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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Christopher Dasse，“Addressing Painful Memories：Apologies as a New Practi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Aleida Assmann and Sebastian Conrad eds，Memory in a Global Age：Discourses，Practices and Trajectories，Londo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0，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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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Daniedlle Celermajer and A．Dirk Moses，“Australian Memory and the Apology to the Stolen generations of Indigenous People”，in Aleida Assmann and Sebastian Conrad eds，Memory in a Global Age：Discourses，Practices and Trajectories，Londo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0，pp．46—51．以下关于此事例的叙述和讨论均参考本文，不再单独列出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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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Christopher Dasse,“Addressing Painful Memories：Apologies as a New Practi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Aleida Assmann and Sebastian Conrad eds，Memory in a Global Age：Discourses，Practices and Trajectories，Londo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0，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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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美］霍米·巴巴：《霍米·巴巴读本》，张颂仁等主编，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0年，第89—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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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leida Assmann：“The Holocaust—a Global Memory？Extensions and Limits of a New Memory Community”，in Aleida Assmann and Sebastian Conrad eds，Memory in a Global Age：Discourses，Practices and Trajectories，London＆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0，pp．1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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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美］霍米·巴巴：《霍米·巴巴读本》，张颂仁等主编，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0年，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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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 第四章 作为一种现代症候的认同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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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归属感的缺失：公域与私域间的区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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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在他的《存在与时间》中曾经非常深刻地描述过人的存在状态，也即作为最完全、最本质的存在者，此在——也就是人——在时间中、在历史中的当下存在。此在以常人的方式非本己地存在是此在最切近的存在方式，是我们所谓的“常态”，而此在以“我”的方式独立本真地存在反而无法实现，变成了一种“异常”。它不能从自身出发，没有自主性，不仅一切外在于此在的公众意见主宰着它，甚至此在本身也被分化成了相互牵制的“我”及“我的对象”。而在这种庸庸碌碌的平均状态中，此在似乎穷尽和平整了一切存在的可能性，但实际上此在在其日常存在方式中的存在建构本身就是那个“在最初错失自身和遮蔽自身的东西”[1]。此在究竟如何以及此在为何都成了掩蔽不露的问题，它只能首先和通常地成为常人，在无所是无所非、无可无不可、无优无劣、无成无败、一切例外与冒险都被磨平和压制的平均状态中展开存在的性质。[2]在海德格尔的理论主张中，作为常人之一与其他常人共在虽然是存在的被抛与沉沦状态，却也是人之存在的常态。而在现实的层面上，这也是人之存在唯一安全和稳定的方式。其根源就在于个性的消散和身份边界的模糊化。大隐于市，把自己淹没在人群中，就意味着遮蔽那些“我”之为“我”的独特性，使自我与他人之间的相似性多于差异性，就意味着自我归属的不清晰。而这些，恰恰是界定一个个体身份最重要的因素。