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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只有在其他自我之中才是自我。”“只有在与某些对话者的关系中，我才是自我：一种方式是在与那些对我获得自我定义有本质作用的谈话伙伴的关系中；另一种是在与那些对我持续领会自我理解的语言目前具有关键作用的人的关系中。……自我只存在于我所称的‘对话网络’中。”[21]可以说，自我认同就是借助他人的投射而反映出来的确定性。学者杨炳菁认为，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小说创作中设置了众多人物，其目的就是要把主人公渡边的内心投影到其他人身上，“通过将自我他者化这一方式去探寻和追问自我”，“敢死队”意味着“平庸自我的嘲讽”，木月意味着“封闭自我的延续”，永泽意味着“合理自我的厌弃”，初美意味着“纯真自我的发现”，而绿子则意味着“真实自我的渴求”。[22]当然，“只有通过被反映在另一个人身上，即只有另一个人为其提供了整体性的意象，自我才能实现自我认同”[23]。即使是像渡边和直子这样深陷孤独的人，也需要沟通和化解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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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百般努力，从村上春树对众多“他者形象”的设置来看，渡边对现实仍有浓重的失败感。就像小说中所描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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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这一年，总是令我想起进退两难的泥沼——每迈一步都几乎把整只鞋陷掉的那般滞重而深沉的泥沼。而我就在这片泥沼中气喘吁吁地挪动脚步，前方一无所见，后面渺无来者。只有昏暗的泥沼无边无际地延展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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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时光都随着我的步调而流淌得十分吃力。身边的人早已经遥遥领先，惟独我和我的时间在泥沼中艰难地往来爬行。我四周的世界则面临一切沧桑巨变。约翰·尤特兰死了，还有很多人死了。人们在呼喊变革，仿佛变革正在席卷每个角落。然而这些无一不是虚构的毫无意义的背景画面而已。我则几乎没有抬头，日复一日地打发时光。在我眼里，只有漫无边际的泥沼。往前落下右脚，拔起左脚，再拔起右脚。我判断不出我位于何处，也不具有自己是在朝正确方向前进的信心。我之所以一步步挪动步履，只是因为我必须挪动，而无论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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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边失落了自我，无法认清自己。在这里，“人是‘自然的伤口’（wound of nature），自然的平衡再也无法复原；要与环境和谐相处，人惟一能做的事情便是全盘接受裂痕、裂缝之类的结构性拱出（rooting-out），然后尽可能试着予以修复；所有其他的解决方案——幻想回到自然，强调自然的完全社会化——都直接通往极权主义”[24]。渡边与以现实生活和世俗社会为象征的“他者”的关系依旧是无法修复的，渡边所经历的“泥沼”最深刻地揭示出“人在本质上是孤独的”这一现代生活的实质，也验证了杜克海姆的观点，即“现代工业社会是无根的，现代人因此没有认同和角色的意义”[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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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用村上春树的理解来解释渡边的认同失败，我们大概可以这么说，那是因为那些众多“他者”都是一些“跌落者”。“既有现实中跌落的，又有在道德意义上跌落的，此外无法适应现实死掉的也有。”“人生这东西到处是又黑又深的地洞。……那种恐惧感无论谁都是有的。……人因此而跌落或活下来。”[26]初美在现实中跌落，永泽在道德意义上跌落，木月和直子最终也无法适应现实生活。就是“立体的”绿子，也无法为渡边指明未来的方向。直子最后的死是这一切“跌落”中最惨烈也最深刻的，它实际上宣告了在渡边的世界里，过去和现实之间达成和解的希望被彻底破灭，也意味着生和死、现实和幻想之间的鸿沟无可弥补，渡边不仅无力救助脆弱的“他者”，甚至也不能治愈“千疮百孔”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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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渡边曾经是木月和直子联通外界的中介一样，玲子也曾作为渡边和直子回返现实生活的引路人而存在过。尤其是当直子去世后，玲子终于离开蜗居八年的疗养院而回到人世中来，甚至穿着直子的衣服和渡边见面。这些都让我们重新燃起对渡边修复自我、治愈生命的希望来。但是，也正如渡边最终没能阻止直子的离世一样，玲子也终于还是没有选择回到过去的生活中与自己的丈夫女儿一起生活。玲子，这个最后的“微小的光亮”，“犹如风中残烛的灵魂的最后忽闪”，“那若明若暗地摇曳不定的灯光，就像盖茨比整夜整夜看守对岸的小光点一样”，终于还是在现实的寒风中渐渐黯淡下去。在小说的最后，玲子对渡边说：“我已成为过去的人。你眼前存在的不过是我往日的记忆残片。我心目中最宝贵的东西早在很久以前就已寿终正寝。我只是按照过去的记忆坐卧行止。”玲子虽然迈出了阿美寮疗养院，重新踏入了阔别八年的都市社会，但实际上，她还是把自己留在了过去。她劝说渡边一定“要坚强起来，要再成熟一些，成为大人”，然而，那不过一方面印证了渡边仍未对成年人的社会做好准备的事实，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玲子内心的恐惧及其对自己的鼓励罢了。作为过去的“记忆残片”，玲子是一种媒介，“其功能是通过她们来使一些事情得以发生，那些事是主人公必须要去经历的”。