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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轴线的另一侧，是呈125度角开放的V字形越战纪念碑，碑整体由150块深黑色的花岗岩石组成，总长492英尺，全部位于地平面之下，两面的交界处最高，左右两侧渐渐低斜下去，像两把直插入地下的利刃。这座纪念碑的线条极其锋利，造型也极其简朴，除了刻满碑面的无数个阵亡战士的姓名以及“1959”、“1975”这两个战争的起始和终止年代之外，再没有任何其他装饰和文字评价。然而，V字形的纪念碑充满了震撼人心的力量，它诱使每个参观者不得不靠近碑墙，细细阅读和辨析碑上刻的姓名，那种探身的姿势像是在与每个名字交谈，而看似铺天盖地、无穷无尽的名字更令观者心生敬畏和沉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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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战争被视为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悲剧”，朝鲜战争也被认为是“一场错误的战争”，这两场战争带来了无以数计的伤亡和灾难。到了20世纪初，把美国人描述成英勇捍卫世界民主、坚守自由独立的高大形象的历史叙事已经非常令人质疑了，一些美国本土的历史学家也开始尝试用新的历史观和道德观来修订美国人的传统和记忆。越战纪念碑和朝鲜战争纪念碑象征了美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黑色的碑墙和银色的人物群雕形成令人刺目的反差，它们又共同连成一条粗重的直线，将以华盛顿纪念碑和林肯纪念堂为两端的中轴线生生隔断，在美国乐观、自尊、信心十足的宣扬进步的历史进程中插入一段沉痛的记忆。战争所毁灭的，不是某种抽象的荣誉或理念，而是无数个具体实在的个人，是人类因此而丧失的对人性之善的信念，是越来越被抛离的和平理想，是对历史进步的巨大怀疑。越战纪念碑上密密麻麻的名字、朝鲜战争纪念碑上的数字和无名士兵的面孔，都印证了“自由不是无代价的”，即使战争被冠以正义之名，——“去保卫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国家，去保卫他们素不相识的人民”——通过杀戮和死亡换来的胜利也是人类永远无法弥合的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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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对集体战争的反思都应当从对个人的反思开始，重视个体的生命价值历来是我们对美国精神和美国梦的认知，就像康科德国家历史公园中的民兵铜像所展示的那样，每个个体在战争中都是不可替代的，他是“一分钟人”（the minute man），随时准备投入战斗，他决定了战争的结果，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后人对于“自由、平等、独立”等抽象概念的想象。因此，记忆不是沉默的，建筑也不是无声的，华盛顿纪念碑引导后人思考独立，林肯纪念堂充满着对平等的向往，而越战纪念碑和朝鲜战争纪念碑则激发后人对自由的反思。美国华盛顿中心广场的纪念碑系列塑造了美国人的集体记忆和国家身份，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到从世界各地前去参观的人，对观者的个体记忆和文化认同产生了潜隐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战争是几个国家或几种势力的对抗，而战争纪念碑所带给人的思考则是全世界人类不得不共同担当的责任，人类有必要学会跨越地域的边界，克服民族的情绪，共同面对和修复人性的破损，共同筑造理想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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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座战争纪念碑的意义是巨大的。一方面，它警示并激发活着的人重新思考自由的代价；但另一方面，它也重塑了美国对战争角色的想象和界定，无法避免地掩盖了庞杂的历史细节，模糊化了后人对战争性质的思考。它是两座成功建构了美国人的战争记忆的建筑，但它同时也开启了美国人的遗忘之旅；它以看得见摸得着的造型承载了与战争相关的种种空洞的概念，但也正因为它的具象化而束缚了人们对战争记忆的重述。它是一个无法规避的记忆与遗忘之双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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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学者罗伯特·贝文在《记忆的毁灭：战争中的建筑》一书中对这其中的悖论性有过十分精辟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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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由破坏者还是被伤害者来进行重建，建筑都有可能被用来掩盖过去，消除曾经目睹历史真相的空白、空洞和废墟。而且不论哪一方来重建，都反映了建筑被破坏后这一方在当时形势下的权力关系中的地位。记忆与忘却永远交织在一起。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不会使这种联系疏远起来。忘记过去是常态，我们许多人的生活都注定要被忘记。在试图构建一种有意义的、有内在联系的记述或身份认同时，不论是个人还是集体被记住的部分都只是局部的和不一定准确的。在发生了通过消灭物质文化而进行的强迫忘却的情况下，重建过程中的陷阱就尤其具有欺骗性。但是，放弃重建将是一种令人绝望的结论。人们还有要铭记过去、清算责任和避免破坏再次发生等的重建需要。在此之上，还有要在花丛间的建筑中表达真相的需要。但是，是谁的真相被表现了呢？是不是虚假的记忆被以建筑的形式树立起来了呢？