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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顾颉刚书信集》（卷四），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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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余英时：《未尽的才情：从〈顾颉刚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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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余英时：《未尽的才情：从〈顾颉刚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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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顾颉刚书信集》（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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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余英时：《未尽的才情：从〈顾颉刚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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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余英时：《未尽的才情：从〈顾颉刚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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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余英时：《未尽的才情：从〈顾颉刚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38—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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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余英时：《未尽的才情：从〈顾颉刚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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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余英时：《未尽的才情：从〈顾颉刚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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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转引自［美］帕尔塔·查特吉：《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一种衍生的话语》，范慕尤、杨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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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美］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黄灿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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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美］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杨照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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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美］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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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Daniel Chandler，“Notes on the Gaze”，from http://www.aber.ac.uk/media/Documents/gaze/gaze02.html.（周宪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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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加拿大］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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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 第五章 记忆之于身份认同的有效性与合法性：救赎抑或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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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帕慕克的纯真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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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寻个体生命之存在和历史的过程中，我们最初要问也最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要到哪里去？这个朴素而深刻的提问，不仅意味着对历史意识和时间意识的深切体验，是“过去、此在和将来”之间的彼此关联和逻辑；也象征了对人类之社会属性、日常生活和文化憧憬的多元理解，是“记忆、现实和理想”之间的互文与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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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实际上，这个提问已然包含了一个经典的关系设定，即：我们的记忆决定了我们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我们对于我们自身的理解以及我们会成为什么，决定于我们那些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发生消退、变化或不断增强的记忆。我们的自传，亦即我们对自己生命历程的回顾，正产生于时间和记忆之间相互作用的动力过程。”“已进行过精细编码并反复加以复述的记忆，构成了我们人生故事的核心——亦即我们关于自我的叙事帮助了我们界定并理解我们的身份以及我们与世界的关系。”[1]人是一个种属，都来自过去，而过去不仅塑造了我们的现实，也潜在地决定了我们的未来。——这是确凿无疑也相当经典的对记忆与认同之关系的界定。本节将以帕慕克的小说《纯真博物馆》为例，从个体认同的角度出发，借助文本解析来理解这一关系。我们希望探讨的是：在记忆与身份认同之正相关的关系设定中，记忆如何形成一个个体的身份，以及认同如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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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真博物馆》是土耳其小说家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1952—）历经十年写成的最新小说，有人将这部作品称为土耳其版的《洛丽塔》，也有人认为这部作品是土耳其版的《霍乱时期的爱情》，还有人把它形容为土耳其版的《追忆似水年华》。这三种说法都可以成立，因为它们共有像“少女”、“爱情”和“追忆”等相同的小说元素或主题。但不一样的是，《纯真博物馆》用一种物态的叙事方式（博物馆叙事），把“少女”、“爱情”和“追忆”等元素集中到了一个有形、有限的空间来，让那些抽象而虚幻的概念有了“藏身之地”。更有趣的是，这个有形、有限的空间承担了远远超出普通博物馆的功能，它不仅讲述爱情，保存记忆，还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极富土耳其特色的本土文明，并最终成就了一个“纯真”的人（凯末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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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作品讲述了一个发生在1970年代的伊斯坦布尔的爱情故事。三十岁的男主人公凯末尔是土耳其上流社会的富家子弟，正要与在巴黎索邦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女孩茜贝尔订婚。就在他订婚前期，他遇到了远房亲戚——十八岁的女主人公芙颂。凯末尔被芙颂深深吸引，芙颂也在两情相悦的性爱中爱上了凯末尔。凯末尔在一种幻想能够同时拥有茜贝尔和芙颂的乐观心态中与茜贝尔举行了订婚仪式，并在仪式上见到了准备第二天参加高考的芙颂。仪式之后，芙颂毫无声息地消失了，凯末尔陷入了无边的痛苦和思念之中。随后，凯末尔解除了与茜贝尔的婚约，并在之后的339天里，为寻找芙颂走遍了伊斯坦布尔的各个角落。当他最终找到芙颂时，她已经嫁作人妇。为了安慰自己的相思之苦，凯末尔对芙颂家进行了长达8年、一共1593次拜访，并在其间收集和积攒了芙颂用过的或与芙颂有关的一切物件。八年之后，二十七岁的芙颂最终决定与丈夫离婚并投奔凯末尔。当两人终于可以共同规划未来的婚姻时，芙颂又因车祸丧生。遗失爱情和爱人的凯末尔游遍了世界各地的私人博物馆，并把他所收藏的关于芙颂的各类物件在由芙颂的家改建成的“纯真博物馆”中展出。不仅如此，凯末尔还要求帕慕克参观他的“纯真博物馆”，倾听和记载他的爱情故事，用文字来使他和芙颂的爱情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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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是一个关于幸福的故事。故事的结尾——也是小说的最后一句，饱经爱情磨难的凯末尔对帕慕克说：“让所有人知道，我的一生过得很幸福。”[2]凯末尔与芙颂真正相恋的时间只有“一个半月差两天”，相比339天漫长的寻找和长达8年的日常探访，这短暂的“一个半月差两天”的幸福爱情实在令人难以认同。那为什么凯末尔会如此表述自己的爱情呢？他的“幸福”对于他三十岁以来的人生又有怎样的意义呢？小说的第一节就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因为“在那无与伦比的金色时刻里，我被包围在一种深切的安宁里，也许它仅仅持续了短短的几秒钟，但我却在年复一年中感到了它的幸福”。当时的凯末尔对此全然无知，初遇芙颂时的他还无法体会“深切的安宁”对其人生的重大意义。也许正是因此，第一次肌肤相亲，凯末尔就将芙颂的一只耳坠藏了起来。这一带着奇怪本能的收藏行为开启了纯真博物馆的建造之路，爱情的欢悦一开始就是一种被失落的状态，幸福首先被体现为一种回忆的能力，而过去成为凯末尔确认自我存在感和幸福感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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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就像一个巨大的寓言，开始于对幸福的无知，终结于对幸福的醒悟。而贯穿这个过程的，始终是“物性”的纯真博物馆的建造和“灵性”的记忆的建构。在这里，帕慕克用一种“收藏式”的写作方式创建了一部博物馆形态的小说，他用展示物件的方式展示出我们和物品的“际遇”，并令作者和读者都在一个似真亦幻的世界中达成了种种不可能达成的相互体谅关系。在小说的最后一章，作为作者的帕慕克让作为凯末尔故事记录者的帕慕克出场了，他不仅负有文本层面上的结构性意义，还承担了物品和小说之间的桥梁作用。一方面，他揭示出小说写作的游戏本质，即“小说家在创作时不断猜想读者的可能解释，读者阅读小说时则在猜想作家在创作的同时也在作这样的猜想”，作家和读者之间总有“真实的或想象的对弈游戏”[3]；另一方面，他还真正见证了纯真博物馆的落成，他是真实生活的“目击者”，是宣告纯真博物馆果真存在着的那个人。小说中的帕慕克告诉我们，纯真博物馆已然建成，小说也已完结，它们和其他的日常生活一起静待我们去光顾。参观博物馆就像阅读小说一样，我们必将体会到“保存记忆、保持传统和抗拒遗忘”的自豪感和快乐。帕慕克与凯末尔的距离就像他与众多其他读者的距离一样，他恰恰就是为了确证这一“区隔感”而被呈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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