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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通过讲述这则寓言，解释了“操心”的生命来源及其与人的关系，也即人在有生之年必然隶属于“操心”，cura“不仅意味着‘心有所畏的忙碌’，而且也意味着‘战战兢兢’、‘投入’”[41]。这则寓言开始于人的躯体的创造，而结束于对人作为一个物种的命名，美国学者约翰·汉密尔顿（John T．Hamilton）在其鸿篇巨制《安全：关注的政治学、人文科学与语言学》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尽且颇有意味的溯源，他认为前者涉及存在，后者则涉及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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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涉及存在的人（homo）而言，人类（human being）首先和根本地是一个被诸神馈赠及给予的人：土神给予其身体，朱庇特给予其灵魂，Cura使其成形，而农神为其命名。这一切神圣的馈赠使人类生来就不得不担负一系列的责任和债务，他/她必须要在漫长的人生历程中履行这些责任，偿还这些债务，最终把肉身还给大地，把灵魂还给天神。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的必死性与个体生命的有限性及其对责任、义务的担当，就必然成为人类最关注也最操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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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被语言命名的、作为物种的人而言，人是一种复合体，是沉重的肉身和轻快的灵魂组合而成的形象，人的名字是要与这个复合的形象相一致的。因为人在被造之初就先天地具有物质和精神的分裂性，因此，这一外来的、对人的命名就是保护人类之分裂实体，使其维系在一个完整的状态，并将其带入时间之流和历史进程中。这样一来，人类又不得不在诞生之初就要面对“身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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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无论是存在的人还是语言的人，都要受到生命有限性或者说时间流动性的影响，而在有限的生命中，人最关注、最操心或最焦虑的就是对生命本身的担当。这种担当一则包含对躯体或身体的担当，也即人有一种“生命冲动”，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活在这个世上，实现人在物质意义上的自在存在；二则包含对精神或灵魂的担当，也即通过履行职责、承担义务，使人的“名”与“实”嵌合在一起，实现人在抽象意义上的自由存在，完成人对自身身份的承诺。“人能够为他最本己的诸种可能性而自由存在，而在这种自由存在（筹划）之际成为他所能使的东西，这就叫人的perfectio［完善］。”[42]因为神的馈赠和人的初造，人不得不关注自身，为自己的在世操心，但背离这种操心的，或者说对这种关注起到决定性阻隔的则是人的必死性。“如果说，所有的焦虑最终都指向一种对死亡的预料，那么这种焦虑的情感也可以被用来指称一种恐惧感，即一个生命体之肉体的和精神的构成元素总有一天会被撕得四分五裂。因为在这里，死亡既可以是一具毫无生气的躯体，也可以是一副没有灵魂的精神；既可以被界定为一具尸体，也可以被界定为一个神。”[43]人存在于时间之中，而时间之流永不停息，因此死亡是人要关注的最重要的事情。换句话说，只有人在死后（posthumously），或者人处于历史的终点，人类才有能力最终完成在世的“操心”和“关注”，也即不再关注和不必再操心，从而最终获得安全感。哈姆莱特在他著名的关于“生与死”的独白里也曾感慨道：“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在奋斗中扫清那一切，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死了，睡去了，什么都完了；要是在这一种睡眠中，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所不能避免的打击，都可以从此消失，那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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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终于可以获知“安全”在词源上的基本意义了，即一种“不再关注”或“不再关心”的状态。汉密尔顿对securitas一词进行了分解，认为它由三个部分组成：se-cura-tas，“前缀se-，指隔开、分开、远离；名词cura，指关注、关心、注意、操心；后缀-tas，表示一种存在的状态。securitas，就是指一种与关注分离的存在状态，一种在其中关心和操心都被搁置一旁的状态”。“从字面意义上来看，当人类不再受控于Cura神时，当他的统一体被分离开来，重又还原为他初始的离散因素时，人就获得了安全。”[44]——不得不说，这简直是一个诡异的概念。因为对于有限的人类而言，生存焦虑——仅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对人类必死性的焦虑，而就人类的必死性这一点来看，我们对获得在世之安全感的欲求几乎就是妄谈。既然人类无法摆脱自身的时间性，那就更不可能解除生存焦虑，而获得所谓的安全感也变成了一种对人性或人之生命存在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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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仅对安全概念的本义进行理论推演的话，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令人讶异的结论，即安全在本质上是反人性的，因为对安全的获取不得不以与生命整体（躯体和灵魂）的分裂为代价。