那么，我们究竟要怎样才能从茫茫人海中辨识出那个唯一的“我”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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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描述或界定一个人时，我们往往会从他／她的自然情况说起，然后再谈到他/她的社会经历。就像填表格一样，我们会依次罗列出他/她的姓名、性别、年龄、国籍、民族、籍贯、党派、职业、职务、婚姻状况、家庭状况等，然后我们会补充他/她的教育经历、工作经历、社会兼职等。我们首先要用一系列的基本概念和基本事实来为他/她确定框架，之后再用时间、地点、事件等来勾勒他／她的人生，在能够大致掌握他／她的个人和生活轮廓的基础上，甚至能够参考诸多因素分析某些关键事情在他／她生活中的影响和意义之后，我们才有可能使用评价性的语言，在一个比较抽象的层面上对他／她进行描述。比如说，他/她是一个善良可爱的人，为人正直，做事正派，但对社会公众事务缺乏兴趣，等等。从这种描述方式来看，话语是被严格分层的，事实性话语更侧重于人之存在的“常态”或“共性”，倾向性话语（或评价性话语）更强调他/她之为他/她的“个性”或“独特性”。任何一个人存在于社会，首先是要被命名，其次则要被给予一定的身份，只有通过事实性话语和倾向性话语的共同作用，我们才有可能明确对一个人的认识。显而易见，在影响身份认同的诸多因素中，最重要的或者不可或缺的，就是一个人的集体归属感或社会认同感，以及由此所建立的这个个体与他人之间的交际关系。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人只能生活在社会中，必然属于一个或多个群体，他/她不可能脱离与他人的关系而绝对独立地存在。他/她总是要属于某个国家、民族、种族、党派、家庭、组织、社区等，否则将无法生存。这其中就必然涉及“公”与“私”以及“公域”与“私域”之间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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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私”概念在中国的起源，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曾在他的著作《中国的公与私·公私》中有过详细的梳理。根据沟口雄三的考据，中国最早把“公”、“私”当作一组二元对立的概念来使用是从《荀子》开始的。《韩非子》继承并体系化了这种用法，提出“私”即“自环”或“自围”之意，而《说文解字》将“私”解为“奸邪”之意。与之相对的，“公”最初也有两个意思，对应“自环”的即为“解开围圈”、与众人“共”“通”或“平分”之意，对应“奸邪”的即为“公共”之意。[3]这一组对立的概念发展到了宋代，就演变为“天理之公”、“人欲之私”，成为“内关个人内心世界、外关外界社会生活的伦理规范”。到了明末清初，“欲”的指称里包含了更为宽泛的社会性欲望，而“公”也演变为内含“私”且高于“公”、“私”二元对立层面上的“共”的意义。太平天国时期，“公”的含义突破了“在由上而来的经世济民的精英意识中发展的”“士大夫世界的儒家式道统”，“使潜在的民间思想第一次公开亮相，使这一民间思想自下层渗入到万物一体和大同的传统思想中”，“公”也由此发生了从经济意向到政治权利的转变。而到民国时期，“天下之公，在经过士大夫阶层经世意识的政治主义的民族、民权的‘公’后，随着革命的深化终于再次提高到细民的天下之公，最终将太平天国以来的、甚至于明末以来的经济上的‘公’概念由民生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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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口雄三对中国“公”、“私”概念的演变进行整理，得出了极有价值的结论。在文章中，他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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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公·私在由共同体的公·私整合为政治上的君·国·官对臣·家·民之间的公·私的过程中，从道家思想吸收了天的无私、不偏概念作为政治原理，而包含了公是“平分”、私是“奸邪”，即公平、公正对偏颇、奸邪这种道义上的背反·对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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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公与私可以归纳出如下的特点：（1）在原义上具有背反关系；（2）这种背反具有善与恶、正与不正的伦理性；（3）其伦理性具有不论集团内外，进一步说，也不论时间、地点、地位，而始终适用的原理性和普遍性。[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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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公私概念不同于西方社会，甚至不同于文化同源的日本，其根源就在于这一二元对立概念的伦理本性，而这也是我们讨论认同问题时刻要注意的地方。因为伦理不仅是中国经验的独特性，也是近年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回归的一个显著趋向。而我们所讨论的认同之所以也要提出伦理的要求，是“因为这正是我们人类创造的关于这个世界的事实——我们是作为男人、作为女人，作为同性恋者、作为异性恋者，作为加纳人、作为美国人，作为白人、作为黑人去生活的”。我们是作为鲜活而不一样的个体去生活的，那么，以伦理的要求来限制认同，是意味着“对自主性的限制”吗，“还是说它们为自主性提供了轮廓呢”？[6]这将是我们在谈论认同问题时所设定的目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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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我们对“公”、“私”的讨论上来。“公”、“私”虽与“公域”、“私域”对应，但两者的内涵却不完全相同。前者属于一种性质、属性，以及其在特定范围内发挥作用的功能；而后者的确立基本上是一种界定或定位，关系到空间职能或结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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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阿伦特在她的著作《人的境况》中曾专章剖析过公域与私域的问题。