[27]渡边正是借助玲子的引导和过渡，在自己的内心深处重新安葬了直子以及一切与直子有关的或者像直子那样脆弱自闭的过去；也正是经由玲子，渡边才被引向绿子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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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玲子的最后离去，渡边完完全全成了一个“一无所有”的人。他没有了“有效的”过去，或者说，他对过去的记忆无法再帮助他理解现实的自我；他也还未找到未来，只能怀着对继续好好生活下去的渴望在不明所以的地方呼唤绿子。所有的矛盾、对立和分裂，所有的惶恐、无助和空虚，既然无法战胜强大的现实而获得自明，那只能被渡边以告别过去的决绝心态压抑和掩埋起来。而这因此形成的巨大的沉默和空洞，就变成了渡边在自我确认和自我认同的过程中无法克服也无法弥补的黑洞。认同总是发生在认同失败或需要认同的时刻，所有的他人、记忆和过去都要被现实征用，理应起到修补身份黑洞的作用。但在渡边的个人生活史中，应对失败的认同而被征用的记忆却是无效的，它甚至像一个伪装巧妙的陷阱，不仅没有推动渡边克服黑暗的挟制，反而把他推入更深刻的孤独之中。在渺茫的未来和气势庞大的过去之间，渡边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等待记忆的创伤慢慢平复，等待现实的生命力愈益强大，等待象征希望的绿子拉他一同永远彻底地挣脱过去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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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听听作者怎么看待渡边的分裂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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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评论》：你小说中的女人似乎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女人和主人公的关系本质上是认真的，往往就是这个女人在小说里失踪了，而她在主人公的记忆里却挥之不去；另一种女人则较晚出现，她协助主人公去寻找，或者恰恰相反，帮助主人公去忘却。这第二种女人往往爽直坦率、性情古怪、在性方面毫不遮遮掩掩，比起那个失踪的女人，主人公和她的关系来得更加温暖、更具幽默感，而主人公和前者几乎没有什么沟通。这两种典型人物各起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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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我的主人公几乎总是被夹在真实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在那个精神世界里，女人——或者男人——表现得平和、聪颖、谦逊、明智；而在现实世界中，就像你说的那样，女人则非常活跃、富有喜剧色彩、态度积极、具有幽默感。主人公的意识被分裂为这样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而他无法从中做出选择。……《挪威的森林》也是这样：自始至终都有两个女孩的存在，主人公无法在她们中间做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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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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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主人公最后也选择了绿子。然而，他有一部分自我一直处于另外一个世界，他无法抛弃那个世界，那是他的一部分、一个重要的部分。世上所有人的头脑中都有病态的部分，这块地方是人的组成部分之一。我们有理智的一半，也有疯狂的一半，我们在这两部分之间进行协调——我坚信这一点。……当然，我最终必须回到真实的世界中来，重新恢复健全的神志。可是如果我没有疯狂、病态的那部分，我就不会是今天的我。换句话说，我的小说的主人公是有两个女人作为后盾的，对他来说，这两个缺一不可。《挪威的森林》是个典型的例子。[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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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树明确地告诉我们，在渡边的内心深处，存在着一种巨大的、无可克服的分裂；但他同时向我们指出，这种分裂对于建构一个真实的、现实的渡边而言，必然是不可或缺的。村上春树没有给出我们解决这一分裂的方案，人性的复杂和痛苦最终还要靠每个个体独立克服。渡边最终选择了绿子，但我们可以想象，做出这种选择，与其说是一种清醒的、有理有据的理性抉择，毋宁说，它更像是渡边的一种本能的自救，或者是对记忆创伤的温和的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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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无限夸大绿子的象征作用，因为小说的结尾告诉我们，这仍然“是一个天生的诗人般永远长不大的存在”[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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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绿子打去电话，告诉她：自己无论如何都想跟她说话，有满肚子话要说，有满肚子非说不可的话。整个世界上除了她别无他求。想见她想同她说话，两人一切从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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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子在电话的另一头沉默不语，久久地保持沉默，如同全世界所有细雨落在全世界所有的草坪上。