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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我来到这个特别的地方追忆我的父亲，而不是回忆其他任何人。如果我再次遇到以前我和他（也只有我和他）一同遇到的线索，那么，他的样子会在我的记忆中慢慢清晰起来。如果这种现象会发生，就会在这一刻发生，在这个风吹得我的眼都睁不开的场景中发生。水面上泛着光。欧希岛是远处一个神秘的、人迹罕至的地方。一些水鸟在银白色的河口竞逐、嬉戏。墨绿色的泥滩散发着重重的油味。一切的一切，都各归原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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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还没有以任何平常的方式知晓记忆之前，我先感觉到了记忆。我从海布里奇盆地出发时的那种在时光中迷失的、穿越的感觉，已经变成了一种脆弱的感觉，让我不得不承认人类的渺小。我感到像孩子一样的感觉，要从一个受控制的、组织有序的王国中迅速地抓住短短几小时的时光，以便面对这个阴冷、宏大的世界。我一直在努力地思考，试图将这两种现实融为一体，但实际上，我应当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在某些情况下，情绪状态可以像景观那样，强烈地勾起我们的情景记忆。如果我在检索记忆那一刻的感觉与我在编码记忆时的感觉能够匹配起来，那么我便能解锁这种记忆。假如那些线索是一致的，即使它们是纯粹的情绪线索，回忆也将随之而来。我以独特的方式产生的感觉，将“护送”着我回到那个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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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不确定是什么勾起了回忆。我觉得是感觉，但那种感觉反而是由感官背景触发的：水面上的光、水鸟、泥滩的气味。我只知道，我现在又回到11岁，或者10岁，或者12岁了。同样的那艘棕色的平底货船，从我的视线中飘过。我在想象，如果借一条小船划到欧希岛去，会是怎样的感觉。我读过《燕子号与亚马逊号》（Swallows and Amazons），黑水河的那些小溪和水渠已经被我绘进了脑海之中，并且当我抓起一些彩色的签字笔，随便从最底下的抽屉里找几张废纸来快速勾画时，我发现那是父亲不想被人知道的商业信件的复印件。我把我那些作了防水处理、准备让它伴随我冒险的手绘图表放到一个塑料的文件夹中，那是我从文具柜中拿来的。一天早晨，我们站在厨房里，一同做三明治：一块是蔬菜三明治，一块是酸制酵母三明治，还做了一些薄薄的切达干酪，等等。几十年之后，父亲已经离开这个世界，我给他做了同样的这些三明治，但这一次，我切掉了面包皮。在记忆的深处，还有一种记忆延伸到未来，与其他记忆融合起来，然后再度形成一种循环。父亲就坐在我身边，从身边掏出各种各样的食物，准备和我野餐。我感受到他的存在，感受到和他在一起时那种有趣的摇晃，尽管我实际上并没有感觉到他。他没有说话。在我们漫步的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沉默着，听着风呼啸而过，倾听鸟儿在空中悲鸣，仔细聆听我们自己呼吸的声音。就好比父亲想教我思考我们谈话之间的间隔，而不是谈话本身。要做到沉默，便要像父亲经常做的那样，深不可测地关闭自己的感情闸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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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说，我在其他的回忆中听不到父亲的声音。尽管我不可能逐字逐句地记住他说过的话，但我记得他说过的要点。那些充满情绪的事情，那些造成了尴尬局面的表达，以及那些表现了他或者我的脆弱的言行举止。一次，父亲和我在丹伯里湖的时候，他明显面带焦虑地告诉我，他有一笔大买卖，必须在第二天做成。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在我的寄宿学校的停车场，我正准备下车时，父亲温和地询问我有没有在学校里受人欺负。还有一天，他和我沿着水渠散步，略带困窘但适当地回答了我关于性的所有问题。不过，在高德汉格村，我记得的只有沉默。在我必须回学校之前，我们有五个小时的时间可以用来散步。这么长的时间，足够我们探讨所有需要探讨的事情，也足够我们突然调转话题，谈论一些禁忌的话题，以揭开可以解释一切的真相，不是吗？不论我们可谈的话题是什么，我们都没有谈。我们都对沉默感到很舒服。沉默意味着没有语言的压力，不论真正的说话还是期待的说话，都不用说。我们可以更加容易地触及自己内心的灵魂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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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挂在脖子上的双筒望远镜很沉。