在阿伦特看来，最初的私人领域就是家庭生活，它与建立在血亲关系之上的氏族或宗族团体性质相同，依靠家长无可置疑的专制、暴力和强迫性权力来维持秩序。家庭事务是非政治的，只与个人生命和种族延续有关，家族共同体遵循的是必然性。与之相对的，是作为公共领域的政治生活。政治生活有两个维度：其一是行动，行动是一种人的关联性，因为人必须在有他人活动的存在中才能成为政治动物，行动完全依赖于他人的在场，也唯有行动才关乎人类的政治活动，“就它致力于政治体的创建和维护而言，为记忆，即为历史创造了条件”[7]。其二是言说，言说是一种人的可沟通性，可以凭借言谈来确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依此确立个人的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对于人的断语才为我们所理解——人不是社会的和理性的动物，而是政治的和言说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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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为私人领域的家庭生活和公共领域的政治生活之外，还存在一种既公又私，或者既非公也非私的生活，即社会生活。从发生的源头来看，“社会”只是基于一个共同目标而组建的群体或同盟，它既可以是家庭领域的一部分，也可以是政治领域的一部分。而在很大程度上，社会生活更倾向于经济活动，如阿伦特所言，即“家务管理及其活动、问题和组织化设计”[8]。随着古代限制在私人领域里的经济活动自近代至现代以来渐渐扩张到公共领域里，“社会”概念的外延也愈益扩张，慢慢地，政治成为社会的一种功能，社会领域也越来越和政治领域交融汇合在一起。到今天为止，“随着大众社会的出现，社会领域在经历几个世纪的发展之后，最终达到了能以同样程度、同样力量，包围和控制一个特定共同体内所有成员的程度。在所有情形下社会的平等化，以及平等原则在现代世界的胜利，只不过是从政治和法律上认可了这样一个事实：社会业已征服了公共领域，与众不同和标新立异已经变成了个人的私事”。阿伦特借助对“社会”概念的梳理和辨析，从政治的视角出发，最终得出了和海德格尔从哲学视角出发几乎相同的结论，即“大众社会吞没了国家的所有阶层，‘社会行为’变成了衡量各个生活领域的标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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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本质是政治的，人是政治的人。因此，人之积极生活的本意就是积极地行动，致力于公共政治事务的生活。但就政治生活的公共性而言，人类个体是否能够真正做到以自由、平等和主动的状态参与其中呢？给予群体一个单一的身份或单面的特征是否恰当呢？在群体身份中是否存在被禁声、被塑造或被代表的个体呢？每个独特的、截然不同的个体又是怎样被群体联系在一起的呢？除了宗教所宣扬的“博爱”和“世界认同”之外，现代社会是否还有愉悦自主的个体，是否还存在个体对集体永远忠诚的归属呢？阿伦特对此并不乐观。因为在她看来，现代世界最显著的特点是“大众孤独”，“这个世界，就像每一个‘介于之间’的东西一样，让人们既相互联系又彼此分开。……使大众社会如此难以忍受的不是它人口数量众多，而是这个在人们之间的世界失去了把他们聚拢在一起，使他们既联系又分开的力量”。[10]大众社会既破坏了我们据以产生归属感的公共领域，也破坏了保护个体之独立性和个性的私人领域，也就是说，它不仅剥夺了人对自我的认同感，也令自我在世界中的位置变得含糊不确定。这个貌似强大的、无所不在的、既抽象又具体实在的社会空间，把人类群体变成了大卫·利斯曼意义上的“孤独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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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领域首先就意味着最大限度的公开性，意味着这个世界本身，意味着源自个体的经验和实在只有被“去私人化”及“去个体化”后才能在公共领域公开展示，意味着“只有那些被认为与公共领域相关的，值得被看和值得被听的东西，才是公共领域能够容许的东西”。也就是说，所有呈现在公共领域内，能够以一种公开的方式被展示、被观看或者被评价的东西，都不得不首先经过这一“公共领域”之“公共性”对个体经验的解构和重组，直至前者符合在公共领域内的“演现”标准时，它才能够成为“公共的”。显而易见，对于多变的、丰富复杂的个体经验来说，公共领域所呈现的东西必然是局部的、被规约的以及统一的。这种“公域”与“私域”之相互区隔的现象本身，不仅必然会在呈现一种现实的同时也遮蔽另一现实，也无法避免削弱甚至抹除经验本身之丰富性的危险。所以说，从阿伦特的视角来看，现今社会的重要问题就是公域和私域的边界愈益模糊，那种像传统社会中泾渭分明的“家庭私人生活”和“政治公共生活”之间的区别已经越来越含糊了，取而代之的是介于两者之间，又同时覆盖两者的、无处不在的灰色地带——社会或社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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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对“公域”、“私域”的讨论热情被再度点燃，源自德国学者哈贝马斯提出“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这本书里，哈贝马斯从18世纪和19世纪初英、法、德三国的历史语境出发，阐明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理想类型，也即一种随着阅读公众的产生和近现代传媒的发展而出现的公共交往网络。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是与国家和经济的转变同时进行的，当“国家消解为社会自我组织的媒介”时，公共领域就具有了政治功能。而随着电子传媒的兴起和传媒力量的日趋增大，“大众传媒影响了公共领域的结构，同时又统领了公共领域。……公共领域发展成为一个失去了权力的竞技场，其意旨在于通过各种讨论主题和文集既赢得影响，也以尽可能隐秘的策略性意图控制各种交往渠道”[11]。哈贝马斯在此讨论的问题无疑是这个时代最富争议也极具生长力的一个议题。因为由大众传媒所塑造的“虚拟化”的公共领域确实正在以强劲的势头侵占传统意义上的“实在空间”，而这种侵占本身恰恰是由大众主动、自觉地发起和引领的。最重要的是，这个虚拟化的“公共领域”是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边界的。“网络群落”的构成既可以出于短期的利益诉求，也可以根据现实状况随时更改它的组成成员，可以说，这一边界的含糊性恰恰是它发挥社会公共影响的最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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