尘归尘，土归土，灵归灵，在道德层面上，安全感就象征着责任的真空，或者标志着所有责任和应尽义务已然被完成的状态。形象地说，安全就是人不欠神的债，人已用生命回报了神的创造与馈赠。假如我们避开在理论层面上对这种责任真空或责任完成的状态进行绝对化的推论，而追寻在现实生活中获得安全感的可操作性时，我们或许可以这么理解：何为安全？安全就是无欲则刚。也就是说，当我们对世界和他人没有私己的要求和欲念时，世界和他人就无法对我们构成威胁，二者之间就难以形成紧张对峙的关系，我们就不容易对外在于“我”的事务产生焦虑感。而当我们对自身没有强制性的操心和关注时，我们也不会在自我内部形成巨大的冲突，也得以与自身和平相处，使“我”尽可能地被维持在一个完整、确定和同一的状态。借助不去“关注”或“操心”他者与自我，不对他者与自我产生关乎价值、意义和情感的欲望，“我”获得了在现世、此刻安然自在地存在着的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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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安全”不是不可实现的，在当下的社会生活中，也许反倒是通过如此自为、自觉的方式，我们才有可能想象和预见到安全的未来。然而，安全和焦虑在本源意义上的关联却令生存焦虑的自发性及安全感的缺失变成了人类的宿命，尤其在这样一个流动的、不确定的时代里，当我们不得不被不可预测的命运裹挟着奋力前行时，这种对安全的期待就更加具有了理想化、乌托邦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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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涉及我们在第二个层面上讨论的“安全”。就其现实表征和社会体现而言，在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约定俗成的意义上，“安全”的反义词就是恐惧、危机和危险。在个体的层面上，它体现为一种心理困境，罗洛·梅在《心理学与人类困境》、《焦虑的意义》中，鲍曼在《流动的恐惧》中都有对这一困境的心理学、社会学、哲学和文化学的精彩分析。而与其在词源本义上更倾向于对个体身份的塑造不同，在集体的层面上，现实表征中的“安全”是一个较多描述集体状态，与国家政治、国际关系、国族认同或集体身份密切相关的概念。尤其是在20世纪经过了两次血腥的世界大战和残酷的冷战之后，随着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学科建制，“安全”也伴随着对战争与和平的研究愈益深入而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的世界性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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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从个体的焦虑和安全谈起。“焦虑的特性是面对危险时的不确定感与无助感。……是因为某种价值受到威胁时所引发的不安，而这个价值则被个人视为是他存在的根本。……个人体验到的不同恐惧，是根据他发展出来的安全模式而定的；但是在焦虑的经验中，是这个安全模式本身受到了威胁。”[45]简言之，焦虑就是一个人无法确知和认识自我，也因此感到生存的虚无和恐慌，从而导致对世界充满危险的怀疑情绪，产生处身其中却无力逃脱的脆弱感和无助感，也即不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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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曼总结道：“个体惧怕的危险（包括这些危险引发的衍生恐惧）可以分为三类。一类威胁人身及其所属品。一类更宽泛，威胁社会秩序的持久性和可靠性，而民生（收入、就业）的安全感或者人在残疾或老年时的生存则依赖于社会秩序的稳定。还有一类危险威胁的是个体在世界上的位置——于社会等级制度中的地位、身份（阶级、性别、种族、信仰），或者更广泛地说，即个体对于社会地位降低和遭受排斥的免疫。”[46]而我以为，相对于这些“有形的”危险而言，那些我们以为完全属于“自然”的、被“无形化”的危险更令人紧张。比如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环境、空气、水、森林、沙漠等，又比如我们居住的房屋、交通工具、婚姻关系、人际交往、工作环境等，甚至包括那些以爱、信仰、慈善等名义而进行的极端犯罪和恐怖行为……对这个疯狂的、一切都不确定的时代而言，危险和恐惧几乎可以说是没有边界的，而对安全感的渴望也从未像现在这样迫切。套用托马斯·马蒂森（Thomas Mathiesen）的说法就是：这些危险、恐惧，以及试图抵抗危险、克服恐惧和焦虑的手段，都是“沉默的”，因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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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结构性的；它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不受限制也因此成为我们身上深深的烙印；它是运动着的，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中它不断扩散并变得越来越广阔而具有包容性。