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其实，父亲的这副望远镜既时尚又轻巧，有着新相机的那种塑料气味。如果对着光线看，望远镜的大镜头会闪出略带紫色的光。我还会非常小心地把望远镜的两个塑料镜头盖安全地存放在猪皮盒子之中。我的嘴里有一股咖啡的味道。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喝的咖啡，但我真的开始喝了。水面泛起的光，美丽而易逝。一些难以名状的东西在紧紧地揪着我的心。我看到鸟儿在水面上急速飞行，我想努力记住它们的名字。青足鹬、红脚鹬、鹡鸰科的鸟、鸊鷉科的鸟，我应该知道它们的名字，每一种都应该知道；我的观鸟者清单中有它们的图片，而且我已经把它们全都用记号标出来了，但我手边没有观鸟者清单，也没有望远镜。我已经忘记了一切，甚至是一切事实。我可以品尝咖啡，但它的味道清淡而普通，而我一生都在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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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类橡胶圈或轮胎多用于使船只能够平稳靠岸——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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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碎片：我们如何构建自己的过去 第6章 需要协商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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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雅典娜7岁时，我们回到悉尼，重新游览了她在3岁那年的假期已经熟悉了的一些地方。我以为对她来说，最能勾起回忆的一些提示线索，比如悉尼海港大桥和悉尼歌剧院的壮观景象等，实际上却几乎没能让她联想起过去的情景。相反，雅典娜回忆了一些奇怪的、琐碎的细节：我们去蓝山山脉旅行时，在她自己住的酒店房间，她发现一扇连通门打不开了，原来是被暖气片挡住了；有一个下午，我们去海滩玩，结果她把巧克力冰激凌弄得满身都是。我记得当家人告诉我关于女儿的这些时，我在想，这些古怪的记忆碎片，马上就会被雅典娜遗忘了。它们很惹人喜欢，令人无法预测，而且透露了我和女儿之间的距离。它们还告诉我，她在以不同的方式解读自己的经历，对我来说重要的事情，对她来说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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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诗人柯勒律治（Coleridge）称它们为“没有价值的稻草”，并且对下面这个事实感到遗憾：这些碎片“应当随风飘浮，而那些珍贵的记忆，也就是比戈尔康达[1]和墨西哥的所有金矿都珍贵一万倍的记忆，应当由不知名的港湾吸收到某些无人知晓的深渊中去。”当然，碎片记忆并非一文不值；我们大多数人十分珍惜，尽管有时候难以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相信弗洛伊德学说的人可能告诉你，这些无伤大雅的画面是“屏蔽记忆”，用来屏蔽关于我们早期人生的痛苦的真相。例如，我那段推着玩具叉车的记忆，可能就是我早期的精神性欲中某个被压抑的片刻的屏蔽记忆。现代大多数记忆研究人员会低估这种解读。他们坚称，早期的记忆之所以是碎片式的，是因为它们还没有机会整合到一个有组织的记忆系统中去。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对于这一点，原因是多方面的；在自传体记忆开始运转起来之前，需要准备好许多系统。但即使是柯勒律治的“没有价值的稻草”的说法，也能给我们提供一些观察各种因素的线索，那些因素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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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说的关于7岁的雅典娜对悉尼的记忆的事情，正是记忆研究人员一直在探讨的。这些时刻之所以被组织起来，因为它们自始至终是和其他那些听说过这些事情的人们交谈的主题。暖气片挡住了连接门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到澳大利亚看望雅典娜的外公外婆期间，他们带着她到了蓝山山脉，而我去了别的地方。冰激凌的事情，是我们全家到德威去远足时发生的，那里是悉尼北部的一片海滩。对这些有趣的事件，我们可能在闲聊的时候多次说起过（正如许多更加令人伤痛的事件一样），因此，雅典娜有许多机会将它们整合到记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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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孩子们愿意谈起他们很小时候发生的事情。