[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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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忘不仅体现了记忆的不稳定性，还有可能质疑记忆的真实与否。对一个个体来说，遗忘有时候是情感机制的控制效果，遗忘体现了压抑、逃避、不承认等消极情绪因素，像记忆一样，它也是一种构建自我的核心因素。“19世纪末期的心理学家认为，并没有一个纯粹、固定或演进的自我，而是有两个，一个是真实的自我，一个是虚假的自我。虚假的自我是个体适应并内化传统习俗、角色，以及社会生活期望而形成的自我。与之相反的则是真实的、自然的、真正的自我。对于每个人来说，要成为真正的、真实的自我，就需要忘记虚假的自我。而要形成一个真正的自我，一个人就要应当尽量保持一种非建构或解中心的状态。解中心的自我，简而言之，就是要规避任何特定情形对自我的束缚。……而要做到这一切，一个人首先必须是一个遗忘者，避免把自己禁锢在单一的固定化了的身份束缚中。”[50]但是对一个群体（社团、民族、国家等）而言，记住什么，忘记什么，往往与其对主体身份的塑造有关，是为了印证现实的合法性而对过去所提出的要求。所以，有历史学家宣称，“记忆与遗忘的抗争也牵涉到权力”[51]；“记忆和忘记是各阶级、群体记忆个体们的焦点问题之一，这个问题曾经支配过并且正在支配着社会的历史。各种忘记以及消失的历史都体现出了集体记忆中存在着操纵机制”[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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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然而，历史总是向前进的，人类究竟要忘记多少才能既不影响现实的合法性又不阻碍历史的向前发展呢？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说：“任何机制想要维持良好状况，就必须控制其成员的记忆”，要使其成员“忘记不合乎其正义形象的经验，使他们想起能够维系住自我欣赏观念的事件”[53]。其实，遗忘也是一种选择和分类，那些被掩埋、被压抑或者被放弃的过去，有的时候恰恰会因为它们“在记忆中的缺席”而被悄然赋予了存在的合理性。忘记什么，就好像在一个认识论的层面上悬置什么一样，但这并不能真正消除这个事情，它还是沉默地存在于某处，并且因为不受打扰而自在自得。正如博尔赫斯非常形象地说到的：“废止过去的企图古已有之，不可思议的是它恰好证实过去是不可废除的。过去是无法销毁的；一切事物迟早都会重演，而重演的事物之一就是废除过去的企图。”[54]可见，遗忘和记忆一样，都能够被转化成政治斗争的武器。有选择的遗忘，就和有目的的记忆一样，都是一种解放性的力量，也是社会发展的巨大诱因。说到底，从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的角度来看，遗忘不仅仅是一种记忆的政治，还是一种政治的记忆，其最终的指向都是争夺统治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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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自然因素之外——比如衰老、死亡、记忆机制的受损而导致的失忆等——集体性的遗忘往往是强制执行的、暴力性的。比如秦始皇的“焚书”行为就是一种非正常的、非自然的强迫性遗忘，这是一种以政治命令的形式而发起的一场记忆清除运动，它体现的是统治者以自我界定为核心而实施的国家意志。它的形式是撕裂性的，必然造成集体记忆的巨大中断，但也恰恰因此，它反而更容易诱发“对抗性的记忆”，那些被强行焚烧的书籍所代表的传统和文化被政治强权强烈压制住了，但因之而生的“对抗性的记忆”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救助那些被强制遗忘的文化，使后者免于被彻底、完全地清除。甚至可以说，遗忘在此只是记忆的另一种形式罢了。再比如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废除文言文”以及提倡使用白话文，并以白话文日渐更新和取代文言文——这也是一种社会性的遗忘，甚至可以说是一场强制性的、政治性的、伦理性的“记忆之战”。只不过这种形式的遗忘是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和西式现代文明进行对照、判断及取舍之后而采取的一种革新策略，在当时的那种文化剧变和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这种策略在诸多种的中国出路论中并不孤立，它甚至赢得了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认同，成为衡量一个人的见识是否“进步”的重要参照。它是强制性的，以一系列的文学革命为手段，以最终替换人们的日常用语体系为目标；尽管它并不暴力，但因其“以文化世”的特点，反而更有效地清除了世人对于以文言文为象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部分记忆，对后人而言，甚至更为彻底地“洗白”了整一套话语体系和文明体系。显而易见，因“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废除文言文”而导致的社会性遗忘比秦始皇的“焚书”而导致的集体性遗忘更有效、更彻底，也更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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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记忆的不同形式来看，“焚书”和“废除文言文”在本质上体现的都还是一种时间序列的记忆清除，还有一种更为直接也更生硬的方式，即改造、消除或毁灭记忆的载体，通过消除固态的记忆而在空间上抹去记忆的痕迹。比如说拆除建筑、旧城改造、城市化建设等等。就像英国建筑学家罗伯特·贝文所说的：“摧毁一个人身处的环境，对一个人来说可能就意味着从熟悉的环境所唤起的记忆中被流放并迷失方向。这是对人们丧失集体身份认同以及丧失他们身份认同稳定连续性的威胁。”