这时间里，我一直合起双眼，把额头顶在电话亭玻璃上，良久，绿子用沉静的声音开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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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现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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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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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拿着听筒扬起脸，飞快地环视电话亭四周。我现在哪里？我不知道这里是哪里，全然摸不着头脑。这里究竟是哪里？目力所及，无不是不知走去哪里的无数男男女女。我是在哪里也不是的处所连连呼唤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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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渡边仍未获得对自我位置的稳定界定。实际上，他还处于一种继续找寻的状态。就如村上春树所说：“我的主人公总是失去了什么，于是他去寻找这个失去的东西。”“在这些经历中他必须战胜逆境，最终他找到了那样东西，但是他不能肯定那就是他原来在寻找的同一样东西。……推动这些故事的动力就是：失去、寻找、发现，还有失望，以及对世界的一种新的认识。”[30]《挪威的森林》描写的是那些不得不在1969年前后的日本社会迅速长大成人的一代人，而对于这些人来说，“在战后或者说近代彻底追求快乐这一至高无上的命题之下，伦理、道德、规范，以及通常所说的像那么回事、界限、习俗、公约等无不被最大限度地从内在世界驱逐出来而暴露于外”[31]。这一代人不能忽略在密集的意识形态活动下自我内心的空洞状态，也无法无视自我和社会之间的紧密关系，由是观之，一个个体必须找到自我的立足点。渡边确实是在寻找，说是寻找人生的意义或是记忆中那永远失落的自在感和完整感也未尝不可。换句话说，对于渡边而言，这个立足点首先和根本地就是一种“在世感”，一种能够活着并与现实世界相安无事的平衡感。“说起来，60年代末期或许是一塌糊涂的年月，但拼命活着的实感还是有的。……那个年代的活法的综合性密度那样的东西，时至如今的确有打动人的地方。”[32]“拼命活着的实感”——这也许可以最恰切地解释渡边最终的选择以及绿子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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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是人类最重要的财富，它就像一种燃料，可以温暖你，也可以把你烧成灰烬。”[33]关于木月和直子的记忆具有把渡边烧成灰烬的残酷性和破坏力，但关于绿子的记忆却能够赋予渡边人生的温暖。我们说，“知道你是谁，就是在道德空间中有方向感”[34]普遍有效的承诺和特殊身份是构成我们的两大要素，缺失其一，就会发生认同危机。道德是承诺的前提，又与特殊身份的实践形成背景化和制约的关系。渡边没能履行对直子的道德承诺，也没能建立起自我确认的“同一性”，因此，可以说，他不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确定的人。他的获救的希望——如果我们设想，他能够在与绿子的相爱中找到“方向感”——恐怕要来自于另一种选择性的记忆，即遗忘——忘记过去那极易令人窒息的黑暗，记住那些如萤火虫一般的微小的光亮。遗忘在此成为一种和解，不是要放弃对人生消极状态的斗争，而是将那些巨大的“黑洞”暂时搁置在一旁，承认它们的存在和力量，接受自我身份的不完整性，心平气静地在现实生活中安置自己的孤独感。正如村上春树所说的那样：“我是认为人生基本是孤独的。人们总是进入自己一个人的世界，进得很深很深。而在进得最深的地方就会产生‘连带感’。就是说，在人人都是孤独的这一层面产生人人相连的‘连带感’。只要明确认识到自己是孤独的，那么就能与别人分享这一认识。……人人都是孤独的。但不能因为孤独而切断同众人的联系，彻底把自己孤立起来。而应该审慎挖洞。只要一个劲儿地往下深挖，就会在某处同别人连在一起。”[35]人总是能同别人联系在一起的，在每个个体之现实的世界和幻想的世界之外，理应存在着一个“更大的世界”，而这个“更大的世界”或许就是人的“世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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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渡边而言，或者说，对于《挪威的森林》中的众多人物以及村上春树作品中的各色人物，甚至是我们每个人来说，这个“世界性”也许就表现为人或生命本身的有限性，也就是说，“自我”总是一个不完整、有欠缺、时时刻刻承受着矛盾和分裂的状态。我们总是试图要去修复它，但它不仅在本质上是不能被修复的，而且实际上它也不需要被修复。也许正是这种形形色色的断裂和缺口才形成了“我”之所以为“我”的特点。日本学者内田树通过对村上春树别出心裁的“身体阅读”，得出了非常精辟也非常深刻的结论。他这么说：“这个‘更大的世界’在故事中常常只会以一种阙如的状态出现，而决不会以指名道姓的形式出现。不过，在逐渐阅读村上作品的过程中，读者们会感觉到，这种阙如也是我们自身所阙如的东西。我们不是共有某个存在之物，而是共有不能拥有某个东西的事态。在不能这一点上，人类被超时空地维系在了一起。……只有当一个原本不可能有关的世界与另一个世界架起桥梁的时候，我们才会明白，在那里存在着一个只有用那种方法才能窥见的巨大间隙。而给村上作品的世界性提供保障的，正是让我们感知到某个东西出现阙如的卓越技术。”[36]从这个意义上说，身份认同恰恰是最不需要被激进推动的一项工程。换句话说，在当下的社会中，现实比记忆更有效，也更有利于我们以之为依据去规划个体的与集体的未来。遗忘不是消极的遗忘，就如同选择性的记忆一样，它最终都要为实现其面向未来的功能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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