例如，雅典娜还在蹒跚学步时，就提到过在她的生命中很久远的过去发生的事情。18个月大的时候，她在一次打电话给妈妈时，向妈妈准确地回忆了几星期前去看望她的教父瑞特的情形。她似乎对自己在火车上向瑞特告别时的情景尤其记忆深刻，她当时说，“瑞特—火车—再见！”在那之后的两个月，雅典娜仍在念叨着教父随身带着的、挂有一只绒毛鸭的帆布背包。有一次，在她快睡觉时，我们问她想看什么书，她说道：“哔啵！”指的是她最喜欢看的一本纸板书。随后，她告诉我们：“书打到脸了。”原来她是在回忆两个月前发生的一件事，她当时手里拿着那本纸板书，不小心跌了一跤，脸刚好碰到书上，摔得很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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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系统的研究，支持着这些轶事趣闻般的观察。研究人员发现，对大多数孩子来讲，第一次引用自己的往事，通常发生在大约1岁半以后。2岁的孩子能够简单地回答父母对过去发生事情的提问。在适当的支持下，他们可以追忆自己生命中久远的事情（大约半岁甚至不到半岁的时候）。这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悖论：即使孩子们还没能正确地记住往事，他们也愿意谈论往事。他们也许出现遗忘的现象，但在谈论过去的事情时，他们不会害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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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更加仔细地研究自传体记忆的运行时，上面的这条悖论似乎又不那么自相矛盾了。学步儿童不存在遗忘；如果能够以那种方式描述的话，他们的问题在于：在组织自己的自传体知识的时候还不够熟练。如今，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种组织能力的提升，实际上是社交过程的一部分。人们曾对孩子与父母之间进行关于往事的交谈开展过一系列研究，得出了一些最显著的成果。例如，父母亲在那些交谈中采用的方法各不相同，有些父母通过提供一些导向性的信息，抓住机会详细阐述交谈的主题，比如关于位置和交谈中涉及的人物细节等，然后评估那些信息，并强调发生的事情在情绪上的重要性。另一些在交谈中不那么煞费苦心的父母，往往更注重事实。反过来，如果孩子的父母是前面的那种，也就是会抓住机会详细阐述交谈主题的父母，那么，在儿童期的稍晚时期进行测试时，与后面那种父母的孩子相比，这些孩子往往能够更加细致地讲述他们自己的记忆。最近一项研究表明，父母在交谈中煞费苦心地详细阐述，对孩子产生的效应可能是持久的。在幼儿园时期，如果老师和家长采用这种详细阐述的谈话风格，这些孩子往往比那些只是反复强调事实细节的父母们的孩子，能够产生更早一些的记忆。父母和孩子进行某种特定的交谈，似乎可以将孩子的过去更深地镌刻在他们的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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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孩子每天晚上睡觉之前，莉齐和我经常试一试这种方法。孩子们还不到5岁时，往往能够进行自己的自传式叙述。对西方的孩子来讲，经常在父母的支持下进行这种交谈，是很常见的事情。我们和孩子们玩一个叫作“今天做了什么”的游戏。在孩子们睡觉之前，和他们探讨一天中发生的事情，并鼓励孩子在叙述中提供一些细节。这是一个社交的过程，在我们的帮助下，孩子们的记忆得到深化。从某个方面来讲，这是另一个版本的讲故事时间，但我们经常为自己讲一些关于我们自己的故事。这是我们创造家庭神话故事过程的一部分，同时，也确保我们能记住那些匆匆逝去的岁月中的点点滴滴。即使是现在，孩子依然觉得，如果偶尔举行这样的仪式，会感到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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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孩子记住过去，你要讲一个关于过去的故事。在他们回忆那种记忆的过程中，你需要再讲故事。并不一定总要讲同一个故事，因为讲故事的人并不会总想达到同样的目的。记忆要与当前的需要相一致，同时，还要尽可能使已经发生的事实保持真实。在讲故事的过程中，要融入新的观点，包括那些可能与最初的故事没有任何关系的信息。孩子们的故事讲得越好，记忆也就越牢固。但是，他们的记忆系统更有可能受到扭曲的影响，因为那个系统可能会掺入其他的事实，并且让孩子们觉得，那些掺入的事实就是那种记忆中的一部分。正如弗吉尼亚·伍尔芙指出的那样，一些涉及早期的片段记忆的事情，是格外纯真的，这些碎片记忆是从那些最终在他们脑海中会慢慢淡化的主体信息中分离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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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记忆变得越来越有条理，它也变得越来越可靠。