation: A New Approach to the Unconsciou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 65/6 (1997), 984—995, here 987．也见Daniel M. Wegner, “Ironic Processes of Mental Control”, Psychological Review , 101/1(1994), 3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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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Reddy, Navigation of Feeling , 31.（中译见［英］威廉· 雷迪：《感情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周娜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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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Reddy, Navigation of Feeling , 37—38.（中译见［英］威廉· 雷迪：《感情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周娜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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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Reddy, Navigation of Feeling ,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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