“如果有关身份认知的衡量标准不复存在时，记忆就变得零散和混乱——对建筑的粗暴的毁灭是对群体作为群体及其组成个人实行强制忘却。”[55]在当下之中国，这样的现象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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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愈益加快，城市的边界越来越扩大，农村的范围也日益缩小，作为城市经纬线的交通网络逐步深入到各个乡镇或村落。便利迅捷的交通设施把原先生活在广大农村的分散人群串联成了一个个相对紧凑的整体，加之现代户籍制度的松动及社会分工愈益细密化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人口流动与迁移也变得越来越频繁。原先生活在农村或郊区、以小型或个体耕种业为主要生产手段的“非城市人”越来越多地流向城市，他们的生活环境改变了，生产方式也改变了，由之而来的是，这些人的社会身份也发生了变化。这些城市移民的根在农村，无论城市生活怎样影响或重塑了他们的性格，这些人都无法割断也无法否认他们与其由之而来的乡村的联系。甚至有些人获得了现实的成功，想要依靠强大的物质实力在城市中“重建”一个“新的家”，他们把以父辈为象征的“旧”乡村世界整个搬移到城市中来，消除过去乡村生活的痕迹，培养新的、符合城市要求的现实感。但即使这样，即使旧有的乡村痕迹能在物质层面上被完全涤除，这些人的精神世界也仍然与乡村生活有千丝万缕、或隐或显的联系。他们对乡村的记忆会与父辈对乡村的记忆交义重叠在一起，并不断被后者强化，而记忆又会被日常生活仪式化，以生活习惯、个人喜好、风俗时尚、行为方式等各种各样的细节表现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他们的现实生活。或许可以这样说，在这些人的现实生活中，“乡村”似乎已经消失了，但“乡村”又始终存在着，“乡村”转变成一个个故事、一幅幅画面或场景、一种口味或习惯、一丝淡然无形却始终无处不在的感觉。在城市渐变为某种综合性的意向性对象的同时，乡村也逐渐模糊化为某种“想象力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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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移民主体而言，思乡是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活动之一。这里的“乡”是一个明确具体的地理空间，思乡既是对宽泛意义上的乡村的怀念，也是对狭隘意义上的真实故乡的记忆。与城市化进程中不断生成的“城市”概念一样，乡村也成了一个不断生成的动态词语。乡村既包括作为自然存在的乡村实景，比如村落、建筑、具体的人和事，也指某种乡村精神以及对乡村的虚构和想象，它体现为田园式的风景、乡村野趣、稳定而平淡的社会风尚、简单质朴的人情世故、血缘亲情、容易把握的人际关系、乡民与土地的亲缘、慢速的日常作息等等。恰恰相反，城市意味着压力和竞争、主导性的金钱关系、残酷的利益分配、不易把握的人际交往、人与人之间信任感的缺失、感情的冷漠与封闭、快速的生活流水线等等。从乡村和城市两者的内涵对比中，我们不难想到，城市移民主体的思乡病其实是一种应对现实压力的情绪机制，是对激烈竞争生活的精神化缓冲，是人类合情合理的心理需求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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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的城市移民思念以“乡村”为象征的故乡，同时，城市的变化也令城市里的原住民开始怀念另一种意义上的“故乡”，它体现为城市居民对老旧城市建筑的挽留与尊重。老旧建筑凝聚了某个过去时代的精神特征，是城市的历史，也是城市世界中的乡村，在城市居民的心理想象中，它与上述城市移民的乡村故乡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城市化要求城市建设“整齐”、“有序”，导致城市建筑越来越趋于“同一”。在日益密集的摩天大楼和玻璃房子之间，为那些外形陈旧、色彩黯淡、功能老化的“老房子”所保留的空间越来越小了，拥挤的城市不仅要求“更新”或“更亮”，还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抢占空间，满足现代人的居住需求。所以，除了极少数的特色建筑或历史建筑可能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保留，更多的、绝大多数的老旧建筑不得不顺应城市化的潮流和遵循市政建设规划而被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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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学者胡恒在一篇题为《作为受虐狂的环境》的论文中描述了南京一处大型居住区“南湖新村”的改造史，讲述了南湖新村变幻不定的空间角色，“它从一片人迹罕至的城外水田变为明星般‘新兴小城市’，又变成乏人问津、臭气弥漫的城乡结合部，现在又变成城市开发的新热点，一个充满利益诱惑的战场”，通过分析“南湖新村”的主要居住者（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下放户”）的记忆，梳理了“南湖新村”这片场域的记忆。在文章的结尾处，作者写道：“无序的秩序、内在的协调、独立的世界，这一切都只为不惊动这个社区的初始记忆——下放户的集体记忆。他们对空间的改变有着深深的恐惧。因为这个空间是对他们记忆，或者是脆弱的精神世界的最后保障。两者合为一体，难分彼此。这是一种不可符号化的空间，正如其初始记忆是一种不可符号化的痛苦。”[56]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城市的面貌也瞬息万变，新的城市格局在满足部分居民的生存需求的同时，也令一些人感到怅然。这是因为，在这些人心中，老旧建筑和城市移民魂牵梦绕的“乡村”一样，都是“根”的化身。二者都象征了过去的生活，意味着一个人、一种生活方式、一段历史或一种文化的“传统”。他们留恋那些在城市现代化过程中消逝的房子、街道、建筑，为永不再来的过去唏嘘不已。