记忆的痕迹越深，也就越能与其他记忆区分开来，而且也越有可能和其他那些关于自我的信息整合在一起。这些特点会越发突出，使得记忆成为人们自身的体验中显著的、持续的一部分。类似这样高质量的记忆，和其他的信息来源更好地整合在一起，也就越容易回忆起来。但自相矛盾的是，它们也有更大的可能与实际上已经发生的事情脱节。随着记忆给这个世界留下更多碎片和没有整合的情绪，它会越来越容易受到扭曲的影响。如果有更多的记忆变得井井有条，那么，它们也就变得越来越飘忽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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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菲利普总是说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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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儿子艾萨克正在网上买东西。他从假期里得到的零花钱中节省一些下来，购买了一个新的任天堂游戏，我想帮他算一算，如果只有几个星期的零花钱，是不是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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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大姐姐开始掰着手指，问自己三个问题：“我想买吗？”“我需要买吗？”以及“我买得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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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确定我的父亲买东西的时候，是不是总要满足这三个条件。但他给孩子们分发零钱时所秉持的准则，已经成为孩子们自己决策过程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大多数时候，只要孩子们有需要，他都会尽量满足。孩子们知道，这是他的准则之一。他去世十多年了，没来得及见到他的孙辈们出生，包括雅典娜和艾萨克，以及他们两人的表姐妹露西和安娜贝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想知道，这些孩子要怎么去了解他，我自己要怎么谈论他，以及对一个已不在世上的人的记忆进行谈判，要怎样来分清对和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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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他的记忆并不是那么栩栩如生。作为家人，我们和他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留下的照片也不多。父亲去世时，数码照片和视频还没有普及。和我的孩子谈论他们爷爷的有趣发音，意味着对他们来说，爷爷比照片中的形象变得更真实。这使得孩子们能够了解爷爷的一些生活片段，以便将他融入他们的世界观中去。关于我父亲在酒店和餐馆中一些义愤填膺行为的故事，以及他在想喝酒时耍的一些不易察觉的小伎俩，让孩子们觉得他的形象变得更加真实。我想让孩子们记住这个充满深情、稍显脆弱、时而固执己见的人，即使他们并没有同时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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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确定，这是一种没有害处的想法。对已过去的事情的悲伤和懊悔，以及对已实现的目的的自豪和喜悦，所有这些情绪交织在一起，有助于我去弥合代际之间已经断裂的情结。我想，我不是唯一一个试图在孩子们心中植入他们已故祖父母的记忆的父亲，或者更悲伤的是，植入对已故的父亲、母亲或兄弟姐妹的记忆。但我感到有些不安。我在主动操纵着他们对往事的回忆，篡改着已经随风飘散的过往岁月，对这些，我本应什么都不做的。在父母们必须做出的所有阴暗选择之中，很少有人研究过这样的选择。即使能够以此种方式在孩子们心头植入一种记忆，那么，它应当是什么样的呢？是真诚的、不加丝毫掩饰的描述，让逝者在孩子们心中留下不完美的形象吗？另一些对已故家人的遐想，可能太过美好，因而显得不真实：在模糊的记忆中，太多的时候，奶奶们只会紧紧地抱住孩子们，然后烘出精致的蛋糕。在依恋研究中，以这种方法来将过去的关系浪漫化，其实是掩藏那些关系出现重大失误的一个标志。在我们回忆已经故去的人们时，诚实似乎是最健康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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