这种使人沉默的力量的结构性特征使得一些国家“不用”为此负责，而它的日常性特征使得那些被沉默下去的人们“无从逃避”它的力量，它的不受限制使得它在针对个体时格外有效，它的悄无声息使得它更容易被合法化，它的运动性使得它成为一种沉默机制，而人们一天比一天更加信任它。[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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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令人窒息的状况，因为沉默却运动着的“结构性”恐惧比任何可视、可感的危险更危险，它不仅是始料未及或无法预见的，而且还是渗透性的、无处不在的，甚至它还具有“内向性”的特点，亦即它是针对我们每个生活于其中的人的。换句话说，它就是我们现如今不得不与其朝夕相处的生活本身。提摩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把这种危险和恐惧形容为“去文明化”（decivilization），真可谓一阵见血。在他的文章《总是隐藏其下》中，阿什这样写道：“我们踩踏的文明的外壳很薄。一个颤抖就会导致你的失败，你只能像野狗一样抓刨挖掘着求生。……去除了有序而文明的生活的最基本、最主要的部分——如食物、住所、饮用水、最基本的个人安全保障——我们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回到了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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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一种非常微妙的情况。从表面上来看，这是一场陷所有人于焦虑、于不安中的“战争”，也因此整个社会生活系统就像一张巨大的蛛网，任何一个貌似微不足道的细小事物的错位、事故或混乱，都有可能造成巨大的混乱和灾难，“蝴蝶效应”变成了解释这个时代之精神和实践的最有效的理论。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令生活中的“个人主义”极端发展。此处所谓的“个人主义”，不是与集体主义绝对对峙的概念，而是指在集体生活中享有着个人、努力使自己融入集体生活以寻求个体安全感。就像面对突如其来、始料未及的极端事件，比如地震、洪水、恐怖行为等，每个幸存下来的人都会存有侥幸心理，认为这样的事情百年难遇，即使遇到了，也未必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焦虑、恐惧、危险和不安全感是共有的，但灾难已然降临在别人的头上，因此，真正的损害是别人的。甚至可以说，那些未被灾难“选中”的人还会怀有对命运的感激之情。如鲍曼所言：“知道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令人恐惧并不代表生活在恐惧中——至少不是一周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每时每刻都是。我们有很多种机谋巧算……可以帮助我们逃脱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不测未来。我们甚至可以开始享受这些‘全球性警报’。毕竟生活在一个人人皆知只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明天不可能、不应该也不会同今天一样）的流动的现代世界意味着，在每一天，消失、绝迹、抹去和死亡的戏码都会重复上演。因此，间接地，死亡的非终结性、不断出现的复活和永恒的转世投胎这类戏码也会不断上演……”[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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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简单的个人主义的冷漠和无情，也不是单纯的对危险现实的麻木和逃避，在这样一个危险无处不在的社会中，这也是一种人类寻求安全感的策略。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安全的归化”，意思就是，为了适应焦虑化的生存状况，我们把焦虑当作必需的生存内容，一则把外在于“我”的焦虑同化为“我”之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一则把内在于“我”的焦虑视作对安全的个体化理解，比如用“向死而生”的态度去生活。借助“安全的归化”对我们的抚慰，我们至少可以认为获得安全的可能性与遭遇危险的几率一样多，对生命的希望与对生活的绝望也几乎均等，就像“我”不能确定“我”的身份，也不能确定对他人的了解一样，作为没有任何优越性的任何一个“他人”，也要经历同样的“无知”。面对一切未知的恐惧，所有人的幸存机会几乎是相同的。这使我们努力避免被集体和整个社会所抛弃，我们以不同的方式进入其中，就是为了赢取和其他人一起担忧、共享焦虑的可能性，没有谁愿意单独迎战不可预料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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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一点，我们就自然而然地转到了集体的焦虑和安全问题上。“承诺保护个体不受对其生存造成各种威胁的伤害，也因此它要求个体对它服从”[50]，这就是在现代政治体制下，每个个体能够投身其中且不得不投身其中的、最现实的集体——国家之存在的理由。很显然，在前现代社会结构中发挥核心作用并对社会稳定起支撑力量的单位——家庭，已无力再承担如此重大的责任，在全球化的理论语境下，家庭已重新回到一种局限于“私人领域”的原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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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安全问题属于世界政治的范畴，主要是指国家安全；而传统的国家安全观认为，物质能力和固定利益是决定国家和国际安全的唯一要素。