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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的优越性，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人类对视觉理性的认识。比如，英文中“理论”（theory）一词就来自于希腊语动词“看”（theatai）。[37]视觉的理性功能使看并非指视线被动、机械地接触对象，更恰切地说，看应当是一种有意识地选择和寻找。尤其在经过视觉文化转型后的当代社会，观看作为一种视觉思维，就和以往的“说话”一样，无疑具备理性的高度。阿恩海姆在他的《艺术与视知觉》里提到：“知觉活动在感觉水平上，也能取得理性思维领域中称为‘理解’的东西。任何一个人的眼力，都能以一种朴素的方式展示出艺术家所具有的那种令人羡慕的能力，这就是那种通过组织的方式创造出能够有效地解释经验的图式能力。因此，眼力也就是悟解能力。”[38]看，有很多种类型。有研究者提出，在当前的文化情境中，最基本的观看类型至少有以下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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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观众的注视：一个观者注视着一个文本中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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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在的注视：一个被展示的人在注视另一个对象（诸如电影中主观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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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外在的注视：一个被展示的人身处局外地注视其他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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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镜头的注视：它捕捉着种种物像，代表了导演或摄影师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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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旁观者的注视：它身处文本世界之外，注视着某人正在看的行为（电影中经常表现为观众对一个正在发生的偷窥行为的注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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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回避的注视：被展示的人回避镜头、艺术家或观众的注意，眼光显得低垂或游移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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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情境中观众的注视：在电影或绘面中画面人物在看着其他，等等。[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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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诸多类型的看是多层面、多视角、多立场的，它不仅包含了“看”与“被看”，即看的过程、看的主体和看的对象，而且也涉及了看的效果、看的心理和看的情境。显然，看是变动不居的。它既是一种投射，又是一种反观。在流变的情境中，“看”不断地被生成、被调整、被固定又被动摇，它以一种看与被看之间互动共生的微妙方式延伸着看的理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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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看与被看始终在变化一样，自我和他者也不是两个静止的概念。自我，约略对应于看，是一种能动的和主体的状态，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势，是一种对整体局面占有绝对优势和控制权的身份。在看的行为发生的那一瞬间，也即在观看主体的视线投射到物体、人物或场景的那一瞬间，自我就立刻生成了。在其生成的刹那，自我的思维视角、个人修养、知识背景、生活阅历、审美趣味、政治立场、当时的社会规范等等，以及观看时自我的心理活动或思想感情等，都一并被带了出来，并以一种虽然潜隐但却积极主动的方式作用到看的过程中来。他者，约略对应于被看，是一种沉默而被动的状态，是见证者，是主体道德立场和价值信仰的边界，是自我的参照和反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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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我们知道，使自我拥有基本意义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其一，自我不能孤立地成为自我，只有在与他者的对话和关系中自我才能成为自我。其二，自我必须借助某种手段或媒介才能把握生活，这种手段或媒介可以是图像，也可以是语言，可以是摄影，也可以是叙述，甚至还可以是表演。就像查尔斯·泰勒所说的：“我们只是在进入某种问题空间的范围内，如我们寻找和发现向善的方向感的范围内，我们才是自我。”[40]任何一个完整的自我，都不可能全部通过自我对自身的意识和认识体现出来，他者是不可或缺的参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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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只有摄影和照相术的时代里，就好像帮助婴幼儿找到自我的那面镜子一样，他者也是自我形成过程中相当重要的一面镜子。认同不是复原，而是再造和重建。这一方面再次确证了差异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也充实了认同实质上就是动态认同的观点。但在新媒体丛生的时代里，他者已不再是一面普通的镜子了，他者和自我都变成了多棱镜，彼此对视又彼此反观，形象在两面多棱镜之间往返不已。与以往普通镜子的反射效果不同的是，多棱镜使形象无限增生，不仅他者被愈益分化成若干不同方向、不同样态的形象，就是自我也难逃被碎片化和分散化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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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导致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即身份认同越来越难以完成，他者越来越扑朔迷离，而自我的同一性也愈益无处可寻。在后现代的理论语境下，在新媒体的推动下，人类的生存意识、生存经验和生存状态发生了剧变，传统社会赋予人类的稳定性、完整感和归属感等品质也渐趋消失。有人说，碎片化的人意味着绝对自由的降临；又有人认为，无法自我同一的人是悲剧的人。究竟谁是谁非呢？面对作为一种现代症候的身份认同焦虑，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人类需要获得更大向度的解放，还是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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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本），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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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赵静蓉：《怀旧：永恒的文化乡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51—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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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原文为：“‘公’是对于‘共’所表示的众人共同的劳动、祭祀场所——公宫、公堂，以及支配这些场所的族长的称谓，进而在统一国家成立后，‘公’成为与君主、官府等统治机关相关的概念。”见［日］沟口雄三：《中国的公与私·公私》，郑静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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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沟口雄三：《中国的公与私·公私》，郑静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5—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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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日］沟口雄三：《中国的公与私·公私》，郑静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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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美］夸梅·安东尼·阿皮亚：《认同伦理学·前言》，张容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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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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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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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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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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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90年版序言》，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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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德］哈贝马斯：《公共空间与政治公共领域来源》，载于《哲学动态》，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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