怀念（即“根”）的可能是几个“老乡亲”或“老街坊”，是老友间的串门，或是一棵用来下棋、聊天、讲故事的老树，不管是什么，它都是属于祖辈的痕迹，是象征着习惯、舒适、安然、惬意的社会人情网络和传统的社会关系。而这种关系网络的全面崩溃意味着安身立命之“根”被拔起、被斩断，因之他们原本安静的内心和灵魂被触痛。恋“根”的感情意味着现代人对竞争激烈、变动不居的城市生活的抵制和对抗，也是人们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生存的恐惧之变相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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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心理学家德拉埃斯马说：“遗忘同时也是新记忆的开始。”[57]事实上，不论是记忆客体的边界、记忆主体的权限，还是记忆与遗忘之间的关系，也不论遗忘是记忆的一个特殊形式，还是记忆的一个阶段，或者是记忆的对立面，作为一个整体，它们都反映出记忆研究的复杂性。现时代的记忆研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一为虚假的记忆对峙真实的历史，二为虚伪的记忆挑战人类的信任底线，三为渐趋脆弱的记忆力叫板日益强大的记忆设备或“记忆之物”。——已到了我们不得不去应对的时候了。——与记忆危机的研究相关的，还有忏悔、谅解、创伤、记忆遗产等多面相的问题，这真正需要伦理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共同介入与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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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阿莱达·阿斯曼：《昨日重现：媒介与社会记忆》，载于［德］阿斯特莉特·埃尔、冯亚琳主编：《文化记忆理论读本·前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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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马俊亚、郭英剑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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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荷］F．R．安克斯密特：《历史表现》，周建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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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芬兰］埃罗·塔拉斯蒂：《存在符号学》，魏全凤、颜小芳译，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136—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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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载于［德］阿斯特莉特·埃尔、冯亚琳主编：《文化记忆理论读本·前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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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英］弗雷德里克·C·巴特莱特：《记忆：一个实验的与社会的心理学研究》，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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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的真实性》，载于［德］阿斯特莉特·埃尔、冯亚琳主编：《文化记忆理论读本·前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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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的真实性》，载于［德］阿斯特莉特·埃尔、冯亚琳主编：《文化记忆理论读本·前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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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德］奥利弗·沙伊丁：《互文性》，载于［德］阿斯特莉特·埃尔、冯亚琳主编：《文化记忆理论读本·前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70—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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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转引自［荷］杜威·德拉埃斯马：《记忆的隐喻：心灵的观念史》，乔修峰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年，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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