它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可以概括为：军事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国家安全最重要的目标；以国家为本位的个体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主体；国家安全防范的主要是外敌入侵，侧重于对外防御；维护国家安全的方式主要是武力、战争等。[51]而随着冷战的结束和新国际环境的形成，许多非传统的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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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长期以来对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爆发核战争以及它们的大规模常规战争准备的恐惧之外，民族冲突导致国内战争，把平民暴露在大规模的国家暴力面前；经济竞争的重要性上升，而相应地，民用高技术被用于军事用途的副效应也在增大；移民和难民的数量也在增加，对国家的政治能力构成了考验；环境恶化的威胁影响到各国人民的福利；而在国际政治中，文化认同问题包括人权和宗教的重要性也在显而易见地增多。[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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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只对当今联合国成员中150个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稍加审视，也能看到边界战争、文化战争、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大规模迁移的人口或严重的资本外流正在威胁着其中许多国家的主权。即使在主权明显毫发未损的国家里，国家的正当性也往往并不稳固。即使在如美国、日本和德国般显然安定的民族国家中，有关种族和权利、资格与忠诚、公民与威权的争论也不再处于文化边缘了。[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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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被众多分属不同领域的理论家共同关注到的问题是：新的安全理论不再以军事、战争为核心关注点了。新的关注点，对于国家而言，是其统治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对于社会而言，是其处身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对于民族而言，是其文化共同体之构建的有效性；对于人类而言，是其社会关系的稳定性及其对个体自我目标的影响等。这些问题，取代了单纯的武力和利益，日益成为人类生活的中心内容。“早在1992年1月联合国安理会的一份文件中就指出：经济、社会、人道主义和生态领域中一些非军事性不稳定因素构成了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这标志着一种安全研究‘新范式’或新思维的出现。联合国发展计划署在1994年发表的题为《人类安全的新领域》报告中，列举了涉及人类安全的七个方面，即经济安全、粮食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共同体安全和政治安全，并认为，这些方面是全世界人民关注安全问题的新焦点。”[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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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安全领域不断扩大、新的安全理论研究日益成熟的前提下，“文化安全”研究越来越成为一门显学。这里的“文化”不是泛指，不指经济、体制或环境等基础性的内容，我们只取其关乎人类的精神信仰、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政治信念以及文化心态等方面的含义。与我们在上文梳理过的安全本义和个体操心及其相互关系的观点相对应的是，文化安全就是指作为行为体的国家，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文化政策和制度，确立一定的规范；与此同时，借助对规范的遵循和巩固，在国内、国际规范的影响和制约下，与其他国家产生国际互动，进而影响和决定国家行为，确立国家在国际社会生活中的位置，最终塑造一定的国家认同。简单地说，本文所要讨论的“安全”问题的现实表征就体现为国家认同的文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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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个体的自我认同一样，在一个全球化越来越迅疾发展、跨国市场越来越无限拓展的时代，国家认同也是一场艰巨的“战争”，它不得不借助各种各样的手段。鲍曼认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国家不能再重申保护个体安全的承诺，因而也无法强制性地要求个体对国家的认同，因此，“国家将这场战斗‘下分’给了个体掌控的‘生活政治’领域。而同时却又将这场战役的武器供给外包给了消费者市场”[55]。鲍曼的观点正是对“文化安全”的佐证，鲍曼所言的“生活政治”和“消费者市场”或称“消费政治”其实就是“文化安全”的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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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以蔽之，文化安全就是用新的、“文化政治”的理念来代替旧的、“政治”的理念，借助“文化政治”的力量来获取安全感和集体归属感。“文化政治”的概念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标志着文化和政治的结盟，或言“文化的政治化”及“政治的文化化”。当政治具有了文化的形式，或文化的独立性与普遍性受到政治介入的强烈影响，人类的生活世界及精神世界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后现代的社会语境下，文化政治的关注中心从宏观世界转向微观世界，从“解放政治”转向“生活政治”，个人的日常生活实践越来越与国家、民族的政治规划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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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政治是一种将各个理论资源含混暧昧地“混杂”在一起的现象，当然，文化政治与文化的独立性并不相悖。作为当代政治的一种主要形式，文化政治的形成主要缘于“‘后现代’景观下的政治以其多样性、多元性和异质性之名抛弃现代政治的单一和同质，通过突出偶然性、临时性、可变性、实验性、转换性和变化性来实现政治的历史化、语境化和多元化”[56]。但是，文化毕竟不同于政治、经济、法律等其他社会意识形态，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现实行动中，文化都可以以其独特的方式作用于全体社会成员，它可以包容性别、族群、国家、地域、血缘、制度等多种差异化的因素，使自身成为一种整体性的身份建构。正如中国学者单世联所归纳的：“‘文化政治’不是指文化可能具有政治功能，也不是指文化革命作为政治革命的先导，而是文化本身就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权力和斗争的场域，它既可以巩固社会的控制，也使人们可以抵制与抗争这种政治。”[57]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可断言，文化政治其实就是一种文化无意识和政治无意识的“混血杂生”，它至少涵盖或超越了以往我们所说的话语政治或身份政治，而更具有理论范式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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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认同是保障文化安全的核心要义，文化政治是实施文化安全的重要手段，而文化政治又要经由生活政治和消费政治的顺利实施来展开。如果我们要研究生活政治与消费政治对国家认同乃至文化安全的深刻影响，那我们就不仅仅要深刻体察形成一种“国家文化”之历史、社会、传统、文明等多种元素的特质及其相互关系，还要考察这种“国家文化”与其他多种“国家文化”之间的互动和联系。也就是说，研究国家认同，我们必须尽力“超越国家的分析视角而把全世界作为一个研究框架”[58]。这就需要国际史、国际关系学、比较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传媒学等多学科视野的联合和多学科方法的共用。这既非本文的重点，也远远超出了笔者的研究能力。就对本文论题的期待而言，我们之所以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其实想要反复强调的，是国家认同与重建国人之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之间的深刻联系。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面章节中也已从不同角度对之进行了阐述，在此不再赘言。毫无疑问的是，记忆与政治息息相关，也与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生存发展密切关联。掌握了国民的记忆以及对其记忆进行阐释的权力，就意味着拥有了书写历史、塑造传统的权力，而历史表述与政治认同之间的关系早已成为铁一般的事实，毋庸置疑。“现代记忆产生的根源不是来自与过去的割裂感，而是脱胎于对相互矛盾的历史叙述内容的高度自觉以及每一个集团为使他们的历史叙述版本成为国家认同的基础而付出的艰苦努力。”[59]对于中国人来说，从洋务运动揭开中国现代化运动之幕起，国人就在“思想启蒙”和“民族救亡”同步发生的同时，开始了建立现代中国的艰辛之路，开始了在不得不同时承受异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双重冲击的前提下，对中国传统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双重认同。而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之后，这个认同也许仍未完成。也正是因此，无论是国家认同，还是文化安全，对于我们都是一项仍未完成的规划，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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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丹尼尔·夏克特：《找寻逝去的自我：大脑、心灵和往事的记忆》，高申春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48、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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